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黄彤光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到重庆步云桥附近寻获她极为敬重的黄显声将军忠骸。
（一）曾求学北京大学
黄显声，字警钟，辽宁凤城人。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凤城县苇山河村。少年时曾就读于安东道立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八年入北京大学补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辍学，旋即返回奉天（现沈阳市）。一九二一年又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结业后，服务于东北军，初任营长、旅长等职，因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于一九三○年春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
黄显声出生的时代，正是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备受灾难的时代，也正是在这种形势和环境下，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他不断接触进步书刊，并曾发奋攻读俄语，以便更多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九一九年当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时，他怀着反帝救国的决心，毅然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当一些进步同学被反动军阀逮捕时，他便挺身而出，会集其他同学前往探视，并多次将爱国传单及进步书刊寄往锦州（其胞弟黄显奎在此念书）等地，责其亲友宣传散发。
一九三○年春至“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在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期间，就因痛感内政腐败而认真整顿过沈阳等地的警界风纪和社会秩序。鉴于以往历任警务处长卖官鬻爵相沿成习，他上任伊始，就一反过去，除在警务处革除一些腐化渎职分子外，并对职员施行考试，量才录用。尤其突出的是，他曾雷厉风行地采取了禁烟（鸦片）、禁赌措施，使官员中的颓废风气为之顿减。时有阎宝航、张西尧等爱国人士曾主办“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等进步组织，主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严禁烟毒，这些组织曾受到黄显声所主持的警务公安系统的支持与合作。一次，“拒毒联合会”通过辽宁省邮政总局，扣留了日商“从瑞士偷运进来价值百万”的海洛因三百八十多包及鸦片四百箱，后决定将这些毒品在小河沿（现万泉公园）召开大会公开焚烧。开会之日，到会市民及学生达万余人，还邀请了各国领事到场参观（日本领事未到)。黄显声对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予以全力支持，曾派大批公安队及警察前往维持会场秩序，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及拒毒会领袖们的人身安全。与会者见有警方的支持，群情更加振奋，“粉碎日本纵毒侵华阴谋”一类口号响彻云天，全市各界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未几，又有汤玉麟私运烟土一案发生。
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大宗鸦片烟土运经沈阳，被警方查获。因为汤玉麟是前“东北王”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人们都以为他的烟土警方不敢查问，然而显声没有被汤玉麟的淫威所吓倒，他断然下令，将查获的汤玉麟的烟土全部没收焚毁。另有沈阳公安分队长张凤山者，平素赌博成性，禁赌令颁布后多日不能成局，不免技痒，遂在自家邀众聚赌，显声闻讯后，亲自派巡警将张等抓获并予以严惩。这两件事使得沈阳等地的一些高官显宦一时间目瞪口呆，对黄显声这位新任警务处长不得不另眼看待。时因日本“满铁”军警不时滋事，显声为维护民族利益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有时“几乎引起武装冲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显声亦更加记恨，致日军占领沈阳后首抄其家。
（二）预警日本事变。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由于沈阳形势日趋紧张，黄显声就汇集从各方面接到的情报，向省主席臧式毅（后投降日军)和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黄迳报张学良，于是显声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作了详细报告，并请示对策。张当时回答：王维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蒋介石指示说，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因此不必惊慌。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张同时指示：“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显声返沈后，即立足于战，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同时建立地区公安联防区，又毫不犹豫地将其所属的公安部队和各县警察编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编为一个总队)，以利调动，并拟请更换武器，以备必要时用。
八月中旬，形势愈趋险恶，当时东北的有识之士莫不感到日军对我东北的武装侵略已箭在弦上。显声又据情向荣臻、臧式毅请示：万一日军进攻，如何对待。臧、荣声称：“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显声忿叹而归。
九月初，日本关东军当局向在辽沈一带的日人普遍发枪，市面上又出现假钞（奉票）倒卖等现象，因使沈阳等地人心惶惶，经向张学良请示同意后，黄显声立即以警务处的名义紧急通知全省五十八县公安队到沈阳领枪，旬日之内，沈阳库存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旧枪支约二十余万支(每支枪配给五十发子弹)尽数发到各县,领枪者尤以辽西、辽南、辽东最为踊跃。这批枪支为后来这些地区迅速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至九月十七日，荣臻犹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就“中村事件”举行会谈，寻求解决办法。在荣、臧等人看来，以妥协的态度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可望不致扩大事态，因而未作任何应变准备。
