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经过精心上色处理的珍贵老照片，褪去了往昔黑白影像的单调，以鲜活生动的色彩将那些尘封于岁月深处的场景重新展现。每一张照片在色彩的加持下，细节愈发清晰，仿佛能让人穿越时空，真切触摸到当时的人和事，感受历史的温度与厚度。
1956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内，春日的阳光柔和地洒下，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侄女、侄子们相聚在此，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照片里，孩子们按从左至右的顺序依次排列，分别是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以及周秉德 。西花厅作为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女士的住所，在这张合影中，总理面容和蔼，目光里满是对侄辈们的慈爱与关怀，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对家族晚辈的殷切期望以及对优良家风传承的重视。而孩子们围绕在总理身旁，满是亲近与依赖，共同构成了这一充满温情的画面。
1951年，周恩来、邓颖超在颐和园与侄女、侄子们合影，孩子由左至右为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钧。彼时的颐和园尚未对公众开放，邓颖超因疗养暂住园内，总理处理完政务，总要带着孩子们补一张"全家福"。
"伯伯进门必查门票。"周秉德晚年回忆，那日工作人员提前购好票，总理仍坚持亲手核验："公家的园子，我们更要守规矩。"当时12岁的周秉德刚从天津搬来北京，因两套公家做的新衣裳挨过批评；8岁的周秉宜尚不知，两年后伯父会在她的笔记本写下"平凡即伟大"；5岁的周秉钧更想不到，十年后参军时，伯父会叮嘱"到最苦的连队去"。镜头外，邓颖超总把孩子们的旧衣改给工作人员的孩子，总理的工资条上，长期列着给侄辈的助学津贴。
有一张老照片上标注着 “益阳各界举行胜利路命名典礼剪彩摄影 三十五年六月一日”。本以为这是一张简单的庆典照片，可对照益阳现有地名资料，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除了桃江胜利街（建国后重命名）和资阳区临兴街（文革时期短暂改称胜利街）外，根本找不到 “胜利路” 的记录。
原来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次年对 “川湘公路（现 319 国道常益段）” 进行了重建。1946年6月1日，益阳国民党驻军和社会各界在此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命名剪彩仪式，这张照片正是这一重要时刻的真实记录。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定格了日军侵华期间，在益阳桃江犯下的滔天罪行。画面中，一辆日军武装车狰狞地行驶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四周的桃江早已沦为一片废墟，残垣断壁在无声诉说着往昔的苦难 。照片落款处，字迹清晰地题着：“抗战流血，代价云何。前方拼命，后方享乐。天理何在?何日报后?民卅一年 于浏阳普迹市，益阳桃花江” ，每一字都饱含着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质问，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
据详实的历史资料记载，在那黑暗的抗战时期，日军曾多次入侵桃江。他们如同一群恶狼，在桃谷山、桃花江、修山等地反复烧杀抢掠，共计达11次之多，还发动了1次惨无人道的飞机轰炸。在这场人间浩劫中，60名桃江军民惨遭杀害，30多位妇女被日军野蛮强奸，无数房屋被无情焚毁，牲畜被肆意宰杀，财物被疯狂抢夺，其恶行罄竹难书。而这张老照片，正是日军侵略益阳桃江最真实、最有力的罪证，它时刻提醒着我们，那段屈辱惨痛的历史绝不能被遗忘，要永远铭记侵略者的暴行。
1934年，上海外滩信号台瞰景，站在苏州河口的公共租界气象信号台（1884年工部局建），铜质风向仪在晨雾中泛着冷光。向北俯瞰，外滩27号怡和洋行的旗杆上，米字旗与民国国旗并列飘动——这条沿黄浦江蜿蜒1.5公里的"远东华尔街"，正驶过1934年最新款的雪佛兰轿车，车轮碾过1906年铺就的铁藜木路面，惊起江鸥掠过沙逊大厦（1929年建成）的金字塔尖。
眼前的外滩1-33号建筑群里，汇丰银行的古希腊柱廊映着日清汽船会社的日式商馆，19路无轨电车叮当穿过外白渡桥，与江面上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万吨轮鸣笛应和。据1935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年报》记载，此时段外滩每小时通行汽车217辆，其中73%为外籍侨民所有。
这张照片定格的，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孔庙的入口。彼时的北平，在孔庙所处的内城东北部，这座始建于元大德十年的孔庙，吸引着几乎每一位到访北平的游客。现场，数位警察身姿挺拔，有条不紊地维持着秩序，不远处停放着几辆车，往来的人群络绎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孔庙东邻作为明清最高学府的国子监，西面仅距300米便是著名的喇嘛庙雍和宫，这座1744年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庙宇，与孔庙遥相呼应。
在民国时期的北平，第三卫生区妇婴施诊所，其门上招牌醒目地写着“妇婴施诊所”五个大字。1935年由美国罗氏基金会与北平卫生局合办，每日向300名学龄前儿童提供200毫升巴氏鲜奶诊所门前，五位大人各自带着小孩静静等候，他们手中均提着小桶。从他们满是笑意的脸上，可以明显看出对这里的服务极为满意。这家免费牛奶站由美国驻外使团设立，自运营以来，切实地为中国儿童提供了适宜的食物——新鲜牛奶，助力着孩子们的成长 。
1935年，北平西直门外的驼队，据当年市政统计，每日仍有2000余峰骆驼沿张库古道进京，形成"驼轨并行"的奇特景象。这些来自察哈尔的商队，每峰骆驼背负120斤安化黑茶或5匹苏州绸缎，将西北毛皮（年12万张）、蒙古马（2000匹）与江南丝绸（年5007匹）编织成流动的经济动脉。驼队在城门外127家骆驼店歇脚，茶棚供应糜子面汤，马店用羊油护理骆驼脚掌以适应柏油路。尽管铁路年运煤280万吨，但绸缎、瓷器等易碎品仍依赖骆驼"软背负"（损耗率仅3%）。1937年日军封锁西北商道后，这一延续千年的运输方式逐渐消亡，现存最后记录停留在1940年伪政权档案中，成为近代交通转型的沉默注脚。
民国时期，日本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期间，在奉天（今沈阳）附近的福陵（东陵），这座始建于 1629年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主要是努尔哈赤等早期君主的陵墓。往昔清朝时，有满族官吏在此居住，负责确保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陵墓得到妥善维护，在封建王朝的规制下，曾对进入这些坟墓及周边寺庙区域有着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只有特定身份的满族人等能够接近。
民国时期，在被日本侵略的东北某地，一位女子正在为准备一家人一天的餐食忙碌着。只见她努力地转动磨盘，将豆子磨成面粉，打算用来制作面包和豆饼。彼时的东北农村，因深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破坏，许多农户缺乏牲畜助力，而她却幸运地有一头驴帮忙推动磨盘。在日本侵略的阴霾笼罩下，中国东北农民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所拥有的工具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大多十分简陋粗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