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是受到印尼、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邀请。当时处于冷战时期，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中国，受到这个邀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为了此次万隆亚非会议，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得到了非洲和亚洲人民的广泛支持，缅甸总理吴努，甚至直言：“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参加这个会议”。
而这年的中国南部海域上空，却发生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惨案。伴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一架来自印度航空公司的小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坠入了这片海域之中。这架小型客机，正是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的包机。飞机里面有3名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5名记者人员和3名外国乘客。这些人在此次爆炸中，全部遇难。而此次空难的矛头，却直指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一：外交部接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刺杀中国代表团
1955年4月初，周恩来收到缅甸总理吴努的两封电报，邀请周恩来总理在4月15日之前两三天到仰光去休息几天，并说由他们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同时，还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去。周恩来意识到这是开展工作的好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但那时昆明和仰光之间也没有航线，要先试航成功才能成行。这样4月7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一14飞机首先飞昆明，在那里等待试航成功。
一个罪恶的阴谋即将实施。中国外交部从某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收买了香港机场的勤务人员，要将定时炸弹放进“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油箱里。在周恩来飞往昆明前，外交部把这信息紧急电告了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人员查明真相，采取措施，处理此事。
4月9日，昆明仰光试航成功。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放弃了原先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计划。
而是准备从缅甸的仰光直飞万隆，参加会议。但是一架飞机坐不下那么多人，而且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还有3名国际友人仍然准备按照计划于4月11日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赴雅加达。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昆明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并且还向外交部紧急发出了指示，要外交部将台湾特务要炸机的情况迅速地告知香港相关人员，让他们务必保障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董越千，在当天晚上就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了香港方面和中国代表团。4月10日又将这一重要消息向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进行了紧急汇报。
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之后，立马通知了港英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了港英当局。
香港当局10日得到我国政府通报后，在足足24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时左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启德机场前不久，香港警务处才派出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飞机，不准未经许可之人接近或登上该机。“采取了一切措施”仅此而已。
4月11日凌晨时分，万籁俱寂，整个香港都沉浸在梦乡之中，然而新华社香港分部的同志们却在忙着落实周恩来的指示，为保证“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1时半，新华分社派专人来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家中。深夜惊扰人家，按理说有些不礼貌，但事关重大，已顾不了其他了。中方人员急急地叩开了印航驻港分公司经理的家门，把他从鼾睡中叫醒。
睡眼惺忪的印航经理听了中方通报的情况后，将信将疑地问：“你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又加重语气追加了一句：“你的消息 是否有根据？”中方人员以肯定的口气回答道：“有可靠根据， 我深夜造访正说明了这点。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印航经理听后还不甚相信，略加沉思后说：“ 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田飞机几小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一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
看到印航经理不甚相信的样子，中方人员很焦急，干脆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中，有的人就同国民党特务份子有联系。但印航方面还是不信任、不重视。
后来证明，中国的情报是十分准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仍是防不胜防，悲剧还是发生了，因为香港当局和印航方面的不重视，中国为万隆会议付出了血的代价。
二：“克什米尔公主”三次求救，便消失在了茫茫大海
4月11日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按时起飞，到下午6时30分，这架飞机在空中突然一次三连发出求救的信号。
雅加达机场顿时变得一片惊慌，指挥塔当即对着对讲机高声喊问：“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当机长回答“没有”后，联络突然中断，飞机失去了联系。
