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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弃守首都南京，仍然坚持抗战。于是日军认为原因在于作战不力，中国只是“末梢出血”，还需要发动新的作战，直刺中国“心脏”。故虽然决定了暂不扩大作战面，设计了长期持久战略，却在实际上继续实行速战速决方针，且由于南京之战后战场形势意外变化，导致日军间歇仅4个月左右，又发动以打通津浦线、联结南北两大战场并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为目标的徐州作战。徐州作战作为日军的“准决战”，使其侵华战争战略作战达到新的高潮。
1、台儿庄大捷背后
南北两大战场日军，由于各自向周边扩展，因而在南京之战后，即已呈现相互靠拢趋势。华北日军第二军自12月23日渡过黄河，27日侵入济南，继而进入大汶口、泰安等地，1938年初直抵运河边的汶上、济宁。该方向日军受益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退缩避战，没有付出多少代价便占了大半个山东。后韩复榘被国民政府逮捕，于1月24日在武汉枪毙。华东日军自攻占南京后不断北上，2月初已先后攻占蚌埠、定远、凤阳等地，强渡淮河。这样，日军已经摆出了合击徐州，进攻陇海路的作战态势。
2月初，山东日军兵分两路，右冀日军由第十师团一部向大运河济宁以西发动攻势：左冀第五师团担任胶济路警备，并派出部分兵力向临沂推进，配合第十师团企图从东面包围徐州。日军的进攻遭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在鲁西南地区形成激战。
中国第三集团军自总司令韩复榘伏法后，士气为之一振，12日夜袭击被日军占去的济宁和汶上，一度攻入城内，26日进攻新泰、蒙阴、泗水等地，克复蒙阴。第三集团军以其勇敢作战，一雪前耻，使右翼日军遭受重大打击。3月初，日军第二军向统帅部报告：“第二军两个师团守备广大地域，所以没有推进能力，为了警备后方地区，希望增加兵力。”
得到批准并当即得到4个独立混成旅团增援。3月13日，第二军下达命令，令第十师团击灭大运河以北中国军队，令第五师团以一部占领沂州（临沂）后，进入台儿庄北的峄县附近，配合第十师团作战。第二军企图达到目的要求首先推进至滕县、临沂一线。
日军战史评述道，华北日军上述作战，使“中央的不扩大方针被冲破一角”。根据上述计划，第二军的作战产生出失败的台儿庄战役。日军第十师团以第三十三旅团为骨干，协同第一○六师团重藤千秋旅团及装甲、辎重兵各一部共3万余人，由赖谷启少将指挥沿津浦线南进，3月15日攻击滕县。守军为川军第一二二师部5个营，由师长王铭章指挥，抗击日军飞机、坦克猛攻达两昼夜。最后在激烈的巷战中，自师长王铭章以下2000余人战死。
滕县守卫战为台儿庄守军布防赢得了时机。另日军第五师团以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附伪军刘桂堂一部共约2万余人，由旅团长板本顺少将指挥，3月5日占领临沂东北的汤头镇，其后27日开始进攻临沂。守军庞炳勋第四十军一部在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支援下，长期坚守临沂，给予日军以重创，临沂作战使板本支队不能南下，造成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在台儿庄附近孤军深入。
台儿庄属峄县，位于徐州东北约30公里处运河北岸，西距津浦线约140公里，南距陇海线约100公里。控制了台儿庄，即可威逼两大铁路干线和运河交通，打开进入徐州的门户。
3月20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令濑谷支队长：
“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在警备临城、峄县的同时，应以多数兵力协同突进至祈州（临沂）方面第五师团的战斗。”
其后濑谷支队因后路夏镇方向吃紧，停止对第五师团在临沂作战的支援，攻占台儿庄成为濑谷主要的作战任务。
23日命令“支队以一部派遣沂州（临沂）方向策应坂本支队，主力确保韩庄及台儿庄附近的大运河一线”。日军对台儿庄的攻击自24日已经开始，由于迭遭挫败，第十师团长“忧虑台儿庄方面状况”，于26日、29日两度发令“以主力迅速击破台儿庄附近之敌”。濑谷支队30日再投入主力发动进攻，曾一度攻入市街。守军退守西北角，随由池峰城师长亲率敢死队夺回大部分市街，迫日军退守北门。
4月5日濑谷失去攻击力，6日濑谷下令退却，并“烧却一部分难以运输的积存物资”。对台儿庄长达一周的进攻失败。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第二军命令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暂时中止对临沂的进攻而救援濑谷支队，于4月1日进入兰陵镇（台儿庄东北25公里处），遭受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陷入苦战，始终被阻于台儿庄东边而不得进。
4月5日，中国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和周碞第七十五军驰援正在同坂本支队激战的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陷入困境的坂本支队于6日下令突围。