（三）“九一八”不眠之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显声接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是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已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密谋，可能采取爆发行动。
黄显声当晚即到公安局坐镇以待。当夜十时二十分，日军果然发动事变，首先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以为借口，随后不到五分钟即炮轰北大营（当时东北军第七旅的营房）。十时五十分，七旅旅长王以哲赶到市公安局，与黄显声将军会商对策。显声向王表示：“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又说：“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
九月十九日晨，第七旅官兵撤出北大营之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当时，在黄显声的命令下，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首先起来抵抗，其余地区的公安局队伍亦有所抵御。
但在敌军的强大的攻势压力下，又无后援，官警伤亡甚大，于是各余部遂按显声的命令向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继续抵抗。至九月二十一日夜，沈阳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攻开，守门公安队力不能支，黄显声才下令以分局分队为单位，尽量携带弹药武器退出沈阳，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而显声自己则仍留沈阳，以观局势。后来，日军又进一步酝酿建立伪自治警察局及地方维持会，黄显声看到沈阳景象全非，大势已去，才一面通知潜伏在家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员到锦州归队，一面化装离开沈阳，去北平向张学良请示以后行动。
（四）锦凌：辽西防线
由沈阳撤出的警察及公安队到达锦州后，黄显声即命令原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飞立即着手整编警务处所属警队。九月二十七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车向枕、卢广绩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图组织领导东北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该会成立后即与黄显声取得联系，黄表示全力支持，并派熊飞担任该会军事部长。他自己于九月末又主持召集锦、义、兴、绥、北、黑、盘、台等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队，重编其所属部队为公安骑兵三个总队，并通令全省各县与驻锦州的省府警务处联系，于是，“各县公安局长纷纷赶往锦县听候指示”。新编的骑兵总队则驻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训。在整编和重新集结警察公安武装的同时，他又果断地镇压了刚刚拼凑起来的两支汉奸队伍。
原来，日军在进犯辽、吉的过程中，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组织叛逆军队的活动。十月初，日本关东军委任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并派日人仓岗繁太郎等十五人为凌的顾问。凌逆将其司令部设在盘山沙岭镇。日军企图以这支汉奸队伍为先锋，首先袭扰锦州，进而控制辽西地区，为日军长驱入关作好准备。当时为了替这股汉奸队伍壮大声势，日方报纸曾大肆宣传，声称这股逆军编了十八个师，拥兵八万之众。为了打击凌逆认贼作父的气焰，黄显声征得荣臻的同意，决定以武力消灭之，遂派熊飞率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往剿办。
熊飞首先派人做争取当时任逆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人的工作。经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项等愿意反正讨贼，遂在熊部的支持下，一举擒获汉奸凌印清及其全部日本顾问。对于这些被擒者，黄显声命令除留仓岗繁太郎一人之外，其余全部就地枪决，同时将搜获的敌逆证物（如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委任书，逆司令印鉴以及伪军编制表等)派人持赴北平呈报张学良。
扑灭这起逆军的胜利，不仅使辽宁民众为之称快，也使张学良受到鼓舞。但由于当时张学良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羁绊，不能公开举起抗日的旗帜，对黄显声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只许以默认，或作暗中的支持，就是说，抗日军不能用国家正规军的番号出现，只能以警察公安部队或民众义勇军的形式出现。对于镇压汉奸凌印清一事，也只奖赏有关人员现洋五万元，由黄显声委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即“老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驻台安。有人作诗赞曰：“首倡除奸寇，组成义勇军，雄威破虏胆，惜未策殊勋。”
早在凌印清被消灭之前，日军就扶植了另一汉奸张学成。凌印清被消灭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又于十一月初委张学成为所谓东北自卫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张学成急于成势，除乱发委任状，大肆收编胡匪，拼凑了十八个旅的番号之外，同样以日本人为顾问，以壮声威。尤其无耻的是，这支汉奸队伍竟仰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打出了红蓝白黑（旗的右上角）满地黄的旗帜（即后来“满洲国”的“国旗”)。这支汉奸队伍的声势虽稍逊于凌印清，但由于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日军也正是想利用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在东北产生影响，他本人不仅具有继称“关东王”的野心，而且也熟悉东北的情况，一旦与日军勾结成势，其破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时无论是荣臻，还是米春霖（辽宁省政府迁锦州后的代理省主席)，都感到对张学成的处理很棘手。黄显声则明确指出：“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做汉奸的。”为此，黄显声又亲赴北平见张学良，建议及早进剿。张接受了显声的建议，马上电令荣、米，派熊飞率公安骑兵总队往剿，因熊当时正在盘山给项青山等发奖和编制部队，乃改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骑兵二、三总队前往进剿。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并生擒逆旅长荣庭等多人。张学良为此曾再次对公安骑兵总队予以奖励，并命令遣散俘获人员，不得留用。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在辽西两次组织伪军的阴谋皆告失败。
