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国韬：《古剧三考》

《古剧三考》，黎国韬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包括“史料新考”“唐戏新研”“其他杂考”“理论新探”四个部分，收入作者历年撰写的论文十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古剧、古剧史料、唐戏、戏剧史分期，侧重对中国古代早期戏剧的研究，倡导对中国早期戏剧进行重新分期和撰写戏剧史，注重史料研究，考据扎实，质量上乘。

目录

前言

上编　史料新考

“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

隋唐至两宋类书中的早期戏剧史料

中编　唐戏新研

《唐戏弄》辩正

试答“唐戏百问”

下编　其他杂考

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再补述

戏曲“念白”渊源新考

元杂剧若干问题考

附编　理论新探

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

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

史料发掘与早期戏剧史研究之拓新

参考文献

后记

现代考据何以可能

——读黎国韬教授的《古剧三考》（代序）

黎国韬教授的“古剧考”系列已推进至第三本了，而且正在不断地延展。对于充满无数谜一般的中国戏剧史而言，读国韬的大作，犹如茫茫沙漠里发现甘泉，扑朔谜案中揭示情缘，柳暗花明不期而至，于文学史贡献良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期待着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在我看来，国韬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戏剧史，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与所作出的探索，对于整个学术界都具有启迪意义。

《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

国韬的三本大作，都冠以“考”之名，另一本著作则题为《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虽未有“考”之名，但实际上“考”也贯穿始终，可见其学术偏好。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这种“考”基本上是学术界的集体偏好。

什么是“考”？“考”即“考证”或者说“考据”，尽管人们有时会将二者加以区分：将前者视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而后者则看作一种学派，例如乾嘉考据学。

但事实上，考据并非清儒的专利，而是一种论说有据、信而有征的学术传统。此传统自汉代以降绵绵不绝，司马迁就提出“考信于六艺”的观念，即便“义理”盛行的宋代，王安石也仍然在褒义的意义上使用“考据”一词。

后来，这种传统被清人视为“汉学”传统专治于儒家经典，所谓“六艺为宗”，尽管也有人将“证”与“据”进行了分别，但也仅仅是在讨论传统考据的语境下所作的区分。

事实上，“考据”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强调严谨与实证，与“考证”同出一脉，并无差异。

如此，我们就不必孜孜于旧考据与新考据在使用材料上的分野，这种分野实际上乃是时代局限所致，乾嘉考据学派如果生活在今日，也会使用文献之外的物证、田野作业与数字方法，因为只要能提供事实证据，使人信服而非游谈无根的方法就是“考证”或者“考据”的本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考据视同考证。在此意义上，国韬教授的考据功力极深，于学界贡献良多。

仅以收录本书中的《〈唐戏弄〉辨正》一文为例，《唐戏弄》是著名学者任半塘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唐代戏剧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但国韬教授仍从中发现了可以商榷补正之处多达五十三条，并对每一处皆条分缕析，勘误辩证，结论令人信服。

《唐戏弄》

其中不仅有史料的辩证，更有观念的辩证。例如任半塘先生对“戏弄”的定义为“百戏”与“戏剧”，国韬教授根据大量的戏剧史资料表明，唐代戏弄的“百戏”与“戏剧”并非并列关系，而应以“百戏”为戏弄的总称，其中包含“戏剧”与“杂戏”两部分。这一判断，是符合早期戏剧史实际的。

但是，考证仍然有传统与现代之分。

首先，这种区分表现在史料的拓宽与现代方法的使用上，从而为“考据”所“证”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明与全新的视野。

陈寅恪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便是在现代学术观念下拓展了史料的界域：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国韬教授治中国戏剧史，这一研究对象与纯粹的文本对象不同，往往涉及表演、音乐、场域等等，因此需要根据这一学科的特点，拓展“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边界，他指出这一学科的史料至少包括“戏剧文献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本分支，这就为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基础。

《古诗·古剧·古乐·古文化新探：黎国韬学术文选》

其次，现代考据与传统考据的本质区别还在于现代考据往往与思辨相结合。在我们的语境里，“思辨”意味着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尽管考证与思辨同样需要言而有据，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考证往往需要一个先在的经验事实作为依据，先归纳后演绎，因为考之所“考”是对象化的经验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文献，或者文物、田野调查结果、数字化成果等等，考据就在此基础上进行辨析、区分真伪、确定年代、排比归纳、分析阐释。

