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后那段时间的很多人或许都会记得，曾经有一本杂志以其难以撼动的正统地位以及深刻的学术理论思想，成为了人们在那个年代重要的精神食粮。
这个杂志就是《红旗》。
然而时隔多年，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见过、读过、知道有这样一本影响了中国人30年的杂志。
唯一能够见到这份杂志的地方或许只有图书馆或者收藏旧书的玩家手中。
时过境迁，《红旗》杂志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事实上，《红旗》杂志的继任者却一直为大家所熟知，就算有些人没看过，但一定听过它的大名，那就是《求是》。
那么《红旗》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求是》的呢？
《红旗》杂志应运而生
1958年3月8日，毛主席在四川成都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25个问题与大家进行讨论。其中就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
毛主席当年闹革命的时候就曾创建过“湘江评论”，对于创刊传播思想，用好宣传战斗工具这方面可谓是驾轻就熟。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专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呢？
3月22日，毛主席又在讲话中重申了关于创办“理论刊物”的重要问题。并详细地阐述了创建理论刊物的重要性。
在这里，毛主席还专门讲述了一个关于陈伯达的故事。陈伯达可谓是毛主席手下最为得力的文职干将之一，如同三国里面的陈琳一样，一支笔就能抵得上千军万马。
陈伯达在革命年代与反动派较量的时候写过很多的文章，每一篇都像匕首投枪一般正中敌人的要害。
可是在建国之后，陈伯达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人却犯起了难。
那就是如何与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高知识分子交流。
部分老学究很多沉溺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时间很长，理论功底深厚。虽然缺少实操，但是辩论起来的时候头头是道，每句话都会“咬人”。
于是对于创建理论刊物，陈伯达一开始是有所保留的，因为理论上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严重的歧义，理论阵地一旦摆开，那么就必须经受住考验。
但是后来在四川会议听完毛主席的讲话之后，陈伯达也意识到创建理论刊物的重要性，甚至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于是陈伯达的观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这样的情况，后来毛主席评论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在这之后，经过反复地讨论，最终在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正式决定创办《红旗》杂志，并为其题词。
此后，红旗杂志就作为党的理论刊物正式出版，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并称为“两报一刊”，是我国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也是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的重要窗口。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杂志，《红旗》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并且与国家的政策方针高度一致，某种程度上《红旗》杂志的态度观点，基本上就可以等同于毛主席的态度观点。
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刊物能够撼动《红旗》杂志的地位。
然而为什么在1988年的7月1日，《红旗》杂志却突然停刊，成了《求是》呢？
《红旗》当年错过的机遇
上世纪中后期，《红旗》杂志遭遇了重创，文章质量大不如前，鲜有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并且还一度成为那个年代一些思想的刊文阵地。
渐渐地，《红旗》杂志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但权威性仍在。
如果《红旗》杂志能够抓住时机，重新回对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话，应该是可以重新挑起理论刊物的大旗的。
1978年，在全国大范围地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的沉默最终使得《红旗》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当时的《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最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国内重要刊物也都相继发表了文章应援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
当时作为《红旗》杂志最后一任社长的熊复遵循华国锋的指示，党刊“不参与”讨论，与当时的各大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红旗》外，当时几乎全国上下的各大报刊，甚至是一些地方刊物都表明了立场，除了湖南与台湾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参与。
当时所有人都在期盼着《红旗》杂志上能够有具有建树的文章刊登出来，然而《红旗》这片阵地却始终静悄悄的。
《红旗》在这场讨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就像那个年代中的一些人一样，这种回避就是一种无声的表态，主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后来在1978年9月的时候，《红旗》杂志社找到了谭震林，希望对方能够在毛主席逝世两周年这一事件节点写一篇关于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然而当主编熊复看到谭震林所发来的稿件上有着多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的时候，熊复便开始对文章大范围地进行删减，几易其稿。
最终当文章刊登出来之后，让谭震林十分恼怒，两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闹到了邓公那里。
最后邓公批评了熊复，并对谭震林的文章进行了高度评价。邓公认为文章很好，即便《红旗》不愿意发表，也可以交由《人民日报》刊发。
就这样，《红旗》错过了能够改变其前途的重要文章。《红旗》作为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重要理论阵地，是那个年代最需要率先在思想上进行廓清、讨论的刊物，但是《红旗》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沉默，无疑是放下了其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的责任，使得《红旗》杂志在当时已被很多老革命所放弃。
后来熊复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同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然而为时已晚，大局已定。从1978年7月到11月的整整五期中，《红旗》都始终保持沉默，如今再想找补，显然已经失去了机会。
在往后的时间里面，《红旗》虽然依旧刊发，但逐渐地边缘化，失去了能够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三足鼎立，支撑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
从《红旗》到《求是》
最后经过讨论，中央的一些同志指出了《红旗》存在的问题。最终在1987年12月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刊物的决定。
于是在1988年的6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行了其30年历史中的最后一期。
在历经30年的岁月，总计544期之后，《红旗》杂志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最后一期《红旗》杂志的封底的几行简短的文字中，读者看到了曾经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刊物结束了其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使命。
“欢迎订阅《求是》杂志！”这是《红旗》最后的告别！
就这样，半月后，也就是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接替《红旗》出版，一样的邮发代号，一样48页，人们仿佛见到了一个如同创刊时期的《红旗》杂志的继任者《求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致读者”信中，《求是》杂志阐明“求是”之名的意义，那就是“致力于改进文风，摒弃‘假大空’的套话，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能言之有物”。
从此《求是》接过了《红旗》的接力棒，逐渐成为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红色刊物，不仅在国内有着大量的读者，更是发行到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求是》到底是不是《红旗》这点上一直有很多人讨论。一些人认为《求是》就是《红旗》换了一个名字。
这种说法对也不对。《求是》继承了红旗的地位，也继承了《红旗》本应有的理念，从这点上来说，两者并无区别。但是《红旗》与《求是》所代表的确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这点上又有很大的区别。
但无论如何，正是有《红旗》与《求是》这样的刊物一直陪伴在国家与人民的身边，才使得伟大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这点上来说，两份刊物理由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