灭凌除张之举，使张学良深为感动。为此，张学良曾在北京德国饭店召见项青山，并以自己所戴之怀表相赠，而对熊飞则在公开场合赞扬其“又正义、又公平”，因赐名正平，此后熊飞便改名为熊正平。这时省政府代主席米春霖实际上并不在锦州，参谋长荣臻也常居北平，因而锦州省政府实际上已由黄显显声主持锦州政权后，痛感武装力量之薄弱。他知道，仅靠现有能够集中起来的这些警察的力量远不足以抵御强敌之侵略，必须大力发展民众的武装力量，因此他在日军尚未向西进攻时，即利用继续主持锦州政府的机会，以警务处的名义，不倦地致力于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为此，他除了命令辽宁各县公安警察系统尽力扩大武装力量待命听调（后来有少数县的公安警察队伍合并到公安总队，其余一些地区的这类队伍大都就地举义)之外，他自己则积极与各地爱国人士取得联络，大力组织抗日义勇军。他还特别制定了编委方案和在辽西一带组编八万义勇军的计划。方案中规定：凡举义抗日率武装百人者授上尉衔，骑兵二百五十或步兵五百人以上者“当任为少校营长”，骑兵五百或步兵千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团长”，如此等等。
显声赴锦之初，就曾以“保护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护国际交通之安全”、“加强警务”等名义向尚能直接控制的十余县招募兵马，以补充加强公安骑兵总队，到一九三一年末，人数曾达五千余名。张学良密委黄显声组织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个时期，各方爱国志士赴锦请缨抗敌者纷至沓来，显声皆一一给予各种鼓励，对其中声势较大者，又皆以警务处名义委编为各路义勇军，至十一月末，仅辽西、辽南通过警务处所委各路义勇军就达二十路之多，除去其中所收编的绿林队伍外，总数不下万余人。其中如耿继周、金子明、赵殿良等部，后来均能坚持抗日，战绩显著。
与此同时，显声又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这种民团队伍，平时为民，战时为军，自给自养，融保家卫国为一体，又熟悉当地环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义勇军。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民团和联庄会的权力被反动豪绅和汉奸分子所篡夺，成了义勇军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显声又积极地对一些胡匪集团晓以大义，分别组编为各种形式的义勇军，除灭凌之役收编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等部约五千余众而外，仅在一九三一年十、十一两月期间，就收编有营口北“三胜”二千名，四平街东“全胜”六百名，郑家屯南方“红乐”一千四百名，昌图西“老三省”二千名，法库东“王乐”一千三百人，通辽西“天下好”二千六百名，新民西“海龙”五百名海城东“北海”六百名。至于小股队伍，则很难计算。除此之外,显声又曾于十一月末携军费一万八千元亲赴通辽,召集张炮仁等联络张树森、张学仁等组织义勇军一万五千名。仅从以上数字看，至一九三一年末，黄显声在辽西和辽北所组编的这几类性质的义勇军总数不下五万多人。
在辽东，邓铁梅受黄显声委派，由锦州到凤城在尖山窑、小汤沟一带组织抗日部队，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邓任司令。
义勇军组建伊始，就不断同敌人交战。十一月间，日军集聚重兵于沈阳附近，准备进犯辽西。二十七日，黄显声令项青山等部义勇军在青岗子一带狙击突入辽西之敌，给敌第四混成旅团以很大打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将进入辽西的部队撤回，宣告第一次西犯失败。显声在给张学良并转救国会的电报中称：
“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敌工作（按：指扒铁路、炸桥梁等)异常收效。”并建议救国会派人到吉、黑各地也照此办理，“则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民族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救国会果然派出车向忱、黄宇宙、宋黎等到辽、吉、黑各地组织义勇军，一时间义勇军在东北各地风起云涌。显声还派辽西义勇军一部北上与郭溪鹏部联系，计划袭取通辽，直驱洮南，并进而与黑龙江马占山部取得联络，造成南北呼应之势。为此，张学良曾连续两次密电马占山，转告黄关于锦州战况的报告，令其“请速补充弹药，并恳饬生力队，全数前来”等语，可惜因日军已大举进兵辽西，锦州危急，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辽宁各地的义勇军，后经救国会统一改编为五十六路军及若干支队，其中特别是辽西与辽南各路义勇军的组成和发展，与黄显声直接组织与奔走号召是分不开的。时日伪报纸凡报道义勇军，必提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黄显声，诸如：“惟从来自告奋勇，主张以大帮胡匪（按：指义勇军）扰乱奉天为己任之黄显声”,“黄显声所部义勇军第四路军约二千名大举袭来”,“黄显声犹思作困兽之斗”，“黄显声统帅十县，民团八万名”，“黄显声部仍在该地残留”，等等。即使在黄显声撤离锦州之后，关东军当局仍然对其在热边一带之活动予以密切的注视，视黄所组织领导的义勇军为“日军之劲敌”。为此，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亲赴锦州，为被义勇军所毙之官佐士卒作灵魂吊祭，冀图提高侵略军对义勇军作战的士气。
(五)潜伏沈阳待杀敌
黄显声所组织的辽宁抗日义勇军，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帝侵华的嚣张气焰，而且对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也给予极大的鼓舞，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辽宁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入关的首要障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这一切无疑是有黄显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
在大力组织义勇军的同时，黄显声还对留在沈阳的旧部布置了潜伏任务。早在显声离沈赴锦时，前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岐等曾追踪至锦，显声密派其回沈阳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沈阳动态。张返沈后，即组织该局耿光汉（警察局司法科长）、程云桥（庶务科长）、杨春元（督察长）、秦国禄（公安大队长）及督察员等多人，一面收集日伪要人动态，一面秘密联络抗日分子，为配合义勇军收复沈阳做准备工作。他们曾先后七次派人向显声报告沈阳等地日伪警务状态和其它情报，显声也曾多次派人赴沈与之联系，并补济活动经费，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初。显声曾与救国会计划，于八月间借助于张凤岐等的内应大规模调集义勇军袭击沈阳，不料张等于五月十六日因一次偶然事件被日本警宪侦破，惨遭杀害。这件事曾引起日伪当局的极大震惊，一度对沈阳等地的伪军警作了大规模的侦审，并下令所有报纸禁止透露这一消息，直至七月二十九日才撤销禁令。