而思辨的对象则可以是超越经验对象的形上本质，采取先验的、逻辑的方法，依据理论而非事实进行演绎。

康德甚至追寻到考据的源头，在他看来，经验知识不是单纯从经验这被动接受的，而是通过先天的知性范畴主动建构的。在这种建构中，经验被有意义地被理解与组织。

早期现代考据与思辨的结合，陈寅恪就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范例。

事实上他的“三重证据法”不仅是史料的拓展，其中的“释证”“补正”显然已进入材料的阐释领域，尤其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是强调理论在解释材料中的作用。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民族文化、宗教集团、政治制度、种族婚姻、地理环境每每成为历史的切入视角，即便是“狐臭”这种不起眼的疾病史，也阐释出种族联姻、文化变迁的重要结论。

显然，这些外来观念与传统的“性、命、理气”观念不同，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提出新的问题。

国韬教授的《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提出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概念。这种“空间”并非一种地理范围，而是一种内涵容量的维度，或者说将空间内涵化。正如国韬教授指出的“史料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空间的大小”，可见内涵与空间成正相关关系。

《古剧考原》

而且，在他看来，决定内涵空间的，不仅有史料，而且与视野密切相关。或者说，视野决定内涵空间。

国韬教授在对岭南传统舞蹈作了一次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后，发现一批活态的傩仪傩舞、狮子舞、龙舞、凤舞、竹马舞、春牛舞、貔貅舞、鳌鱼舞、火狗舞、蜈蚣舞等，不少是宋代或宋以前伎艺在广东地区的遗存，从而对于“剧出于乐”“剧出于舞”等命题也有了新的认知。

显然，在将古剧研究的视野从文本转移至当下的活态文化，古剧研究就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第三，现代考证与传统考证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前者需要学者有自己的理论预设。

任何考据都需要有理论预设，但传统考据的理论预设对研究者来说，往往是集体无意识的，因为儒家经典不仅是考据的目的——无论是“求其是”还是“求其古”，而且被视为“考”之所“据”，是知识为真的依据。

《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

但现代考据则需要重返考据的逻辑起点：审视考之何所据的理论依凭。现代考据何以需要理论依凭？

这是因为现代考据的问题往往来源于理论预设，考之所考并不是传统考据中自然存在的事实——例如儒家经典中未明的问题，而是依凭理论而产生的事实。现代考证所依凭的理论预设，并不都需要依赖经验的事实，这就打通了考据与思辨的壁垒。

例如，国韬教授梳理典籍，收集了大量古剧史料，其中有比较准确系年或断代者超过2800条，仅在隋唐至两宋类书中就发掘整理出早期戏剧史料近700条，这些古剧史料包括三大类：戏剧本身的史料；早期戏剧构成要素的史料；戏剧渊源的史料。

如此巨量的新史料被发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考据的功夫，而是需要奠基于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也就是需要重新解释什么是“古剧”，这种解释的前提，需要一种对于“戏剧”的认识论。

国韬教授将先秦至两宋的早期戏剧形态称之为“古剧”：古剧就是比戏曲更古老的各种戏剧形态，在南宋中后期以前大量存在，并根据“戏剧、戏曲、古剧”这三个基础概念将中国古代戏剧史划分成两个大的时期，而“古剧时期”又可再分成三个阶段：戏剧起源时期，仪式戏剧时期，娱人戏剧时期（《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

如何判断前戏曲时代的古剧性质，也就是哪些史料可以作为古剧，必须对“戏剧”定义有所说明。

国韬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戏剧”定义中，“扮演”“故事情节”“舞台”为核心要素（《“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

《中国早期戏剧史论文精选》

第四，现代考据与传统考据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传统考据所提供的往往是个别的、孤立的、零散的事实确证，而现代考据往往需要建构一套知识体系。

这表明，现代考据不仅仅是某个未知事实的确定，也不仅仅是某个错误知识的修正，而是需要将这些事实纳入到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认识，并反过来进一步建构与完善这个知识体系。

国韬教授的三本“古剧考”，看似一个一个具体古剧问题的考索，但这些具体事实的考据背后，是建构古剧系统的宏伟构想，而这种古剧体系又成为中国戏剧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韬教授将有更大的鸿篇巨制问世。

国韬是我的同学与挚友，我们师出同门，他的大作用力之勤、思考之深让我钦佩不已，本文就是我研习他的大著而形成的一点体会。尽管一切接受都可能是误读，但这篇文章中出现的理解错误自当由我自负。

