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坤 郭佩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推动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更成为提升国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日本政府面临这一紧迫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数字社会愿景，旨在构建一个“每位国民都能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个性化需求、追求多样化幸福”的社会，展示了通过数字化重塑社会的决心。然而，在日本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既有值得肯定的成就，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情况为我国提供了对比参考。
一、日本最新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举措
日本的数字化战略转型始于2016年，这一年颁布的《促进公私数据利用基本法》标志着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变，开始注重数据应用和数字政府的建设。随后，在2021年和2023年，日本相继实施了“数字改革关联法”和“打造数字社会重点计划”，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数字改革“六法”联动
为加快数字化建设，日本政府于2021年5月推出了“数字改革关联法”，由六部法律组成，旨在通过法律框架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六部法律共同构建了数字社会的法律框架，涵盖了从基础建设到行政管理、信息保护及账户运营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法律体系，以保障数字社会的有序发展和安全运营。其中，《数字社会建设基本法》作为核心法律，目标是灵活利用数据建成数字社会，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的自由获取、共享和传输，并利用先进技术和电子记录推动各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提高国民生活幸福度。《数字厅设置法》则规定了数字厅的组织架构、任务分工和运作方式。作为专门的行政机构，数字厅负责协调各方资源，推动数字社会建设的落实，确保政策的统一和执行的有效性。《相关法律整理法》是一部“捆绑法”，整合和修订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形成了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将医疗、社保等多个国家服务与个人编号绑定。
此外，为推动地方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地方信息系统标准化法》率先提出了信息系统标准化的要求，确保各地在数字化建设中能够统一标准和规范，提高数据共享和系统互联互通的能力，从而提升数字社会的整体效率。而后两部《账户注册法》和《账户管理法》则分别针对数字平台上的账户注册和管理问题设立了规范。总体而言，这六部法律从制度设计、行政管理到技术支持，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法律框架，为推动数字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设数字厅，发挥“指挥塔”职能
日本数字厅于2021年9月1日依据《数字社会形成基本法》和《数字厅设置法》正式成立，成为推动日本数字化政策的核心机构。该机构直接由内阁总理大臣管辖，并设有数字大臣、专职副大臣和大臣政务官协助管理。作为数字政策的“指挥塔”，其职能涵盖制定和执行“实现数字社会的重点计划”，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系统，推广数字身份卡，制定数据使用标准，并推动国际上基于可信数据自由流动(DFFT)理念的合作。
数字厅内部不设传统的秘书处或司局，而是根据需要成立了战略组织组、国民服务组等4个工作组，并组建包括技术、架构和云服务在内的多专业团队，汇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人才，集中资源推进社会的数字化。为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数字厅设立了“数字社会推进会议”和“数字社会构想会议”两大决策机制。其中，“数字社会推进会议”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议长，负责协调各行政机构落实政策;“数字社会构想会议”则作为咨询平台，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听取多方意见，以确保数字化政策兼顾社会需求。数字厅的设立体现了日本政府将数字化转型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通过集中预算和权力，具备协调各部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确保数字化政策的高效推进。
(三)日本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发展数字贸易
基于数据自由流动与信任(DFFT)理念，日本致力于在隐私和安全的保障下，推动可信任国家间的数据自由流动，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和数字贸易发展。自2019年提出该理念以来，通过G7数字部长会议等平台积极推广，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配方面引领全球发展，并推动国际标准化共识的达成。2021年6月，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日本政府出台了《综合数据战略》，致力于从数据生态架构、数据信任体系以及数据跨境规则等关键领域，推进日本富有特色的数字化制度创新。该战略的基本理念是在确保信任和公益性的前提下，构建能够安心有效地使用数据的系统，使得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能够相互流动和利用。
此外，日本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与80余个成员共同推动电子商务规则制定，并通过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无纸化贸易、在线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减少数字贸易壁垒，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日本还与美国签署了《日美数字贸易协定》(USJDTA)，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取消数据本地化限制，并推动无障碍的电子交易。同时，与欧盟签署的《日欧数字伙伴协定》(DPA)则强调包容性、稳定性强且以人为本的数字化转型，共同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
二、日本推进数字化社会转型的主要挑战
在推进数字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日本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依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差异较大
在数字化教育领域，日本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教员培训不足等挑战。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23年度教育信息化调查结果，尽管整体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多项挑战。首先，地区间的差异十分显著。例如，东京和富山等地的互联网及校务系统普及率达到了100%，而岩手和青森的普及率仅为50.6%和54.8%，这种差异可能对教育的公平性和质量产生影响。其次，教育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情况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平均普及率为74.2%，而高知县仅为27.1%，这反映出部分地区数字安全意识有所欠缺，政策执行层面也存在不足。此外，教员参与培训的比例有所下降，平均为72.1%。这同样表明在一些地区，教员们未能获得足够的培训机会。