日军在完成其对吉林、黑龙江的军事行动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即以三路重兵指向辽西，东北之最后一座重镇锦州岌岌可危。
先是，国民党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并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式军队亦退出“中立区”。此举纯属“一厢情愿”，
因此，尽管驻锦一带东北军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等正规军相继撤退入关，但日本仍集中其第八师团于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第二师团集结在田庄台、营口之间，第三十九师团也奉调南下，在完成其军事准备之后便直驱锦州。这时国民政府内部忙于派系之争，对日军的节节入侵畏之如虎，采取拖延敷衍态度，这使显声愈发激愤。十二月十八日，显声赴北平参加了救国会的《规复计划》的讨论，并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使与会的东北爱国志士深受鼓舞，于是，同日下午五时，大家相聚一堂，“共饮苦水，以代尝胆”，决心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相周旋。
本来，张学良在矛盾重重的情势下曾想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以于学忠部为第一军，王树常部为第二军)，开往关外增强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并为此将荣臻调到北平面授机宜。张嘱荣臻离防期间，由黄显声代理指挥大凌河防线。在荣刚离大凌河之时，黄显声便从实际情况出发，拍给张学良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敌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现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日军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对黄的建议张学良未置可否，仅复电告黄：“荣参谋长日内返防，余之决心及处置即知之矣。”不料荣臻尚未返防,大凌河所剩的有限的守军也被撤入关内，锦州以东就只有黄显声指挥的公安队伍了，在这种情况下，显声明知力有不逮，但仍愤然挑起了孤军防守锦凌的重担。是月底，辽宁省政府大部成员也撤离锦西，高级官员只黄显声偕同省府秘书长黄恒浩和秘书刘澜波留在锦州。显声沉着冷静地布置了防务，他下令公安骑兵总队第一、二总队驻锦州附近，第三总队由熊正平带领调防大凌河南岸。部署甫定，他又于一九三二年元旦这一天，召集锦州地区各界知名人士开会，会上，他激昂地向劝他及早撤离锦州的各方人士表示：“守土有责，绝不退让。”并以“愿民众亦同有毁家纾难以身许国之决心”，号召大家一同坚持抗日。
一月二日，日军第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对岸公安三总队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强渡，守岸之三总队当即展开还击，但因无重武器，而且众寡悬殊，未能阻止渡河之敌，在双方都遭到一定伤亡之后，趁天黑之际才押解日军俘虏七名向城内撤退。直到这时，黄显声才令熊正平留守锦城作最后之防御，自率省府剩余人员撤至城西杨官屯。翌日凌晨二时许，日军即开始攻锦州城，城内部队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且战且退，锦州遂告陷落。退出锦州后的第二天，辽西义勇军耿继周等部，曾按显声早先之部署袭击新民县。从四日夜七时半激战至当夜十一时，一度攻入城内，天明才撤出。
弃守锦州之前，为防辽西走廊各县抗日武装被日军进攻所冲散，显声曾电令将武装部队集中在指定地点，凡未入关者，一律在原地坚持抗日。锦州失守后，显声又前往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可指挥各种义勇军约三万余名。他又通知驻朝阳、义县等地军队，伺机集中，联合出击。故荣臻在电告张学良时，有“黄显声部义勇军，刻在北票相机逆击，倭军倘敢再逞，誓死雪耻会稽”等语。北票事定，显声即赴平向张汇报，并参加了“救国会重要议事”，一月七日，救国会讨论了义勇军的整理问题，八日，显声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在救国会作了关于锦州失守和朝阳一带的战况报告，九日，常委会决定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撤至滦州之辽宁省政府因实际上已无政权之可执行，濒于消亡。显声特为此赴滦重新整饬军务，鼓舞民心。又于一月二十一日借熊正平赴抚宁，拟在该地召集附近义勇军首领商讨辽西、热边的反攻计划，会议因故未开成，显声随即返平，继续协助救国会组织东北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张学良鉴于汤玉麟腐败贪污，不能担负守土抗战之责，拟撤掉汤玉麟以黄显声代之，因怕操之过急，汤可能背叛投敌，此议作罢。同年秋，张将入关之黄部在张家口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初驻北平西苑，后又调防河北易县梁各庄一带。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毅然率领骑兵二师出关抗日。四、五月间，显声率师进驻白马关后，又令熊正平所部一团为先头部队继续挺进热河隆化一带与日军周旋。正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麟徵的二十五师尾随而至，“抄了骑二师的后路”。在尚未与日军交手之前反而先置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之下，这使显声义愤填膺。在被迫后撤的同时，显声果断地命令部队：“保持作战戒备，他们要打，就坚决和他打，他们不打，就快速通过”，就这样，骑兵第二师在国民党二十五师的枪口下撤了回来。后来，骑二师的许多将士纷纷议论：蒋介石自己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谁要抗日还要消灭谁，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又说：“如果不是这个二十五师捣乱，我们骑二师在前线是会有所作为的。”
长城抗战失败不久，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黄显声所部（驻怀来）与其挚友张挺枢的一一二师（驻宣化），成为同盟军南部之屏障。其间，显声曾密派熊正平前去见冯，表示支持冯的抗日活动，并许以相机参加行动。又劝说由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首领冯占海（显声在“讲武堂”的同学，时率三万人驻蔚县)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指挥，继续抗日，并不断将平西各地蒋军的防务状况密电同盟军，保持与同盟军的呼应。