此时，周恩来正在昆明，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周恩来从11日下午起就一直守在机旁关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行状况。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 4月11日下午总理在昆明接连接到北京打来的几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正常起飞。到下午6点多的第二个电话说与飞机失去了联系，有个通讯社听到中国南部海上空有巨大的爆炸声。大家一下 子紧张起来。到晚上的第三个电话就证实飞机失事了。
《世界知识》前任主编董书海，那时才22岁，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担任翻译。他回忆了那个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几个人提前到万隆打前站。我负责收集外电对我国代表团的反应。那天晚上我接到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电讯稿，翻开看到这么几行字：“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尼领海 上空起火爆炸，下落不明。”
我两手发抖，看不下去了。马上找到参赞陈叔亮，他说，你镇静，别慌、好好念。我很快把电话译出来，他立刻打电话给使馆。”使馆同时也收到了这条电讯。
实际上从下午起，他们因为没有接到飞机，就已经陷人集灼之中了。而在飞机与雅加达机场联络塔失去联系的刹那，飞机已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燃着烈火，裂为几段，坠入了大海。
据三位生还者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立即处在浩瀚的大海上空，灿烂的阳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海，飘浮的白云。银色的机体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平稳地飞行了5个多小时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下午6时半左右，正是残阳如血的时刻，在倦意沉沉的机舱里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刚刚入睡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立即被惊醒，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时，他看到一阵阵烟雾从冷空气导管不断喷出，认为是后行李舱起火，在报告机长后，以最快的速度将灭火器射向后行李舱。
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领航员帕塔克很快又可怕地发现右翼第二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了大火，卡尼克再向机长告急，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但无济于事，火势在离海平面18800英尺(1英尺约为0.3米)上空的机舱内蔓延。面对这万分紧急的情况，机长当机立断，预备采取强行迫降措施，同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
这时，险情在继续发展，第三号发动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机组人员不得已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并把氧化碳喷向该区。原本储备不多的灭火器消耗殆尽，在这十万火急的焦人时刻，右加温机火警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显然已不可能。机组人员眼瞅着火焰不断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强行降落已是唯一的希望。在飞机下降过程中，连续发出3次求救信号。
在短暂的联络过程中，雅加达机场明确了周恩来并没有在飞机上。但飞机与地面的联系系统几乎在机长向雅加达指挥塔回答周恩来未乘坐该机的同时，立即失灵，飞机与地面的联系中断。这时飞机所在位置距离雅加达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飞机在急速地下降，机组人员镇定安慰着大家，并熟练地采取应急措施。空中小姐把救生背心发到每一个人手里，包括机组人员。
乘客虽有的“面容失色”，但并没有发生混乱现象，服从机组人员的指挥、安排。机长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命令机组人员把乘务组座舱的通道打开。工程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和乘务组的出口也打开。凌滚黑烟随即充满了整个机舱，乘客被呛而发出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这时，飞机冒出的黑烟弥漫在飞机的周围，飞机的能见度受到极大的影响，能见度降低。海面与地面已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开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在接近陆地的地方，但由于机身严重受损，完全失控，尽管机长及全组人员做了最大的努力，飞机还是随着一声呼啸，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坠入了大海。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机上人员并未全部遇难，三名机组人员得以奇迹般地生还，事后，正是他们向人们描述了那与死亡搏斗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和场面。生还的这三个人分别是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
帕塔克和卡尼克在飞机冲向大海的刹那间被强烈的气浪甩出机外，落入大海之中。狄克西特则是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3个人都有着强健的体魄，又有熟练的水性。
卡尼克和狄克西特很巧被海浪冲到了一起，两人互相借助体力，捆在一起以共同求生， 他们在海上忍着饥渴足足漂泊了8个多小时，最后爬上了一座小岛。帕塔克单独与海水搏斗，凭着生存的本能和毅力，最后挣扎也漂到了小岛上。
小岛上的居民因语言不通，无法弄懂这三人来自何方，还以为他们是船只遇难漂流到岛上来的，而绝没料到他们竟是从天而降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了军用飞机到出事地点搜寻。英国皇家空军、海军也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后来，三名幸存者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发现并被救出，幸运地得以生还。而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人全部遇难。
飞机出事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立即派了武官茅琛同志去处理这件事，随后又派了使馆的黎笑村和胡陶两位同志到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在打捞过程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机组人员和乘客都被冲离飞机，尸体在海面上漂浮着。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他自己的座椅上，是他当时心中还抱有一份降落成功的希望，还是他作为机长坚守岗位，应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其行为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从4月25日开始，印度、印尼和英国三国联合起来打捞飞机残骸。飞机残骸是被印尼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发现的。打捞工作一共进行了10天。99%的残骸都被打捞上来，后运到印尼，印度、印尼专家组成了联合专家调查组，开始调查寻找飞机失事的原因。
