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越
“我在生命尽头，拯救了一个想自杀的人。”这是《天堂旅行团》原著小说封面上的一句话，也是电影版《天堂旅行团》最核心的情感内核。
当下的电影市场中，以心理困境为切口、以治愈为核心命题的影片并不少见，但能将苦涩与温情平衡得如此巧妙的，《天堂旅行团》算是一部令人惊喜的作品。这部由刘杰执导、张嘉佳监制并编剧的剧情片，延续了张嘉佳一直以来的治愈风格，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生命救赎的深度对话。
“这个世界对普通人很残忍，也许你没做错什么，就是会找不到出路。”这是影片最开始宋一鲤的一段独白，影片开头围绕失意的宋一鲤展开，他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事业失败，餐馆赔光积蓄；婚姻破裂，妻子决然离去；母亲中风，住进养老院自杀身亡。站在人生悬崖边缘的他，被绝症女孩余小聚“绑架”，由此开启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公路旅行。在旅途中，方块七卖掉小卖部所有的货物帮助余小聚完成梦想，因为宋一鲤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瘸子，给了他抛开偏见的勇气，临走时方块七送给宋一鲤两个字——“死扛”；晶晶失恋后并没有崩溃，而是在冷静之后重拾生活的勇气，说出了那句“爱咋咋地”；好兄弟李树患癌之后并没有颓废，而是向死而生地燃尽自己最后一点生命余温。这场因余小聚而开始的旅行，改变了宋一鲤自杀的念头，从旅程起始的荒诞与无奈，到途中的温暖与治愈，再到结尾的释然与重生，每一步都踩在生活的痛点上，却又绽放出希望之花。
《天堂旅行团》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对抑郁症议题的勇敢触碰与细腻描摹。主角宋一鲤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符号化的“忧郁青年”形象，而是一个在麻木与刺痛间反复撕扯的复杂个体。影片开场，狭小昏暗的房间里，他眼神空洞，周围堆满了杂乱的物品，仿佛整个世界都对他关上了门。随着剧情推进，宋一鲤与余小聚一起旅行。在旅途中，宋一鲤的麻木与余小聚的欢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像抑郁症患者常常身处热闹之中，却依然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如影随形。在天台，当宋一鲤笑着流泪说出“我不是想死，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活”时，他内心的挣扎、孤独与迷茫显露无遗。
影片并未止步于苦难的展览，而是以“治愈”为锚点，通过旅途中的人性闪光逐渐瓦解宋一鲤的心理防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对“救赎”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互相取暖：当余小聚最终坦白自己时日无多时，这场看似“孩童拯救大人”的戏码被彻底解构——原来真正需要直面死亡的，恰恰是那个声称“不想活”的成年人。这种角色关系的反转，让影片的主题升华至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当我们谈论“活着”时，究竟是在恐惧终结，还是在逃避存在？
电影《天堂旅行团》通过宋一鲤和余小聚的故事，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束光会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总有一份温暖值得我们去坚守。就像影片中那句台词所说：“这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一朵。”或许每个观众都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余小聚”——那个曾以天真或笨拙的方式，教会我们如何继续前行的人，而这正是电影最珍贵的治愈力。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