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藏书楼及园林鸟瞰
民间藏书文化传统之形成，对于历代图书典籍的保存与流布、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万千藏家的收集与保护，使其藏书有如低洼细流，待到时移势变，汇聚成大江大河。嘉业藏书楼的崛起、发展与衰落，就是例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管理古籍，发现馆藏大量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此后逐步了解到复旦图书馆与嘉业堂藏书的渊源。我的老师周子美先生，也是浙江南浔人。他曾告诉我，当年嘉业藏书楼有个编目小组，共六七人，其中四五位专管编目，还有一位刘氏族人负责盖藏书章（一方朱文“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一方白文“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一般盖在卷首固定的位置，成为今日辨识嘉业堂藏书的基本特征，就像今天的商标一样。复旦大学图书馆是上海收藏嘉业堂遗书最多的机构，嘉业堂藏书的来龙去脉引发我长期的研究兴趣。
钤有嘉业堂及刘承幹藏印的刻本与抄本
钤有嘉业堂及刘承幹藏印的刻本与抄本
钤有嘉业堂及刘承幹藏印的刻本与抄本
钤有嘉业堂及刘承幹藏印的刻本与抄本
“傻公子”的生平与家世
明清以来，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崇尚读书、重视收藏的风气盛行。嘉业堂藏书的兴衰不仅是民间藏书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深入了解上海及长三角近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切入口。嘉业堂所在的浙江湖州南浔镇，对上海的丝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还有其他各行各业，包括旧书业的发展，都有过巨大影响。当时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的说法，比喻镇上富家大户（现称“浔商”）很多。富家大户不见得都藏书。而“四象八牛”中，嘉业堂刘家、适园张家、百匮楼庞家、传书堂蒋家，都是成规模、有特色的藏书大家，编有书目及藏书志，还能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编书及刻书。
嘉业堂主人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室名有嘉业堂、求恕斋、留馀草堂等。
刘承幹的祖父刘镛，原来是一名绸布店学徒，白手起家，在丝商林立的浔商环境中艰苦创业，终获成功。江南的文化传统是家境富裕后都希望子弟能够读书出仕，所以刘镛培养四个儿子都读书考秀才，并继续参加科举，刘家在第二代就完成从商人到士人的转换。刘家长子刘安澜，某年夏至杭州参加乡试，不幸得了急性痢疾而夭折。次子刘锦藻，是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刘承幹为二房长子，因长房早逝无嗣，祖父命其兼祧两房，成为刘安澜嗣子，因此他后来继承了丰厚的祖产。刘承幹在24岁时，赶上清代科举考试的最后时期，进学成为秀才。他没来得及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尚未正式进入仕途，清朝就结束了。进入民国后，他觉得自己是清末进士之子，刘氏家族因从事赈灾等慈善捐款，曾屡蒙清廷赏赐牌匾嘉奖（“嘉业堂”即由宣统所赐“钦若嘉业”匾额而得名），故对清王室仍抱有君臣般的情感，以“遗少”身份自居。又因雅好文事，故对于曾出仕前朝、有过影响的遗老辈尤为尊重优待。
嘉业堂藏书始于1910年，盛于1930年代，短短二十年即发展成当时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这与刘承幹重视文化、礼敬文士有很大关系。刘承幹继承家业后虽拥有经济实力，但是他的藏书经验、判断力还不足，要依靠学术前辈的指点与介绍，才有机会网罗江浙私家藏书，并延揽通儒宿学，整理编目、纂藏书志，并陆续刻书。鲁迅先生曾戏称他“傻公子”，耗费巨资于刻书事业，说明他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位忠厚诚信、具有浓厚传统观念的江南绅士。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刘承幹身处新旧文化转型时代，仍大规模购书建楼、刻书印书，为保存传播传统典籍作出独特贡献。
《嘉业堂藏书志》整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嘉业堂藏书志》稿本
嘉业堂藏书的积聚与散出
我国南北各大图书馆，包括私人藏书，它们的来历及去向，久为从事图书馆史、藏书史研究者所关心。中国历代图书典籍的收藏，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系统，两者互有交叉，互为补充。比如某一王朝覆灭了，官方藏书就会散落到民间，等到政权稳定了，民间藏书又会逐步聚集到官方书库。民间读书藏书的传统，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据统计，见于记载的历代著名私人藏书家，便有5000人以上。
