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声的历史，与被误解的朋克神话

2015年，在 VOX 官方微信账号在十周年纪念的推送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说 VOX 是一个漂流的岛屿，那么国内独立音乐大环境就是 VOX 这个岛所置身的大洋。十年内，岛在漂流，缓慢地影响所经之处。”

十年后的3月28日，恰逢 VOX 的20周年纪念，BIE别的音乐与 Marshall 共同呈现的 Woodsnake 2025 特别巡回专场即将来到武汉这座老牌独立音乐重镇。

3月28日 20:00

VOX LIV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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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出到来之前，我们联系到了武汉 VOX Livehouse 的主理人朱宁和武汉独立厂牌野生唱片的负责人李珂，一起聊了聊他们眼里的武汉，以及这座城市的音乐场景。

别的音乐（别）：很多乐迷朋友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还停留昔日的文本资料里，可以向没来过朋友介绍一下武汉吗？

朱宁: 这是让两个不是武汉的人来介绍武汉。

李珂：我们都不是武汉人。但我觉得这也可以吧，就是从这种外来人的角度来看，可能跟武汉本地人的视角会不一样。

如果大家只是作为游客来玩的话，那就建议在武汉非常短的春秋季节来：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下旬。这个阶段气候会舒适一点，武汉江多湖多风景好，也很容易找到人少舒服的地方；好吃的也是这个时间段比较多，武汉的虾、螃蟹和藕都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真正深入了解武汉这个城市的话，我建议你在最热和最冷的时候来——我个人是用这两种天气来定义武汉的——夏天潮湿酷热，出门就会有一种在桑拿房里的感觉；冬天就特别阴冷。这也是这座城市的真实性格。

浪味仙贝《东湖游泳》

对于生活在武汉的人们来说，东湖有着特殊的意义。

朱宁: 我觉得武汉最有特点的地方可能还是东湖，我们自己也会经常去。特别是前些年东湖还没有规划成现在这样，那时很多人都会去东湖里游野泳。基本上可以下水的地方就会有人游，但现在好像不那么容易了。尽管如此，东湖在武汉还是非常值得去的。

李珂: 东湖现在也可以下水，只要你没被人逮着就行。东湖那么大，他们没有办法到处看着你。

别：初到武汉时，你对这个城市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朱宁： 我来的时间比较早一点，我是96年来的武汉。那时候武汉很乱，我住的汉正街可以说是我看过、去过武汉所有地方里面最脏乱差的——毕竟它是一个全国有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吴维（生命之饼乐队主唱）家楼下就有很多卖旧货和二手服装的地方，2000年左右的时候，所有到武汉来演出的乐队，演完必去逛旧货市场，因为可以淘到很多皮衣牛仔裤甚至马丁靴。我那时候对武汉的旧货市场印象深刻，但现在几乎都没有了。

别：武汉的独立音乐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兴起的？

朱宁： 在我的印象当中，96年我来到武汉的时候，其实武汉几乎没有什么乐队，大概同一时期可能有那么一两支，但因为没有演出的地方，平时大家相互认识的就聚在排练房里玩一下。我们开始做“生命之饼”也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支叫“同志乐队”的，我们后来还和他们一起演出过。那个时候信息流通没那么方便，大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没演出也很难认识新朋友。

后来我们自己也组织过一些演出，自己贴海报。1996年底，武汉的一个广播电台和琴行联合办了一场演出，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武汉还有别的乐队。但基本上都是跑场、翻唱的居多，只有生命之饼和同志乐队是演自己的歌。

别：这算是武汉“朋克之都”的故事起源吧？江湖传言说武汉当年有过一万支朋克乐队……？

朱宁： 当时玩朋克的乐队相对多一点，但整体数量并不多，大概十几个人组了六七支乐队，人员不断流动，就给人一种武汉朋克乐队很多的错觉。那时武汉演出很少，在长沙和广州还有一些玩乐队的朋友，我们也会去那边演出。

当时王磊在南方很有名，他在广州开了一间叫“Unplugged”的酒吧，所以我们几个武汉乐队就去广州演出，大概是98、99年的时候。正好那时邱大立、颜峻、彭洪武、张晓舟还有上海的孙孟晋，这些早期的乐评人经常会写一些关于演出和乐队的文章刊登在《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这些音乐杂志里，当年喜欢摇滚乐的人几乎都会看这些，也有过几篇关于“武汉朋克”的专题报道，后来我们在武汉的朋友就用了这个名字做了一个网站。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给武汉留下了这么一个“朋克城市”的印象。其实当时武汉还有一些其他风格的乐队，比如达达，但他们那时可能不像我们这么活跃，演出相对少一些。

