英国《卫报》3月16日文章，原题：应该摒弃“大学没有精英色彩”的想法吗 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称不上友好。在2021年10月的“国家保守主义”大会上，副总统万斯直指美国大学为“敌人”，并指控它们代表文化精英主义、推行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并且无法培养符合劳动市场需求的学生。
近期，特朗普支持向大学捐赠基金征税，并提议废除负责联邦佩尔助学金和大部分联邦学生贷款项目的教育部。在其背后的众多理由中，“大学是精英的游乐场”的说法尤为常见，但同时也颇具矛盾之处。这一论调是共和党为了重塑自身形象，让自己成为工人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的捍卫者，与所谓进步主义建制派对立。然而，攻击高等教育的“反精英”立场却显得颇为吊诡。
首先，特朗普和万斯本人都毕业于常春藤联盟院校，他们实际上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等级体系，而非打破它。更让人困惑的是，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常春藤盟校，而这些学校虽然的确主要服务精英阶层，但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比例极小。其本科生总人数仅约6万，不足全美本科生总数的0.5%。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高等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最有效的社会流动引擎之一。它们本应是对抗财富与世袭特权所构成的“人造贵族制度”的天然解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倡导在弗吉尼亚州建立一所公立大学，他主张：“大自然赋予贫富阶层的才华是平等的，而自由的教育能使其变得值得托付，并有能力捍卫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虽然杰斐逊所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最初仅接收白人男性，但他推动消除“财富门槛”本身已是重大进步。
此后的高等教育扩展，逐步涵盖了原本被排除在外的群体。19世纪上半叶，女子学院的兴起改善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最终促成二战后美国传统男子学院向女性开放。同样，历史上的黑人院校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代研究也证实了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出生于最底层收入家庭的孩子如果上大学，进入最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要比未上大学者高4倍。
当然，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社会流动的问题。低收入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比例远低于富裕家庭的学生，而他们在最能提升收入水平的中等排名高校中的入学率，在过去20年间反而有所下降。
面对这一问题，解决方案应是增加而非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然而，新一届政府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精英主义”问题。相反，其真实目标，可能是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分裂，而不是推动平等。要看穿这一政治操弄，我们需要分清真正值得关注的“精英权力问题”和那些打击高等教育、削弱社会流动的政策。高等教育一直以来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推力，而非敌人。（作者卡洛·因弗尼齐-阿切蒂，刘雅婷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