嘉业堂藏书始于清宣统二年（1910）。1937年秋，刘承幹撰《嘉业藏书楼记》，详述其藏书原委。嘉业堂藏书的积聚，得益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当时许多旧家大族的藏书难以世守，因居所改变、迁徙频繁、生计艰难等原因，纷纷“以藏书易米”，造成图书流转的良机。刘承幹听从有识之士的建议，聘请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缪荃孙、叶昌炽等为顾问，利用人脉，联系书主，鉴定版本，估价定夺。因此为时不久，至少有十多家流传有绪、渊源深厚的旧家藏书，通过师友、前辈及书商的奔走介绍，很快聚集到嘉业堂，其中包括四明卢氏抱经楼（宁波）、独山莫氏影山草堂（贵州）、仁和朱氏结一庐（杭州）、丰顺丁氏持静斋（广东）、太仓缪氏东仓书库（江苏）、江阴缪氏艺风堂（江苏）、湘阴郭调元家（湖南）、长洲顾氏艺海楼（苏州）诸家。以上各家藏书入藏嘉业堂的原委，在刘承幹的日记及信稿里都有记录。
嘉业堂藏书的数量与质量，在短时间内获得急剧增长，不仅是时代对于刘承幹的青睐，对于后来的图书馆藏书建设，也具有积极影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设想如果只靠旧书店之类的渠道零星选购，嘉业堂如何能迅速达到近六十万卷、近廿万册的藏书规模？因为故家藏书是成批地输入，嘉业堂藏书的成就才如此可观，在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中，使行将散失的各家藏书重新积聚，使古籍的传承未出现断链，这就是嘉业堂主人的历史功绩。刘承幹藏书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因他具有“文化遗民”情结，有保存传统典籍就保住了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情怀。
刘承幹民国初移居上海后，在聘请缪荃孙、叶昌炽等为他鉴定图书之外，亦得到沈曾植、朱孝臧、况周颐、杨锺羲、冯煦诸老辈的支持。刘承幹不仅大量购书，还重视抄书，所抄多为篇帙繁巨、流传稀少的大书。如清宫历朝《实录》写本，清国史馆《国史》稿本等，都是数千卷的巨帙，原先深藏于清宫，外人无从获见。民国初，因刘承幹向清史馆提供经费资助，作为报偿，由清史馆在京组织人手，前后费时八年，将上述两大部档案完整录出，成为著名嘉业堂抄藏本。在影印本出现之前，清代皇家的历史档案从此在江南保存了副本。以上嘉业堂抄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让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刘承幹的心血没有白费，上世纪二十年代抄成之书，至今已届百年，依然完好如初。
清末的动荡时局，为嘉业堂藏书积聚提供了空前机遇，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民族灾难，又迫使刘承幹辛苦积聚的藏书再度散失。回顾嘉业堂藏书史，从1910年开始，嘉业堂藏书的增长上升很快，到二十年代即到达高峰。三十年代起，因经商亏损、家道中落等原因，嘉业堂藏书中的善本，如宋版《四史》、明抄本《明实录》等已陆续售出。抗日战争期间，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3册，由日军杭嘉湖战区司令为大连满铁图书馆购去。至四十年代初，又有一次较大让售，因郑振铎先生等一批爱国人士担心江南私家藏书落入日本人之手，或被转售海外他国，代表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买下嘉业堂所藏明刻本1200种。四十年代还有一次交易，又有大批楼藏善本卖给湘人张叔平。此后，嘉业堂藏书仅剩南浔所藏的普通本及自刻本，以及刘承幹在上海寓所保存的100余箱清刻本。刘氏沪寓所存图书，自1954年始，分三次售予复旦大学图书馆，计清刻本2000余种、明刻本若干种，以及上述嘉业堂抄本《清实录》及《清国史》。此外，上海、北京及天津的古旧书店，亦自刘寓购去少量图书。刘承幹友人王欣夫先生，也获得嘉业堂藏书数十种（王欣夫先生身后又归入复旦图书馆）。
现存于世的嘉业堂藏书，一是国内公私收藏机构（如国图、浙图、上图、复旦、浙大等），一是港澳台地区，一是海外如日本、美国等图书馆（与张叔平所得有关）。嘉业堂藏书虽已分散，但其藏书主体仍归于公藏，百年之间，许多珍贵古籍，又完成一次由民间收藏重归公藏的循环。我们常说，书比人寿，人寿至多百年，而宋元本到现在都将寿逾千年，明清刻本也有三五百年。正是因为古今代出不穷的爱书者及藏书家的接力，中华先民创造的古代典籍，才会涓涓滴滴，历经周折，仍然众川归海，世代赓续。
嘉业藏书楼窗格
嘉业堂书目的编纂与整理
嘉业堂当年汇合诸家藏书，有如千军万马，齐集书楼，整理编目，尤为必要，就像一支部队要行伍整齐，编制合理。我的老师周子美先生（1896—1998）是位长寿老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去世时已102岁。他出身于清末浙江法政学堂，原在南浔任小学教师。藏书楼建成后，刘承幹有意寻找一位有传统学问基础的世家子弟来帮助编目，周老便在三十岁左右时，投身此项工作。从1925年至1932年，周老在施韵秋等人协助下，编成《嘉业藏书楼书目》，著录了楼藏57万余卷、18万余册图书。嘉业堂藏书盛期之图书，自此有了总记录。这部书目现在也藏在复旦图书馆。