刘晓明

2024年5月26日

《戏剧文体与演剧的互动：中国传统戏曲的分析进路》

前言

《古剧三考》这本小书可以看作《古剧考原》（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古剧续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续编，其主体完成于2019年，出于种种原因，直至今天才与读者见面。它分“史料新考”“唐戏新证”“其他杂考”“理论新探”四个部分，包括作者历年撰写的论文十首。

“史料新考”部分包括两篇论文，《“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始撰于2013年，完成于2017年，在《文学遗产》发表时已十五易其稿。

该文指出：关于两汉“鱼龙幻化”艺术之基本史料尚存六条，均具较高可信度并可相互印证发明；对其深入考析可知，此艺术创编于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安息国所献“黎轩善眩人”之手，因黄门鼓吹乐人而得以传承；其运用幻术、杂伎、舞蹈、逗引等手段，由艺人套著鱼状假形及骏马套著龙状假形进行扮演，所展示之情境及内容则与汉武帝意欲得到之西域天马有关，复与西域诸国之龙神信仰有关；据此判断，“鱼龙幻化”实为中国古代早期戏剧之一；此结论不但对隋唐以前戏剧剧目有所增补，并可提供“古剧”研究方法之借镜；循此反思古代戏剧史上“百戏性质、以物为戏、胡戏入华”等较为重要之问题，亦将获得新启示。

《隋唐至两宋类书中的早期戏剧史料》一文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在《文学遗产》发表时也已修订十稿以上了。

《隋唐五代宋金戏剧史料汇编》

该文指出：类书是中国古代典籍的一大类别，今天所能看到的隋唐至两宋类书有近一百种，大约六千八百卷；据初步统计，这批类书引录的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近七百条，主要分布在“音乐”“四夷乐”“倡优”“歌”“舞”“嘲戏”“诙谐”“伎巧”“杂伎”等门；然而，这宗数量颇大且研究价值甚高的史料尚未获得戏剧史学界太多关注，因此亟待深入发掘和探讨；特别是关于参军戏、鱼龙之戏、啁戏、谏戏、机关傀儡等方面的记载，若能认真比对和考证分析，不难于新材料中得出新见解。

“唐戏新证”部分包括两篇论文，它们的撰写始于二十多年前（1997年）我对任半塘先生大作《唐戏弄》的研读。这部大作素以艰深难读著称，所以反复读了六遍，才略有领会；而每次阅读，都必做札记；札记既包括心得，也包括对该书存在疑误的辨析。

《〈唐戏弄〉辩正》的写作即以这些札记为基础，所以陆续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2018年才大体完成。文中列出此书可商榷、需纠正者五十余处，往往是一些较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但我并无冒犯之意，因为任先生确是一位值得景仰的学者。

《古剧续考》

《试答“唐戏百问”》大约完成于2018年，之后又作了若干修补，其写作时长也超过二十年。之所以撰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任先生在《唐戏弄》的《附载》部分曾专立“唐戏百问”一节，提出了唐代戏剧研究中一百零三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其中部分问题颇具深入探讨之价值。

为此，我撰写此文对“百问”一一作了回应；当然，尚有部分问题因目前史料阙如，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只能留待日后再补充了。

“其他杂考”部分的三篇文章来源比较杂，内容比较杂，篇幅长短不一，写作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所以称为“杂考”。

其中《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再补述》大约撰写于2012－2013年，是《敦煌遗书若干戏剧乐舞问题考》（载《敦煌研究》2010年5期）和《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补述》（载《敦煌研究》2012年1期）的续补之作，它探讨了敦煌遗书中的“嘲、嫽哢、叫噪、谜”等较少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算成熟的新观点：

其一，嘲不仅是普通的嘲笑，也不仅是文人的文字游戏，它还是唐宋时期艺人们于宴会上即席表演且较有难度的伎艺，并在元杂剧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二，嫽哢一词在传世文献中甚为罕见，但它和两宋时期流行的小唱在字面意义、表演人员、表演环境诸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二者应是同一类型的伎艺。

其三，叫噪的叫是一种歌唱伎法，两宋时期的唱叫、叫果子、叫声等伎艺都在叫噪的基础分化、发展而成、。

其四，谜这种伎艺与乐舞表演有密切的联系，它与嫽哢、嘲、叫噪等词于《俗务要名林》中并列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清商乐与清商曲辞论集》

