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今天我坐在这里，内心深感惶恐。我13年前离开故乡楠溪江，到荒无人烟的皖北服役，其间很少涉猎文字。对于故乡各位文坛前辈的作品，我自认只有学习的份、拜读的份、欣赏的份。承蒙陈老师看重，让我对他最近杀青的《徐定超》做些校对的事情，并特意嘱咐一定要说几句。我惶恐之余，唯有恭敬不如从命，不足和冒犯之处，请各位前辈多多海涵。
《民国·泰坦尼克号》《温州都督》《普济轮》，还是《徐定超》？曾经为这部人物传记是否该有一个更为贴切的题目而略为犯难过的作者，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当一部作品被从浑然的生活中剥离出来，或者当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时，为其命名是非常不易的，而且，即使是命名了，也难以保证精确、完整地传达其要意。
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这一书名出自莎士比亚的诗句——竭力暗示和象征着文章题旨的几个字似乎有待沙翁的特别注释才会更确切一些。而李商隐和许多别的中国古代诗人更是经常以“无题”来为其诗作命名。这些都并非是什么文学问题，但以下几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一个标题基本上无法充分地说明作品，一部作品是不可以通过解读题目而获得理解的，另外，任何作品的标题都不应该像谜语一样。
之所以这么“借题发挥”，是因为我们已经太多地感到今天写作者们在“命名”一件作品时的重复和贫乏。许多作品的标题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些在句法与构词方面如出一辙，还有的根本就不正确，文不对题。这与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正常的“命名”之困难还不能在同一层面上讨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对自己作品标题敷衍了事或是无能为力的人，他的作品其实也是大可怀疑的，他的创造力不可能在作品与标题之间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徐定超》，这个终归也是出自某个似曾相识的思路和灵感的题目，与其“命名”之下的作品的实际，是大体上相符的。作者介绍徐定超生平事迹，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在普济轮遇难的生死关头，徐定超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期，徐定超受命温州都督，三天内就抓捕匪首王岩昌；直至徐定超卸任不卸心，在温州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面前，救千名百姓于生死一刻，这些事迹经由徐家后代的口，通过作者的笔，逐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徐定超忧国爱民、清正廉洁、睿智镇定的丰满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
而且作者一开始就流露出了要将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与当代中国的大背景、楠溪江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的风俗习气、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和社会更替期的时尚风气协调统一的雄心，实际上也部分地做到了。这是对很多人视为畏途的一个虚假悖论的小小挑战，那个悖论是：文学需要完全自由地吐露与表达，而社会的“文化”本身和使命本身又似乎要求人们对有些情况必须有所保留。许多人无力面对社会题材，特别是无力面对当下社会现实这一巨大的“泛本文”，联想到作者其他三部长篇《宦海孤帆》《海难》《圆月》，对于已经成为遁词的这些说法的纠正，陈老师首先所做的是，使其笔下的人物都具有真实的内心，并且是自然流露的和人性化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不露痕迹的细节，让人性得以发扬光大，让人物有血有肉，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真实而动人。举个简单的例子，文中两次写到徐定超的夫人胡德淑要求与其同床温存，遭拒之后，怄气地转背而睡。这让花甲之年的徐夫人渴望温爱的正常心理、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刻画得滴水映天，也把徐定超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折射得光彩照人。凡此种种，文章成为某种情势下的“定格”影像了，这和它在被“命名”时的美中不足是一样的。
在校对的过程中，我看到陈老师在第二章第四节批注：“此节写徐定超临危不惊、视死如归，需要加强详写。”我个人觉得，可以详写，但不能勉强。同样是描述历史事件、人物形象的《三个火枪手》，全篇没有一处大段大段冗长的描写，有的只是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描写和一连串精妙的对话。我们看张爱玲、卡夫卡、春上村树，就更能清楚文章之好在于思想的真、内容的精、文字的美。陈老师的作品做得相当好。
陈老师要我着重找问题。我觉得作品还可以写写徐定超的缺点。人总是有不足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不必过于美化。另外有个小问题是，文中部分内容有点重复。比如第一章第三节金玉奴哭诉身世和第二章第三节叙述金玉奴身世的段落，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叙述徐母金氏带着自己的创伤医治儿子的创伤那两段。
路遥写黄土高原震动文坛，莫言写东北高密乡出名，阎连科写河南耙耧山脉，陈继达写浙江楠溪江山水。作家的母题都是在翻晒自己童年的记忆。我在此向陈老师学习致敬！
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各位老师！
陈继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永嘉县作协主席。出版过长篇小说《宦海孤帆》《圆月》《海难》，散文集《山水·人生》《梦笔斋夜话》、诗词集《梦笔斋诗词选》，纪实文字《我的文学梦》。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表《布衣县长》《快乐山村》《一位农民画家的创业史》等。
注：2009年，应陈继达老师邀请，为他杀青的《徐定超传》写一点个人想法，便成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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