一张关于武汉朋克的著名海报

李珂： “一万支朋克乐队”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我自己曾经有一个乐队叫“一万个朋克乐队闪瞎你的狗眼”，现在没玩了。当时乐队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好像武汉有很多朋克乐队。但现在我觉得很难再从这种朋克的角度去讲武汉了，因为武汉现在代表性的乐队和新乐队可能大多数受过朋克音乐的影响，但是跟武汉朋克没太大关系。

以前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强烈的印象呢？其实还是因为匮乏，因为早年间全国加起来也没多少乐队，刚好早期第一批武汉朋克乐队行动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起到的影响力就更显著一些。实际上从数量上来讲的话，最多也就二三十个人，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事情流传这么多年，我觉得其实是在消费刻板印象和以前的名头，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别：VOX 是怎样诞生的？

朱宁： 2001年，我从“生命之饼”离队后回到武汉，当时也认识很多其他城市玩乐队的朋友，我就想自己组织一些演出，并给这个计划起名为“VOX”。当时没有什么厂牌的概念，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办演出的名字，那时我们自己做了一面 VOX 的旗子，在哪里办演出就把那个旗子挂在哪里。

2002年，我们找到一个教堂，才真正开始自己做场地，就是最初的 VOX。那个时候啥都不懂，根本不懂经营，就想着能有个地方演出就行。我们刚开业的时候，第一场演出是舌头乐队，当时来了600多人，我们很兴奋，以为做 livehouse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很快发现不是，六个月不到就关门了，那几个月我们大概做了100多场演出。

2015年，VOX 十周年纪念海报

后来到了04年，武汉的法领馆邀请我的乐队去参加敦刻尔克音乐节和欧洲巡演，那次法国之行为我打开了眼界，我了解到要运营一个场地需要了解什么、学习什么……于是05年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把 VOX 开起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希望 VOX 不仅是一个演出场地，也在探索如何让音乐场景可持续发展，包括录音、教育、推广等。我们其实没太在意时间，从2005年重启开始计算到现在是20年，实际算起来，VOX 这个品牌的时间要更久。

别：讲讲 VOX 旗下的唱片厂牌吧，创办“野生唱片”的契机是什么？

朱宁： 好像是在2012年，我们跟法领馆合作完中法音乐节之后，因为波尔多和武汉是友好城市，他们就邀请李珂和我去法国波尔多访问，那次让我感触很深。有了当地成熟的音乐生态作为参照，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他们那边有录音、排练、培训、场地，以及自己的运营和制作团队。在深入思考之后，我也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如果只做演出场地，我们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因为只要有资金的支持，谁都可以开一个 livehouse。但实际上，音乐场景真正的核心在于内容的创造：开场地的速度永远比乐队成长的速度快。

武汉有很多大学生，年轻人群体让武汉成为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仅仅放在演出这一件事上，巡演乐队今天演完明天走，其实是留不下东西的——这并不能代表这个城市的音乐环境有多好。在演出和场地之外，我们能够把精力投入到内容的搭建上，去影响和改善这个城市本身的音乐环境和氛围，才能走得更远。甚至就算没有乐队来巡演，这个城市本土的音乐生态也可以对场地本身形成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做厂牌的过程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学习和锻炼，更了解音乐行业，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观众和音乐人。

所以，我们从2013年开始筹备野生唱片，2014年正式启动。希望能够帮助本地乐队更系统地发展，提供录音、发行、巡演等支持，让武汉的音乐生态更加完整。

野生唱片现已发行21张专辑/EP

李珂： 其实野生唱片的成立挺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刻意的规划。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做“武汉之声”，那时候就是做一些录音，发一些本地的合辑。后来刚好有几个乐队要发专辑，但没人给他们发，我们自己又有录音的能力，那干脆就自己搞个厂牌，把这些乐队的音乐发出来，也就这么成立了。

整个过程还挺 DIY 的。到现在我们依然是这种思路——遇到事情觉得能自己搞，那就自己搞了，也不会去找别人。最开始野生唱片发的专辑基本上都是武汉本地的乐队，比如 Chinese Football、越轨等等，这些乐队其实之前都收录在“武汉之声”里，我们也比较喜欢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作品也够成熟、歌曲够多，所以就发了。后来我们还发过湖南的乐队 WWW，朱宁现在也在这个乐队。

野生唱片最新发行，浪味仙贝《OUCH！》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摸索，做着做着才开始琢磨厂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们发现，野生唱片更像是一个“好朋友俱乐部”。我们最早签的乐队，基本上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这种模式更容易维持长期的合作，大家在理念和审美上更一致，沟通起来也顺畅。