三：周恩来毫无惧色，如期飞往雅加达。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发生，为周恩来的万隆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出事后，大家都为周恩来安全担心。有人劝周恩来不要去了。面对险象环生的旅程，周恩来毫无惧色，毅然决然地说:“为了亚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和平共处，周恩来已把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
周恩来这次乘坐的是印度空军的“空中霸王”号飞机。赴仰光前，周恩来给工作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到仰光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奈温将军亲自下令，让飞机直接停到空军基地去，并派专人守护。
在仰光，周恩来除了和吴努、尼赫鲁、纳赛尔等各国领导人会谈外，还和缅甸人民一起欢庆了泼水节，表现周恩来总理会前的坦荡和从容，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此情此景永远铭刻在缅甸人民的心中，并成为缅甸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离开仰光，飞赴雅加达。在机场，为防意外，周恩来要求所有人都在离飞机50米外告别。
飞机飞经新加坡上空时，突然下起了大暴雨，豆大的雨点打在舷机和机窗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空中霸王”号也是中小型飞机，不能超高空飞行，必须临时降落，等暴雨过去。但当时新加坡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活动也很猖狂，因此代表团中有人对降落在新加坡机场感到很担心。
周恩来却对陈毅说，听机长的。在新加坡机场，机场老板亲自登机，笑容满面地表示欢迎，并邀请总理到贵宾室休息。盛情难却，周恩来决定少数人下去，其他人则留在机上。
刚进贵宾室，廖承志就急忙把卫士长成元功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拉到一边，小声却很严肃地说，刚才在贵宾室门口，碰上了两个蒋介石的特务，务请两人注意他们的动向，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廖承志经常去香港，曾经见到过这两个人。
李福坤和成元功听了廖承志的话后，立刻紧张起来，一个人留在屋外，一个人在屋里，密切关注着周围动静。
这个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飞机从空中飞过来了，他乘坐的是大型专机，可以超高空飞行。他得知周恩来总理被滞留在新加坡机场，便打电话下来，问要不要下来接上你们一起走。周恩来表示谢谢他，但说不要下来了，我们等暴雨过后就走。
中国驻印尼大使的同志们，得知了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到达雅加达的消息，可把他们急坏了。更何况，之前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遭遇空难的教训，大家也更加警惕了。早在4月13日，被称为“将军大使”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拜见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商谈了加强周恩来总理安全的措施。印尼总理保证将努力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代表团的安全。
16日下午6时，“空中霸王”号飞临雅加达玛腰兰机场上空。在飞机上就可以看到机场上早已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驻印尼的全体使馆人员都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周恩来一下飞机，黄镇就急忙站到他跟前，然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也赶紧跟上，这样他们两人把周恩来夹在了中间，其他的同志，参赞、秘书、领事及黄镇夫人朱霖簇拥在周恩来周围，筑起了层层人墙，保护着周恩来往机场外面走去。
从机场出来，车队已经排好了。使馆为转移视线，特意准备了三辆一模一样地挂着五星红旗的汽车。原计划周恩来该坐第一辆车，但出了机场，黄镇和杨奇清临时改变了计划，把周恩来送进了第三辆汽车里。朱霖则是担任总理“替身”，坐进了第一辆车。因为第二辆汽车原本是安排给黄镇和朱霖的，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临时改变了计划。周恩来总理在印尼外长苏纳约的陪同下安全驶离了机场。这样朱霖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多少年后提起此事，这位已故大使的夫人仍是感慨万千。
总算平安地到达了印尼，第二天中国代表又从雅加达飞到了万隆。代表团的成员们刚刚松口气，却在到万隆的第3天，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反省”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急件。
这封急件中这一说道：在解放战争时期逃亡到印尼的国民党的下层军官们，按照到台湾“总统府”的秘密计划，组织了一个28人为小队的暗杀队伍，专门负责暗杀中国代表团成员，特别是周恩来。
而且美国人为了配合这次行动，还给每个人发了消音手枪，每个人还发了印尼币作为奖赏，谁打中了周恩来。还要加法40的印尼盾...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闻》也报道说，美国特务机关还在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活动.....
看来印尼也并不是避风港，敌人也没有死心，枪口正在时刻瞄准着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暗杀。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中国驻印尼使馆和中国代表团积极主动和印尼安全部门联系，把情报及时通告印尼有关部门。对此印尼十分重视，采取了行动，加强了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保护措施，对署名信中提到的暗杀队成员进行了临时拘留，敌人的暗杀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周恩来幸免于难，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幸事，也是亚非人民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一大幸事，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破坏世界和平的大失败。而29个国参加的亚非会议也是在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精神的感召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亚非人民的团结，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