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言
中东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陆海交汇枢纽，其地缘政治复杂性、能源安全关键性和文明交融特殊性，使其成为我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区域。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标志着中东进入“后美国秩序”下的动荡周期：叙利亚政权更迭、伊朗“抵抗之弧”崩溃、美以军事联盟强化、红海航道危机常态化等事件，构成“四重危机叠加”的复合型挑战。
但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加速“向东看”战略转向，沙特、阿联酋等国将“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深度融合，埃及、伊拉克等战后重建国家将我国视为发展核心伙伴。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过程，为我国高质量推动该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一、中东局势现状
（一）巴以冲突外溢阻碍地区经济贸易合作
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已演变为“七线作战”的复合型地缘危机。以色列以保障自身“绝对安全”为由，不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从最初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进攻，逐渐延伸至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以及伊朗本土，甚至通过实施一系列暗杀行动来升级与伊朗的对抗。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扰导致全球12%的贸易通道受阻，迫使中欧航线绕行非洲，运输成本激增40%，时间延长10到15天。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数据显示，冲突已造成超过15万人伤亡，粮食援助车队遭袭频率上升至每周3次，直接威胁我国在埃及、伊拉克的粮食安全合作项目。以我国在埃及阿斯旺沙漠的水井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先进的钻探技术，成功钻探 540余口深井，将大片荒漠变为可耕地，每年可增产小麦约12万吨，为缓解埃及粮食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巴以冲突导致的物流中断，项目所需的化肥供应严重短缺，使得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项目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二）叙利亚权力真空刺激代理人战争升级
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该国陷入“三足鼎立”格局：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北部，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占据东北部，极端组织“沙姆解放阵线”盘踞南部。俄罗斯和伊朗势力撤出后，以色列趁机占领叙南部领土，试图将戈兰高地的控制合法化。这种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对我国在叙利亚的投资和重建项目造成了严重冲击。我国在叙利亚的战后重建项目，如大马士革工业园，由于安全局势不稳定，项目建设陷入停滞，约23亿美元的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的东北部油田成为我国能源供应链的潜在替代来源。但由于库尔德武装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我国企业在与库尔德武装控制地区开展能源合作时面临“双重合规”压力：既要遵守美国制裁，又需维系与叙利亚地方势力的合作关系。
（三）伊朗影响力衰退造成地区力量失衡
伊朗因核问题受美以“极限施压”，石油出口量从2023年的200万桶/日骤降至2024年的不足50万桶，外汇储备缩水60%。其主导的“抵抗之弧”中，哈马斯与真主党军事能力遭重创，仅剩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在红海的军事行动维持一定的存在感，但也面临着来自沙特等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压力。伊朗的战略收缩使中东出现权力真空，土耳其、阿联酋等新兴力量加速填补。土耳其借叙利亚内乱之机，不断扩大在叙北部的军事存在，试图恢复其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阿联酋则通过推动经济多元化战略，在新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阿联酋与我国合作建设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四期项目，使得阿联酋的清洁能源占比大幅提升至35%，成为中东地区能源转型的领导者。这种力量重组迫使我调整原有的“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合作模式，转向更具弹性的多边合作网络。
（四）美国政策转向导致大国博弈激化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新政”以组建“反伊统一战线”为核心，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并默许以军打击伊朗核设施。美国通过《反制中国中东影响力法案》，限制我国企业参与5G、港口等“敏感领域”投资。与此同时，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无力维持叙利亚驻军，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从2015年的峰值下降70%，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塑造中东地区秩序的重要力量。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我国通过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努力提升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例如，我国依托金砖机制，向埃及提供50亿美元的发展融资，帮助埃及改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对冲西方制裁对埃及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一）安全风险方面
1.遭遇冲突热点的直接冲击
中东地区的持续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成了直接且严重的影响。在叙利亚，阿勒颇工业园作为我国与叙利亚合作的重要项目，原计划打造成为叙利亚的经济增长引擎，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但由于叙利亚内战持续，工业园内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项目建设被迫停滞，大量投资面临损失风险。在也门，荷台达港扩建项目因战乱陷入困境。荷台达港扩建项目对于提升也门的港口吞吐能力、促进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但冲突导致港口周边安全形势恶化，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项目建设不得不中断。人员安全问题也成为我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面临的严峻挑战。据不完全统计，仅2024年就有14名我国工程人员在中东冲突中伤亡。
红海危机对全球贸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陆海联运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扰，中远海运等众多航运企业不得不选择绕行好望角，这导致每年增加的航运成本超过120亿美元。同时，供应链的延误使中欧班列的货运需求激增约30%，暴露出我国在陆海联运衔接方面存在的短板。
2.非传统安全威胁升级
极端组织在中东地区活动猖獗，对我国在该地区的企业和人员构成了严重威胁。以“沙姆解放阵线”为例，该组织在叙利亚等地通过绑架、袭击等手段，试图破坏我国企业的正常运营，获取经济利益或达到其政治目的。2024年，针对中资企业的绑架事件同比增长45%，这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范，增加了运营成本。
网络攻击也成为我国在中东面临的新安全风险。2024年，沙特阿美与中国石化合资的延布炼厂遭遇黑客攻击，导致原油处理系统瘫痪长达72小时。黑客攻击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包括恐怖组织、竞争对手以及一些试图通过网络攻击获取经济利益或政治影响力的势力。