《嘉业藏书楼书目》外，刘承幹又延请缪荃孙、傅增湘、吴昌绶及董康等学者，为所藏善本编纂《嘉业堂藏书志》。编纂自1917年始，至三十年代已具初稿，因未得妥人修订，迄未刊行。刘承幹去世后二十年，1982年《藏书志》稿本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199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藏书志》著录楼藏善本书1700余种，内含宋元刻本91种，明刻本841种，明活字本6种，稿本56种，明清抄本741种。所录各书，除详记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藏印，并迻录原书序跋题识，成为一部具有多种功用的善本书目。
此外，著名文献学者、复旦大学王欣夫先生曾指出，嘉业堂藏书及书目之外，其所刻的二三百种书，也是对延续、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巨大贡献。嘉业堂刻本每种都有序跋，介绍该书的内容及底本，序跋未必皆刘承幹本人所撰，但都出自当时权威学者之手。王欣夫先生曾辑《嘉业堂群书序跋》四卷，这也是研究嘉业堂刻书旨趣及版本源流的重要资料。
嘉业堂刻书版片
中西合璧的嘉业藏书楼
嘉业藏书楼是一座完好存在的历史建筑，至今仍为南浔镇一大景点，隶属于浙江省图书馆。这座附带园林的建筑，现已有百年历史，它带有民国初年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兼具藏书及游览功能，近年曾经多次修缮，值得今人珍视。
嘉业藏书楼始建于1921年冬，完工于1924年底。虽然叫作“藏书楼”，但设计时已初具现代图书馆的功能：除了数十间藏书室（如“嘉业堂”“求恕斋”“宋四史斋”“希古楼”“藜光阁”）外，还设有读者阅览室，编目室，还有刻书印书处，又有供工作人员和读者使用的食堂、宿舍等，此外还有很大一片园林，园林中布置了假山荷塘。
嘉业藏书楼当年接待过不少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文献学者董康、徐行可、王欣夫、龙榆生、谢国桢，以及北京图书馆长袁同礼、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长柳诒徵、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等。当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影印《百衲本廿四史》《四部丛刊》等用书，其他国内研究机构及个人学者、日本学者函请抄书，都曾获得嘉业藏书楼的慷慨帮助。
嘉业藏书楼内所有的门窗、栏杆、屋柱、匾额，还有书橱书箱，都选用上好的木料，厚重内敛而不奢华，还请南浔镇上手艺超群的王姓刻工，专职为所有的书箱都刻上“嘉业堂”“求恕斋”等字样。
嘉业堂刻有200种左右的古书，积累了许许多多书版。一部书如有200页，那就存有200片书版（有的书版是双面雕刻）。书版直立保存在四面透风的版片架中，每块版片间有小小的隔断，互相分开。如果某书需要重印，即将版片取出刷净，楼内就有印书设备，刷墨配纸，逐版印刷，书叶印成后，折页分册，然后装订裁切、外加封面签条。数万片书版，也是嘉业藏书楼的收藏品。按刘承幹的记录，藏书楼内原来还有石刻、碑帖拓片、字画卷轴等收藏。
嘉业堂文献的保存及影印
1963年刘承幹去世时，藏书虽已散尽，其平生日记、信稿及友朋来信，加上嘉业堂藏书书目多种，总共有稿本数百册仍随身保存。幸运的是，这批宝贵资料，经历播迁沉浮，至八十年代初又归于公共收藏机构。以上资料，并非嘉业堂藏书性质，或可称其为“嘉业堂文献”。此批文献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求恕斋日记》稿本51册，现藏上图及复旦大学图书馆，此系刘承幹从年轻时直到去世前，对自己及家人参与商业、实业、捐赈、藏书及家族内部活动的记录，五十年间未曾中断。具有如此连续性及可信度的私人记录，能够完整保留至今，非常可贵。《求恕斋日记》2016年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二、《求恕斋信稿》稿本94册，现藏上图。起于1909年（刘承幹时年28岁），迄于1960年，是刘氏平生致各方友朋书信的底稿（含部分公私交涉文件如合同、呈文、启事、诉状等），部分出于刘承幹自撰，主要由秘书代笔。刘氏历年对外交流通讯，寄出的信札均据此底稿缮写而成。即此一端，可窥嘉业堂主人所持的文献意识。全稿数量庞大，涉及人事众多，可称史料富矿。《求恕斋信稿》2024年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三、《求恕斋友朋书札》稿本75册，现藏上图。上述《求恕斋信稿》是往外发出信件的底稿，而《友朋书札》是各方友好的来信原件，已经主人分门别类地粘贴成册。其内容有讨论购书事宜、家族内部事务，更多是与四方友朋之交往通信。所涉作者有清末官员、民国政府要员，专家学者及各色人等，其中不少属名人手迹。此批书札，自2024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影印出版。
以上嘉业堂文献的保存及影印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南浔刘氏家族及嘉业藏书楼的历史，更是研究近代江南社会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刘氏及其家族长达半世纪的连续记录，其背景牵涉到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诸方面，如此完整的大宗资料得以保存，与嘉业堂藏书同样，是刘承幹及其家族对故乡及后世的一大贡献。嘉业堂文献的作用无可替代，谅将继续促进各方面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