(二)老年人数字素养推广亟须加强
在日本，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迫切需要提升。由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他们在适应数字化生活方面遭遇了重重挑战。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被边缘化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尽管政府已经启动了“数字活用支援推进项目”，旨在通过“智能手机课堂”帮助老年人掌握必要的数字技能，但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数字技能培训主要在手机销售店等有限的场所进行，这使得那些不主动寻求帮助或对数字设备感到畏惧的老年人难以受益。而且，仅仅依赖短期的年度项目，无法满足老年人对数字技能持续学习的需求。此外，尽管总务省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但如何实现持续有效的推广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劳动者适应数字化转型仍面临困境
在劳动者再学习和技能提升方面，日本面临着显著的数字化挑战。首先，由于就业流动性低和长期雇佣制度的影响，员工往往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多年。这种稳定的工作关系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感，但也使得员工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学习新技能来获得薪资提升或职业发展的机会，从而降低了他们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的动机，阻碍了数字化素养的普及。其次，尽管日本企业的培训体系较为完善，但在提升数字技能方面的覆盖范围有限。当前，企业的在职培训和脱岗培训资源主要集中在年轻的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劳动者和年长员工获得这些机会的可能性较小。例如，调查数据显示，年轻的非正式劳动者中超过七成没有脱岗培训的机会，而45岁以上的正式员工中，也有超过一半未能获得在职培训。这表明，企业在推动员工数字化素养提升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对非正式劳动者和年长员工的支持不足，使得日本在整体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对比与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数字化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智慧城市的构建、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革新，还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应用与推广，都彰显了卓越的创新力和执行力。面向未来，我国应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比日本做法，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一)加强法制保障，完善数字化转型法律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坚实的法律基础。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字化进程中的各项活动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一方面，我国可参考日本的《官民数据灵活利用推进基本法》《IT基本法》和《数字社会形成基本法》，制定类似的数字化基础法，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性和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隐私和安全是重要的议题。我国可以在现有《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的基础上，尽快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数据共享、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规定，确保数据使用既能支持公共利益，也能保护个人隐私。再者，需要统一地方政府和各行业的数字化建设标准，推动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的无缝流通。
(二)优化数字化改革机制，强化跨部门协作
为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需要优化数字化改革机制，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新设立的国家数据局作为国家发改委下设机构在数据资源整合与数字经济规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有必要增强国家数据局统筹数字化政策制定和跨部门协作的能力。首先，应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赋予国家数据局全面整合各部门数字化政策的能力，确保政策协调一致。其次，建立跨部门协作平台，包括定期的联席会议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此外，可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和反馈机制，以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进行调整，实现更高质量的数字化发展。
(三)借鉴日本教训，实施数字普惠提升策略
鉴于日本在数字化公共治理中的挑战，我国可以从加快教育数字化、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增强劳动者适应力三方面推进数字化普惠进程。首先，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需加速，通过全国统一的教育数字平台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提供智能教学工具，以提升教学效果。此外，定期为教师提供数字素养培训，帮助其掌握信息化教学手段，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加强设备和网络支持，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其次，老年人数字素养推广亟待加强。为满足老年人需求，开发老年友好型数字平台，简化操作流程，增强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功能;同时在社区层面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帮助老年人熟悉智能手机、网上支付等应用，提升数字生活便利性，并在公共场所增设线下辅助服务，使老年人在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同时不被“边缘化”。最后，为应对劳动者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适应难题，加大职业技能的数字化再培训力度，帮助劳动者掌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增强其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闫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郭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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