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显声曾一度率师挺进热河南部滦平、丰宁一带，因《何梅协定》签订，划冀东直到顺义永宁堡一带为非战区，黄显声部再次被迫撤出。
进关以后，显声也愈来愈深刻地感到，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下，思想上极端矛盾而又不能自拔，长此以往，不仅收复东北无望，而且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于是，决定暗中与共产党联系，请共产党员到自己的部队中工作，以提高队伍之素质，准备相机出关打游击。
早在辽宁之时，显声就曾聘请原省府秘书刘澜波（共产党员)为自己的秘书。到北平后，康健生等共产党员也经常出入其家，这时，显声通过刘澜波同志和中共北方局发生了联系，党先后派来孙致远、康少逸、朱大光、刘景祜、白坚等十七名共产党员以秘书、粮秣军需官等公开身份，进行对部队的改造工作，柯庆施等北方局领导同志也曾亲到骑二师与黄显声探讨抗日的问题。正因如此，骑二师是“东北军中建立党组织较早的一支队伍”，黄显声则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触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将领之一”
（四）培养抗日力量
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先在骑二师办起一个教导队（也叫“学兵队”），由刘澜波任队长，孙致远、康少逸等任教官，朱大光、刘景祜等派到各团工作。其时，在别的部队中所不能进行的政治宣传，在这支部队中可以进行；在许多部队中所不能教唱的进步歌曲，在这支部队中也可以公开教唱。还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等组织。由于有了共产党员的活动，部队中抗日的气氛愈发高涨，甚至连国民党当时派来的特务分子也按黄显声的命令先后被清除。骑兵二师的共产党员除在部队内部开展工作外，还在地方上成立夜校，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对此显声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党的影响下，黄显声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按我党的建议改造部队，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不仅官兵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而且又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军队的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在部队中组织游泳比赛活动，显声有时候竟脱光膀子率先入水，激励了许多官兵纷纷跳进水中，竞相搏击。骑二师的这类现象，在当时的旧军队中确实是极为罕见的，难怪被一些人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记恨，他们将骑兵二师称之为“红到底”的部队，认为黄显声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
一九三三年春，张学良将军被迫辞职出国后，由何应钦代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何闻显声与共产党联系密切，而且骑二师内“窝藏有大批共产党”，遂派刘克俭到骑二师作政训处长，以监视显声之行动。刘到骑二师后，看到共产党在骑二师内的势力甚大，而且黄显声与其关系又十分亲密，慑于显声的威力，未敢轻举妄动，不久便借故离开。后何又派门炳岳到黄部“校阅”队伍，门查知骑二师驻地常出现共产党的宣传标语等情况后，以此报何，何特招显声质问：“你的防地有共产党标语，你们师内一定有共产党活动！”显声毫不示弱地反问道：“北平市内也有共产党的标语，能说军分会内也有共产党活动吗？”何不能答，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蒋介石欲乘张出国之际分化瓦解东北军，以便全力“剿共”。蒋曾利诱显声等高级将校，为其所拒后，又令何应钦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企图将东北军调到南方去“剿共”。会上何应钦趾高气扬地宣布了调东北军到南方去的命令。这时，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向何宣称：“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学良将军回国，张不回国，谁也调不动。”并环视各将领：“如果谁敢接受何的命令，谁就准备这个。”说话时以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原来张在出国之前，曾召集幕僚亲信密计“还乡大计”，并以“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相托，与会许多将领对此心照不宣。一一二师师长张挺枢接着黄的话说：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紧接着，东北军各将领都相继表态，一致赞成黄的主张。蒋、何此计终不可行，只好作罢。显声等此举保护了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东北军免于毁灭，也是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一次抵抗。
黄显声住平期间，虽然因受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不能率部直接杀敌，但对抗日义勇军仍多方援助。义勇军领导人或抗日志士有困难来平相求，他多次慷慨解囊相助。
一九三五年三月，前东北义勇军第二十路司令杜介雨（为黄显声在锦州政府时所委任)，失败后来平见黄，显声在热情接待的同时，首先询问了杜来平后参加“东北抗属教养院”(即东北义勇军一些领导人流亡在北平的家属的一个救济组织)的一些情况，并表示将尽力给予帮助和支持。对杜本人则表示保送其到洛阳军校去学习，除承担了杜本人及家属的生活负担外，于杜行前特嘱其要坚定抗日救国的信念，并说：“如果国民党特务抓你，你就往我这里跑。”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北平东北救国会主办的专门为义勇军培养青年骨干的东北中学全体师生荷枪实弹去南口作军事演习，忽有日军数十人乘卡车前来干涉寻衅，双方枪口相对，日军放信鸽求援，我方主持演习的王化一亦打电话向骑兵二师呼救。黄显声师长接电话后坚决表示：“即命全师骑兵准备出发，如果开火，只要学生们能支持几小时，骑二师一定赶到支援……”后来,经交涉日方先退,冲突才未发生。从此,日军视黄为眼中钉，故北平沦陷后再次抄了黄的家。