面对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不对称袭扰”，我国与埃及、苏丹等国共建联合护航机制，通过协调各方资源，为过往商船提供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与我国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存在管辖权冲突。美国的“繁荣卫士”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忽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与我国倡导的平等、互利、共赢的多边安全合作理念存在分歧，这给我国在红海地区维护航运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经济合作方面
1.能源供应链存在脆弱性
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了直接且显著的影响。胡塞武装对红海油轮的频繁袭扰，使我国从伊朗进口原油的运输风险大幅增加，到岸价上涨了约18%。同时，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由于也门战事的影响，其原油产能波动率从5%提升至 15%，这使得沙特的原油供应稳定性下降，我国不得不寻求其他能源供应渠道，以降低对单一供应源的依赖。
为了应对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我国积极采取多元化的能源合作策略，与伊拉克签署了“石油换重建”协议。根据该协议，我国企业参与伊拉克巴士拉炼厂的建设，以炼厂建设费用抵偿伊拉克向我国出口的原油。这一模式既保障了我国的能源供应，同时规避了美元结算风险，降低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能源贸易的影响。
2.区域经济整合面临结构性障碍
中东地区冲突导致各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海湾国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的6.2%攀升至2024年的8.5%，这使得原本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的资金被大量挤占，挤压了基建投资预算。中东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因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政治分歧再度延期，严重阻碍了我国与中东地区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方面的深入合作。有数据显示，我国对中东非能源贸易额增速从2023年的12%急剧降至2024年的4%，这一显著下滑直观反映出区域经济整合受阻对双边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困局下，我国另辟蹊径，通过“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精准发力。在伊拉克，振华希望学校的援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接收超过5000名学生，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在埃及，“鲁班工坊”积极开展新能源技工培训，截至目前已成功培养3000名专业人才。这些项目有效增强了我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民间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合作的不利影响。
（三）外交策略方面
1.在大国博弈下面临战略选择难题
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通过《2024年对华竞争法案》等一系列手段，试图将中东国家强行拖入中美战略竞争的漩涡，逼迫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抉择。这种强硬干涉给我国与中东国家的正常合作带来了极大干扰。例如，阿联酋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暂停华为参与的5G智慧城市项目。
在巴以冲突等敏感问题上，我国一方面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事业，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另一方面，我国也重视与以色列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如向以色列出口无人机防御系统，即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尽可能维护与各方的正常合作关系，避免因单一问题影响整体合作大局。
2.需要调整复杂的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衰退，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调整在中东地区的合作布局，加速与土耳其、阿联酋等新兴力量的合作。在与阿联酋的合作中，中企承建的迪拜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四期项目不仅为阿联酋提供了高达5万个本地就业岗位，还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助力阿联酋将清洁能源占比大幅提升至35%，为阿联酋提升在全球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与土耳其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开发“中间走廊”铁路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绕开俄罗斯主导的北线通道，增强欧亚陆路运输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一合作不仅有助于我国拓展与欧洲、中东地区的贸易通道，降低对传统运输路线的依赖，还能进一步加强我国与土耳其以及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提升我国在欧亚大陆交通物流领域的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推进提供新动力。
（四）区域治理方面
1.“全球安全倡议”有效落地遭遇挑战
我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方式，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积极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地实施，例如促成沙特和伊朗这两大中东宿敌之间的和解；在巴以冲突中，我国也始终推动加沙停火，努力为和平解决冲突创造条件。
但是，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使得“以发展促安全”的理念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在叙利亚重建进程中，美、土、以等国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考量，主导了重建进程的部分关键环节，我国提出的“中立调解人”角色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实质性参与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取得成果
为了打破美俄主导的旧秩序，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我国积极推动多边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创新。我国推动上合组织设立“中东安全对话小组”，邀请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参与，为各方提供了协商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各方能够在多边框架下坦诚交流，共同探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有效措施，为构建公平、合理的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国依托中阿合作论坛设立“冲突调解基金”，为也门、利比亚等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和解进程提供资金支持。例如，我国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追加1亿美元捐款，主要用于缓解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我国的这些举措正在赢得阿拉伯民众的广泛赞誉和认可，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为推动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