《戏曲“念白”渊源新考》一文始撰于2010年，因为一再遭到退稿，所以每退一次，我就对其作一次大幅修订，如此反复近十载才基本完成。

该文指出：宋教坊致语因长期与宫廷队舞、宫廷杂剧一起演出，致令其“念诵方式”比较容易植入戏曲之中并形成“念白”；宋人常称致语为“白语”或者“白话”，“念诵白语”简言之即“念白”，这也拉近了致语和戏曲念白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教坊致语的表演者“参军色、小儿班首、杖子头”等，后来演变成戏曲脚色“引戏”和“戏头”，并将难度甚高的致语“念诵伎艺”带入戏曲，从而对戏曲念白产生了直接影响。

此外，南曲戏文和文人传奇的念白常常采用骈体写作手法，乃出于致语文体的影响；杂剧表演的念“正名”，乃出于大曲队舞的念“队名”；均可作为戏曲念白渊源于致语的佐证。以上探讨，还为研究“优戏→俳伎→致语→念白”这一戏剧史发展脉络提供了参考。

《元杂剧若干问题考》始撰于1998年，当时只有四五千字。我拿着这篇小文章参加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意外得到评委老师们的好评，黄天骥老师还推荐此文在《中国文化报》副刊上登载，它竟成为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全元戏曲》

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这篇文章虽提出了新观点，但受年龄、学养、能力、史料等限制，观点并未得到充分证明。

为此，我在2013年对它作了一次修订（案，转眼又过了十年，回头细看，修订稿仍然比较幼稚，但我暂时不拟再改），进而提出以下看法：

其一，从现存元杂剧剧本来看，末本数量明显多于旦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二，现存元人关于杂剧女伶的记载要远远多于男伶，这与末本多于旦本的情况形成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三，《元曲选》部分杂剧“楔子”演出时，正末、正旦以外的配角也可参与演唱，这可能是金元院本“非一人主唱”体制在元杂剧中的残留，并不一定是明人篡改的结果。

“理论新探”部分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一文始撰于2017年，完成于2019年。

该文指出：过往的戏剧通史都在“分期”的基础上展开叙述，然而它们的分期方式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专门谈论分期的文章虽有新见，但突破不多，甚或因作者缺乏戏剧史研究实践而出现常识性错误。若要纠正这些问题，应以实证为基础，以“重要概念、重要史料、标志性事件、标志性作品”为依据，对中国古代戏剧史重新进行分期。

比如，以戏曲形成作为标志，可将戏剧史大分为古剧时期和戏曲时期两段；以仪式戏剧的产生和娱人戏剧的出现为标志，可将古剧时期再分出三个阶段；以《浣纱记》的出现、花部势力压倒雅部为标志，可将戏曲时期再分出三个阶段。

经此探讨，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戏剧史分期方式将呈现出来，并且每一阶段都可以不断细分，这对于重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对于解答戏剧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亦能提供有益帮助。

《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

《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一文属杂论性质，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是《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黎国韬博士访谈录》（载《民族艺术》2012年3期）的续补之作。

该文讨论了“古剧的定义、古剧史料的搜集、古剧研究的方法、古剧研究者的视野、古剧史料的编年、古剧分期的探讨、古剧研究对于重构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意义”等方面问题，是对自己古剧研究工作的一次小结，也是对未来古剧研究的一种展望。

《史料发掘与早期戏剧史研究之拓新》一文最晚出，始撰于2019年，完成于2022年（所以有些统计数据与前面的文章略有出入），发表时已八九易其稿。

该文从“戏剧”“戏曲”“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等基本概念出发，讨论了“戏剧文献史料如何分类、戏剧文物与图像史料如何分类、如何发掘新史料、如何在新史料的基础上实现拓新、如何理解中国早期戏剧史料发掘与戏剧文学研究拓新的关系、如何对中国早期戏剧史进行分期”等问题。由于是《文学遗产》编辑部邀约的笔谈，字数有限制，所以未展开考证，日后还会续补。

《剧论》第三辑

大体而言，以上四个部分、十篇文章主要指向五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古剧”，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在前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古剧范围，所以这个词的含义大致相当于“中国早期戏剧”。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戏曲史研究的“向下一路”；我认为这个思路非常好，也立即联想到自己研究的古剧；于是在“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全国学术研讨会（2017年，广州）上作大会主题发言时，明确提出了“向上一路”，大旨是要关注中国早期戏剧史，关注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辨析，关注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变异、历史分期、形态特征、史料特征”等重大和重要问题。