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将东北军的骑兵集中后成立一个骑兵军，张学良意欲委黄显声为军长，但为蒋介石所不纳。蒋且以何应钦曾说过的“黄显声乃桀骜不训之徒”的话驳张，经张坚请黄显声才被委为副军长，驻防陕甘一带。此军的建立，蒋介石本意在于用来“剿共”。显声则向张进言，不要上了蒋介石“一石二鸟”政策的当，“劝张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特别是当显声赴任之前，已看到红军在北上抗日途中所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因此每与张学良谈及“还乡大业”时，即直陈利弊，规劝其接受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枪口对外，而且不止一次地向张学良表明对共产党“只能联合，不能敌对”的观点。为此黄张之间曾有所争论，当争论激烈之时，显声曾不无冲动地说：孙中山可以联共，冯玉祥也可以联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联共？
可惜张学良这时的思想仍然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因而没有明确地采纳黄的意见。
张学良思想上的矛盾和行动上的徘徊，曾使黄显声极为忧虑，但黄的行动却并不因此而受张左右。他在赴任之初，就在部队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并特别对国民党特务的介入采用了必要的戒备措施。一九三六年初，国民党特务头目康泽曾派了一个二十人的别动队来到骑兵军军部所在地西峰镇，目的是来调查骑兵三团等几个团内的“赤化”情况。当时，刘澜波同志即将这一情况通知了三团团长陈大章。一天早上，该别动队队长独自遛到南门外窥探，被三团学兵队一名号兵开枪打死。于是，别动队跑到军部报案，要求追查凶手，黄显声则只是在表面上查询了一番就矢口否认说：“人不是我们打死的，此事与我们无关，军部不承担破案义务。”别动队欲待再作争辩，黄只冷淡地说了句“我们可以买棺材”，便转身入内。别动队无可奈何，又害怕再出事，于是其余十九人也就跟着棺材灰溜溜地退出了西峰镇。正因为黄显声有此明确的立场，所以“东北军驻防西北的各部，大都与红军有过程度不同的磨擦，而唯独骑兵军从未与红军有过任何敌对行动”。
因黄显声决计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不与红军为敌，这就与蒋介石的所谓“剿共”的命令发生了冲突，为了避免违心地参与“剿共”的战争，他后来干脆离开骑兵军军部，留居平津，同时又向张学良将军推荐刘澜波到总部四处（政治处）任科长，委托刘“将党的政策向张学良作诚恳的解释”。
显声留平期间，蒋介石曾以其惯用的离间伎俩收买黄显声，而在西安又传出“黄显声不回来了”的流言，在西安的一些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信以为真，竟为此“发起一次留黄活动”。
张学良曾因此问到由北平回来的陈大章：“黄显声在北平干什么？”陈如实向张学良报告事情经过，并且说：“蒋介石万两黄金买不了黄显声”，“他是咱东北军的铁台柱”。张学良颇为感动，同时对黄的气节、品格和思想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切对正在寻求正确的抗日道路的张学良以后思想的转变，无疑是有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为积极建设东北军，张学良将军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办起了军官训练团，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以上的青年军官受训，以图培养一批抗日骨干。该团起初由王以哲任教育长，因显声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卓越的胆识与魄力不仅为张学良所赏识，而且也为东北军与西北军中诸多将领所公认，于是十月间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张学良特调黄显声接任教育长。十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曾到该团训话，除了“攘外必先安内”那套陈词滥调外，还大讲其共产党是最近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你们不打眼前的敌人，轻谈抗日，不服从长官就是不忠不孝。又声称：“一切抗日言论都是狂言疯语”，“抗日必先剿共，不剿共即不抗日，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汉奸”等等。蒋的这番训话和平时训练团的教育宗旨大相径庭，因而一时造成了学员思想上的混乱，也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而当时在台下的张、杨虽愤郁其词，也只得硬着头皮听训。特别是张学良，他虽然觉得“这些话是对自己的直接打击”，“苦恼悲伤以致落泪”，但会后也无应急良策。黄显声找到张学良的亲信卫队营长孙铭久说：一定要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番谬论，安定大家的情绪，要特别讲明抗日是正确的。经研究决定派敢说话的苗剑秋（外号“苗疯子”，时被张学良软禁在孙处)去办这件事。第二天苗即按显声的意见到训练团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激烈的言词：“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打内战，是亡国的政策，我们东北军要抗日，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叫我们去抗日而打内战，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这样的人，说日寇是外患，共产党是心病，心病不除，不能抗外患，先打共产党是国策，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我们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之人，苦难之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混帐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躺下，横着抬出去！”苗的讲话，很快被蒋特分子报告了特务头子晏道刚（蒋介石指派的“西北剿总”参谋长)，晏即要求张学良把讲话人苗剑秋交出来，张为了缓和紧张的形势，就对人说要枪毙苗，惩办孙。
孙将这一情况告知显声，请其向张说明原委，于是显声立即找到张学良对他说：“不要自己毁灭自己，现在杀抗日分子就是毁灭自己，如果真要枪毙讲话的人，惩办孙营长，就枪毙我黄显声吧！”张学良非常赏识显声的这种胆识和作为，遂暗中让孙铭久把苗送至北平并转道出国，然后对晏说“苗已畏罪逃跑”，于是此事便作罢论。
当张、杨决定胁迫蒋介石抗日，因恐在外部队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发生变故，决定派显声到五十三军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以牵制万福麟，必要时取而代之。时蒋介石集训军官训练团于庐山，再次引诱显声前往，为显声断然拒绝。之后，显声即迳赴石家庄，致力于实现抗日的各种准备工作，着手改造五十三军。其间，显声除首先团结了一一六师之吕正操等部以形成该军之抗日中坚外，又在部队中撤掉了一些贪污渎职分子，吸收了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还邀请了冀南一部分共产党员参加该部工作。与此同时，他全力支持当地群众发起的慰劳抗日将士等爱国活动，使该地国民党特务的种种阻梗不能得逞。