当然，我们也尝试过签一些更远的、只是因为音乐而合作的乐队。但有时候因为距离太远，或者彼此的想法不够一致，可能合作个两三年、出了一两张专辑之后，乐队就会选择自己去做别的事情。这种情况很正常，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到底应该做什么？经济上来讲，你没办法提供什么特别的保障，那审美上的一致性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只是因为某个风格火了、某个乐队势头大了就去签他们，那这个合作的基础就完全是市场导向的：一旦市场变了，乐队也可能就走了。

别：如今的武汉独立音乐还保持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吗？

李珂： 其实现在很难说音乐有特别明显的地域性了。过去，武汉的朋克乐队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乐队本来就少，而武汉的那批人行动力又强，愿意去外地演出，愿意折腾，所以才有了“武汉朋克”的印象。但现在互联网时代火起来的音乐人，比如陈粒、比如房东的猫，没有人在乎他们是哪里的音乐人；音乐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多是线上而不是面对面地交流，社群是跨地域的。很多新乐队的音乐风格，不一定受武汉本地影响，可能更多是来自全球化的音乐流行趋势。

朱宁： 现在独立音乐的地域属性是越来越模糊的，以前一说中国摇滚乐，全国各地玩乐队的都在往北京跑，现在这种全国遍地开花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才是正常的。

别：作为 livehouse 经营者和独立厂牌主理人，你们认为现在的音乐生态面临着哪些实际问题呢？

李珂：最大的区别就是成本变高了。livehouse 市场的变化也很明显，以前600人的场地足够大，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乐队。但现在一些乐队可以卖一两千张票，那他们自然会选择更大的场地，因为这样单次劳动的收益更高，这就会倒逼场地去调整自己的空间规模。

但是对于小乐队来说，出来演出太贵了，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办法承担：一场演出下来，场地加交通住宿成本可能就得一万多块；如果做一场十站的巡演，成本就得十来万。再加上乐队制作的要求也在提高，现在很多演出带舞美、制作团队，整个行业都在向更高成本、更大制作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场地的设备、人员配备、其他所有东西的成本就都卷上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服务那种50个观众的演出了。

野声社区演出现场

很多乐队没办法去负担这种大型场地的成本，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那么多观众，所以这也为小型场地提供了生存空间。我自己也做了一个150人的小场地叫“野声社区”，希望年轻乐队多演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演出以后就没有乐队了，那大场地也就没用了。现在好多城市开始出现更多适合新乐队演出的小型空间，这对整个音乐生态来说是好事。

野声社区发起的系列演出

别：对比过去和现在，武汉的独立音乐文化和音乐场景有哪些变化？

李珂：现在的音乐场景消费属性比较强，早期那种影响我们去做音乐的场景反而被压缩了。早些年我们玩音乐的环境，大家是带着创造和表达的欲望来的，而现在很多时候大家更像是消费者，消费独立音乐或者摇滚乐的概念，为自己换取一些东西，却没有给文化本身带来什么新东西。因为它有一些外部因素助推你的市场，市场膨胀得快，自然很难保持初期的这种场景重现，或者是这种纯粹性。但是这个东西它不可能一直这样，一旦它辐射到了更大的群体，就总会有人讨厌这么干，因为摇滚乐的本质就是反对这些，新的场景也会自然诞生，我觉得是就是另一种循环往复：年轻人总会讨厌大哥，然后他就会去干自己的事。

朱宁： 作为场地经营者，我们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环境变化，更多时候想的是怎样做好自己最应该去做的那部分工作，把每一次演出做好，更好地面向音乐人和观众，为音乐创造一个更好的呈现和发展方式。现在很多观众已经从当年看演出或玩乐队的大学生变成了带孩子来看演出的父母，未来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再次进入这个场景，成为一个演奏乐器或者看现场演出的人。就像过去的朋克乐队，我们当时可能也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时代变了，风格和观众群体也会跟着变。这其实是很普通的事情，就像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一样，这样的场景就是一个理想的正常现象。

现场阵容

噶恰噶恰 gachagacha

Chinese Football 成员曾经的 Side Project 之一，听说用拟声词做名字会显得很可爱，在排除了刺溜刺溜、咕叽咕叽、啾咪啾咪后，决定从此就叫噶恰噶恰（Gacha Gacha）。这个诞生于徐波家中的 bedroom pop 计划，经过变化多端的乐队成员，现场将带来充满能量的吉他摇滚独立流行歌。简简单单，清新脱俗，现场愉悦，欢迎观赏。徐波（vo.& gt.）李立鑫（ba.）冯浛（gt.）郑紫莉（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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