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开篇，我先给你简单阎长贵，这样方便你更好的阅读我的这篇文章。
阎长贵：
山东聊城人，1961年毕业于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师从关锋，后在戚本禹的推荐之下，于1967年1月正式成为钓鱼台11号楼的首个机要秘书。1968年的1月，因为受到关锋和戚本禹的牵累，他也从11号楼搬去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度过了七年半的岁月后，被送去常德西洞庭湖农场劳动了五年，于1980年的3月，返回北京，回到了老单位《红旗》杂志社工作，担任编辑职务。
阎长贵先生以84岁高龄，于2021年的6月10号去世。
从监狱到农场
在阎长贵的回忆录里，农场最动人的不是数据，而是人情。
1975年，这一年的5月22号，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秦城监狱。
“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去劳动，等待最后的结论出来”
这个消息对于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的阎长贵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的心情格外的激动、兴奋。
第二天，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原本允许他可以在北京先待上一周的时间，但是阎长贵在北京没有家。1961年，他从人大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单位给安排了宿舍。后来，他又调去了钓鱼台工作，那边也有安排住的地方。
他的家远在山东，出来后，阎长贵在偌大的北京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只能是去《红旗》杂志的员工宿舍，取一些个人的衣物和书籍。当年他被送去监狱的时候，去得仓促，也没给他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
“东西都让你儿子拿走了”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复他，还特意加了一句“他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
在阎长贵这个老父亲的眼里，儿子还是七年前的印象，如今得知儿子已经是个初中生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也泛上了心头。这时候，工作人员这才告诉他，要送他去的那个农场是湖南常德的西洞庭农场。对这个农场，阎长贵也没什么印象，很陌生。
坐上了绿皮火车，一路摇晃到了常德，来到了这西洞庭农场。
到了地，阎长贵压根没有心思做别的事，稍微安顿好以后，他立马就拿出笔和纸，写下了一封家书。将近八年的分别时间，他相恋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妻儿。在信纸上，他一笔一划的诉说着思念的情绪，时不时会停下来发呆，似乎那文字之间唤起了曾经美好的回忆。
如果能立马就见到父母、妻儿就好了.......就这么想着想着，眼角不自觉的滑下来泪水，滴在了信纸上。
他恨不得给这封家书插上一对翅膀，立马就能飞到山东老家。
等啊，盼啊，熬啊，就这么恍恍惚惚的过了约莫十天的时间，可算是等来了回信。
那信里的字迹略显幼稚，打眼一瞧就晓得是儿子的笔迹。如今儿子是个初中生，也能给他这个老父亲写信交流了。
在回信里，告知一家人都会来农场和他团聚。
又是一阵挠心的等啊、盼啊、熬啊，父亲、母亲、妻子、儿子来到了农场。那一晚，在小小的屋子里，一家人吃着不算好的伙食，原以为饭桌上会响起千言万语，没想到多年想要诉说的事，在饭桌上成了寻常的家话。
后来，父亲、母亲回去了山东老家，妻儿留在农场，陪着阎长贵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