一九三六年七月，张学良曾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抗日同志会”，这是东北军中的一个秘密核心组织，其成员只限于在高级将领和少数中级亲信军官中发展，企图通过这些成员在整个东北军中渗透联共抗日的思想。该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后来西安事变东北军中的核心，黄显声则是其中重要成员之一。“双十二”事变爆发，显声在石家庄表示坚决拥护，并枕戈以待。正在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特派高惜冰与黄恒浩（显声的叔父)到石家庄五十三军游说。高等先会见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万福麟当即答应了高等的要求，并给南京打电报，“说他‘效忠国民党’，并表示要敦促他的老上司释放蒋介石”②。接着高等又会见黄显声，显声特找来刘澜波同志共同与之辩论。见面后黄恒浩以长辈的身份要显声弃张投蒋，被显声严词拒绝。同时，显声又劝自己的叔父以民族利益为重，弃蒋拥张，联共抗日。当高惜冰以“党国”、“领袖”、“主义”之类词藻夸夸其谈时，刘澜波针锋相对，据理驳斥，一面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一方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使高张口结舌，无以对答。四人争辩一夜，第二天一早高惜冰和黄恒浩便灰溜溜地跑回南京复命去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东北军失去了统帅。
在危机时刻，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西安城内发生了王以哲军长被杀的“二·二”事件，驻在外地的万福麟也蠢蠢欲动，准备投靠蒋介石，只是怕黄显声采取抵制行动，他们才未敢公开反对张学良。但是，他们从此对黄显声也百般加以排斥，甚至一度借故将他软禁起来。显声被迫于一九三七年秋离开了该部。
离开五十三军后显声到达武汉，会同张学良四弟张学思为营救张学良奔走呼号。显声亲自找到宋子文说：现在对外抗战已经开始，对张先生实无再予幽囚之必要。宋支吾其词，黄气愤地质问他说：“担保张先生安全的是你，你到底负不负责？”
宋无言以对。这一年，显声生活拮据，曾与张学思同睡地板以度长夜。
（六）在西安事变中。 同年夏天，周恩来曾通过刘澜波代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张挺枢和“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在武汉一家旅店会面。见面后，周恩来同志鼓励大家坚定信念，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与会者皆备受鼓舞。显声在与周恩来见面后，经常到中共驻武汉办事处取得直接联系，一方面按周恩来的意见协助我党进行抗日领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求亲赴延安，直接参加共产党导的抗日斗争。周恩来同志对他的请求给予热情鼓励，并相约在显声到延安后介绍其参加抗大工作。大约在九、十月间，我党从香港运来一批物资，急需运往延安，几经周折，仍未找到稳妥办法，当显声知道这一情况后，即安排下属人员将这批物资送到延安。
为了做好赴延安的各种准备工作，显声委托在西安的旧属熊正平亲自将其所存的一批武器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运到延安，又设法召集旧部和一部分东北青年学生（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等，组成一百多人的“东干队”开赴延安，拟以这批队员为骨干，组成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这批队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为祖国的光复、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英雄决战岂止在战场
黄显声本人拟于二月六日动身赴延安，不料这一消息被国民党特务张碧天侦悉，并于二月二日在汉口将其秘密逮捕。捕前数日，周恩来同志曾通知显声，嘱其迅速转移，显声则认为自己向来光明磊落，没有必要躲躲藏藏，并且错误地以为国民党还不敢将自己怎样，因而未重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以致壮志未酬，身陷囹圄。
国民党特务逮捕黄显声之后，罗织所谓“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先将其秘密监禁在武汉稽查处，不久又解往湖南益阳。一九三九年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又将显声转囚于贵州息烽县阳朗坝集中营。一九四六年七月，息营撤销，又解送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押。
显声本因日帝侵略东北奋起抵抗而扬名，却于全国抗战爆发后正欲献身报国之际而被囚，其内心之不平和愤懑是不难想见的。他曾让人抄写几十首爱国诗人陆游的诗词给他读，以为精神上的寄托。一次当他读到“报国欲死无战场”时，这个硬铮铮的铁汉子竟至痛不能忍，放声大哭，愤慨地说：“我们现在和南宋一样，是秦桧当权，岳飞被杀！”
有一次他与康博缨等人谈及西安事变，说到张学良被扣时，他悲愤交加地说：“汉卿不听人劝告，一定要送蒋到南京，以为蒋对他不会有什么意外举动，这完全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张是太天真老实了，所以上了大当。”在与李任夫等人谈到抗日战争时，他又说：“‘九一八’后，我是主张联共抗日到底，如果不是汉卿执行蒋介石的投降主义，国家何致于搞糟到如此地步！西安事变，共产党和东北军将领对他宽大不杀，是以国家民族为重，公而忘私，···”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黄显声将军鲜明的政治思想，是在他孜孜以学，不断追求真理的奋斗中形成的，也是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与共产党人的亲密合作中坚定成熟的。早在西安事变前后，他就在与我党领导人和许多党员的接触中，逐步了解了我们党，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并且千方百计保护我党同志。在入狱以后，他又与车耀先、罗世文、宋绮云、韩子栋等共产党员交往最多。他敢于自我解剖，努力确立自己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人生观。有一次，他与狱友谈论古代英雄诸葛亮的待人用兵之道（实际上是借古代英雄人物来探讨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讨论结束后，他在一篇心得中写道：“我以为诸葛亮之最足以为后世法者，不是待人用兵之道，而是其服务的精神，确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由此得出“人生意义以服务为目的”这一精辟的结论。他非常喜欢岳飞的《满江红》一词，认为这首词“慷慨而悲壮，是我辈革命青年，爱国儿女所极应志而实践者”。