其实，无论“向下一路”还是“向上一路”，都想拓宽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这一学科持续健康发展，只是取径不同、方法不同而已。现在，我更倾向于用“中国早期戏剧”一词而较少用“古剧”一词，但作为书名时，“古剧”似更简洁。

第二个关键词是“史料”。

我们既然研究戏剧（曲）史，就必需承认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换言之，戏剧（曲）史也是历史，一种特殊的历史。如此，史料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因为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材料。

基于这种认知，“通过史料说话”成为我研究古剧的一种主要方法。

为了推广这种方法，我明确提出过“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设想；

第一次是在“《文学遗产》古代戏曲研究论坛”（2019年，临汾）作大会主题发言时；第二次是在主持“新史料与新视野：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广州）并作全会总结报告时。

《梁辰鱼研究》

愚见以为，“中国戏剧史料学”至少包括“戏剧文献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本分支，是研究中国戏剧各种类型史料的源流、真伪、价值和利用方法的科学，也是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一门极为基础的、十分重要的辅助性学科。

第三个关键词是“唐戏”，大体相当于“唐代戏剧（弄）”。

说起唐戏，自然绕不开任半塘先生，其代表作《唐戏弄》乃公认的“唐代戏剧史研究”扛鼎之作。

本书第二部分的《〈唐戏弄〉辩正》和《试答“唐戏百问”》，正是对《唐戏弄》一书存在问题的修正和补充，同时想以这种方式向任先生表达敬意。

当然，唐戏也属古剧范畴，所以我早就思考过如何在唐戏研究中取得突破的问题。愚见认为，《唐戏弄》成书于数十年前，基本未运用文物与图像史料，突破口或在于此；因近年来，有关隋唐五代乐舞戏剧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器物画、石雕石刻、乐器乐俑等被大量发现，据此反思唐戏，定能有所创获。

《珠三角地区传统舞蹈研究》

前些时候，我还读到张丹阳女史利用新出墓志以研究唐代教坊的文章，以及张裕涵女史利用新出文物以研究唐代戏剧的书稿，她们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

第四、第五个关键词是“分期”和“戏剧史”，由于这两个词紧密相联，所以放在一起讲。

本书附编《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专门讨论了分期问题，并提出一种新的戏剧史分期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固然因为这个问题具有研究价值，但更主要的是为“重写戏剧史”作准备。

如所周知，中山大学有一支戏曲研究团队，它由王季思、董每勘二先生开创，发展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完整传承了五代学人，有学者直称之为“中大戏曲学派”。

这个团队产出过《全元戏曲》、《说剧》、《全明戏曲》（待刊）、《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杂剧形成史》等标志性学术成果，但至今没有一部有分量的“戏剧（曲）史”问世，多少有些遗憾。

作为团队第四代学人，我早有撰写“戏剧史”的打算，撰写的步骤大致是：

第一步，写出三至四卷本的《中国早期戏剧史》，由于长期研究古剧，积累较多，这项工作估计三五年内可以完成；第二步，写出八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它的前三卷以《中国早期戏剧史》为基础，稍作删节即可，后五卷则由我和另外两到三位学者合作撰写，全书估计十二年内可以完成；第三步，写出一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简史》，因为《中国（古代）戏剧通史》拟采取“著”而非“编”的方式，注重史料和创新，强调的是学术性，所以不会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的样子，而《中国（古代）戏剧简史》则倾向于简洁清晰，强调的是普及，故可看作《通史》的一种补充。

《王季思全集》

约而言之，无论分期研究也好，古剧研究也好，都是为《中国戏剧通史》打基础、做准备，具体的撰写计划我会在《如何撰写新的戏剧通史》一文中详为讲述，因为没有时间修改，此文暂不收入本书之中。

以上是《古剧三考》的写作过程、大致内容以及本人的一些拙稚思考。需要声明的是，书中附编虽名为“理论新探”，其实探索得很粗浅，因为我一直做实证工作，并不擅长理论思考，希望大家多加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给予我指导和关怀的诸位恩师，感谢晓明老师拨冗赐序，感谢陈志平先生赐题封面，感谢内子周佩文一直帮我操持家庭事务，感谢博士生黄竞娴、张紫阳、周红霞、武振宇、林轩羽、罗昌贵等一直帮我操持学术细务，感谢发表、转载过书中章节的《文学遗产》《学术研究》《戏剧》《戏曲艺术》《艺苑》《戏曲与俗文学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感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感谢本书的责编刘丽丽女士，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辑录与研究”（批号：20＆ZD271）的资助！

《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吴国钦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