由于黄显声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他在狱中的生活给予某些“优待”，显声就利用这方便条件常把自己所获得的各种消息（因他订有多种报纸杂志）和对时事形势之见解与人交谈，使许多人深受教益。有时还利用自己所住楼上地板缝隙将写有重要消息的纸条或剪报投到楼下，使楼下陈然同志（中共党员，被捕前为重庆市委《挺进报》主编）利用这种消息来源出版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黄显声就是这样随时随地“献出自己的‘能’”，“献出自己的热”。
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条件下，黄显声冷静地审时度势，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对那些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命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分子，显声总是针锋相对地予以揭露或发动群众共同与之斗争，有时盛怒之下，竟至亲自动手痛打以灭其淫威，对于周养浩等特务头子，则一方面利用其贪财图利的一面虚以委蛇，开展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则告诫人们：“日后总有同他们这些王八蛋算（账）的一天”③；至于对狱中的一般看守、杂役等，显声则是因人而宜，尽可能地做一些教育争取工作，要他们“认清国家的前途”、“多做一点对得起人（指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以便把握“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当一九四九年斗争激烈之时，显声更是“经常宣传说明党的政策”，公开对他们说：“我和共产党多年打交道，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促使一些看守人员弃暗投明。显声身陷囹圄，渴望自由，但面对强暴从来不出卖原则。
(七)未脱险境之谜
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活动当海军部长而网罗“人才”，曾亲到息烽以重利收买显声，不仅答应要帮助他出狱，而且许以重要委任，但条件是脱离同东北军和共产党的关系。黄显声对这种收买嗤之以鼻，他严正地向戴表示：“张汉卿不出去，我是不出去的，汉卿多时出去，我也多时出去。”事后显声曾对问及此事的人们说：“戴笠是一条狗，我能去作走狗的狗吗？”他以自己“从来不买蒋介石的账”而自豪。
抗战胜利不久，我党曾通过东北军的一些关系为营救显声做过多种努力，显声为此激起一些希望，并将这些情况向狱中党组织作了反映，还表示：“我出狱有可能还要带兵”，只要“给我带兵，我就组织部队到解放区去”。又说：“如果空着手到解放区去，我是没有脸面的。”
一九四六年初夏，显声一次清晨骑马出去锻炼，当走到靠近公路旁时，突然从公路上驶来的一辆吉普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急请显声弃马上车。原来此人系显声过去的一个老部下，时在国民党辎重兵团当团长，又恰驻在贵州省内，听说显声囚禁于此，曾数次亲自驶车来候，今天终于如愿得见。此团长准备带显声先到他的团部，换上士兵衣服躲过几天，再设法护送离境。显声稍作考虑，即告以己见，不欲即去，并促其迅速离开此地，该团长只好怏怏别去。事后，黄彤光问及此事，显声坦然地说：“我怎么能逃跑？我为人光明磊落，无愧于国家人民，他们偷偷摸摸地把我关起来，就得明明白白地把我放出去。我爱国还成了有罪？要他们向天下人说清楚，我才能走呢！如果逃走了，他们就更要颠倒黑白，同时，还要罪及无辜，连累这里的难友们多受灾难，我不能这么自私，不忍心这样做。”就这样，在部下和亲友的筹划下他本来有三次好机会可以逃脱虎口，结果都被他拒绝了。他的这种行为，真是又令人敬佩，又令人惋惜。
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达密令将囚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从“白公馆”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半，特务杨进兴、杨钦典来到黄显声的囚室，杨进兴对显声说：“周主任请你谈话，马上去，李副官（张学良从前的副官李英毅）也一道去。”显声在沉思中换了一件草绿色的夹克衫，又暗藏了一把短刀，随后戴上了礼帽，从容地走出囚室，同李英毅一道出了“白公馆”,两个特务在后面紧紧跟随。当走到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的一个山坳时，杨进兴突然从背后向显声连开两枪（随即又向李英毅开枪），一弹打穿右臂，一弹直穿胸房。显声中弹后犹坚握着短刀转过头来怒视着两个行凶的刽子手……
一代爱国将领没有战死于与日本侵略者拚杀的疆场之上，而竟然于长期囚禁之后死于末日来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之手，多么令人痛惜！
重庆解放后第二天（十二月二日），黄显声将军的狱友黄彤光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到中美合作所内步云桥附近寻获忠骸，当即扶尸至洗布塘十三号黄宅成殓，随后，暂殡于磁器口枣子堡山麓。不久，重庆市烈士审查委员会定显声为烈士。十二月十五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追悼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死难烈士，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亲自前往祭奠。时重庆《新华日报》有如下报导：“杨虎城将军十三年前的遗像安放在灵堂中央，他的两旁是殉难的三十二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栩栩如生的画像，他们是死难烈士的代表，这里有蔑视匪徒从容就义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有张学良将军麾下的革命军人黄显声，还有···车耀先···陈然··江竹筠..·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挽联是：‘西安举义震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诸将军的挽联写道：‘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国家’。”
翌日，重庆市党政军民数千人，于朝天门码头，在军乐和礼炮声中举行启灵式，哀送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等灵柩归里。黄将军灵柩由其长子黄耀华扶送北京，后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
黄显声生前在狱中写给黄彤光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就是万一不测，是为追随张学良先生反对蒋某‘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而牺牲的。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 一位爱国军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肝烈胆，灼灼可见。致敬黄显声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