日军曾由第十师团长提议并得到第二军司令部同意，命令濑谷支队停止退却并联合坂本支队攻击台儿庄附近中国军队，但濑谷等部已无力执行，8日退至峄县附近集中，板本支队撤退至峄县北郭里集附近整补。
至此，整个台儿庄战役日军完全失败。日方记载其伤亡约1.2万人。
2、徐州会战的失算
山东作战及台儿庄战役对日中双方战略都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军队陆续增兵总数达64个师45万人左右，准备利用胜势，扩大战果，予日军以更大打击，摆出了对日军的决战态势。日军统帅部对山东及台儿庄战况十分关注。
参谋本部作战课新任课长稻田在一份电报中说，日军在徐州方面已面临中国军队之“决战攻势”挑战，如果“听任敌自由转用兵力则我须逐次以劣势击其优势，将招致难以回避的大损伤。在全局上其不利之处极大”。
所以为解此“燃眉之急”，应立即“对猬集于以徐州为中心的敌重兵集团，以应有的尽可能小的牺牲而给予其尽可能大之打击”，“此战于我固然有十分之成算，加之来自蚌埠方面友军之积极行动相策应，其成果显然将更加伟大”。
4月7日几乎在台儿庄日军败退的同时，日军统帅部正式下达《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规定其战咯“方针”，内容有二：
一是“击破徐州附近之敌”，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再是“占领津浦线及庐州附近”，即沟通南北两大战场以改善战场态势。
根据上述决定可知，徐州作战的决定同日军在鲁西南地区作战不利，中国军队大量出现于战场有着密切关系。同年初由日军设计的暂不扩大作战面的长期持久战略，终被弃之不顾。日军对华战略作战出现又一高潮。
据日军的作战指导，参加徐州作战的日军分别由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派出，组成北南两大作战集团对进，同时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新任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组成“大本营派遣班”协调两大集团的行动。
作战自4月下旬正式发动攻势，分3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由4月7日命令颁发起至4月下旬，为准备作战阶段，主要以第二军为主力大致在韩庄、峄县、临沂一线作战，“抑留敌之同时为尔后的攻击作准备”。华中方面军则由淮阴方向向西北方向进击，“牵制徐州东南地区之敌”。
第二阶段为攻击阶段，自4月下旬“第二军准备了”发动大兵团急袭式“攻势运动”，由华中派遣军一部协同“完全包围徐州，加以攻略并歼灭敌军”；另以第一军一部（约1个师团)攻击兰封等地遮断陇海线西部交通。
第三时期，为巩固占领地和追击作战阶段，规定攻略并巩固徐州及其附近，依据情况攻略开封及郑州等要地。
日军参战总兵力约7个师团共20余万人。
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了日军进攻，使其进展缓慢，5月中旬日军逼近徐州。进攻兰封的日军第十四师团被包围陷入“苦战”，几遭被歼。由于指挥失当，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于5月30日被罢免。中国军队在日军合围形成之前即于5月15日下令放弃徐州，作有秩序的多路撤退。
日军经过同中国军队的掩护部队激战，5月20日始进占徐州。追击作战又为黄河决堤后的洪水所阻，被迫停止追击，退出黄泛区。整个作战据日军战史记载“战果之微出乎意料”。在徐州会战高潮期间，中国空军两架轰炸机分由徐焕升、佟彦博驾驶，于5月19日飞临日本上空，播撒传单20余万份，呼吁日本军民各界起来反对战争，中国以纸代替炸弹的“人道轰炸”，在日本引起了一定震动。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首次受到的敌对国的空中袭扰。
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弃守重要城池，还付出了黄河决堤后所造成的沉痛损失，但终于将庞大日军牵制在黄河淮河一带，有效地打破了日军的战略进程，迫日军进行了一次劳而无功的“准决战”。
故有的史书十分称道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期间的“磁性战术”。
日军通过徐州会战打通了津浦线，这一作战目标是3个月前日军统帅部曾加以讨论并否定过的方案。当时日军统帅部的看法有如作战部长桥本群在回忆录中所说：
打通津浦线的方案“对于达到解决事变这一大局目标，其作战意义甚小；即使贯通津浦线这一作战是容易达成的，但为了守备其广大地区也必须使用相当的兵团”。所以，当时日军统帅部的结论是“采取不过于扩大作战面的方针”。
但上述决定作出只3个月左右，便在实战中被推翻，日军不但进行了“意义甚小”且“战果之微”的徐州“准决战”，还随即进行了没有结果的武汉决战。
显然，日军在战略指导上是动摇的、被动的。
3、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
日军放弃暂不扩大作战面的决定，重新掀起作战高潮，除了上述受战场牵制因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
正如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徐州会战前所写道：
“统帅部现既已判定长期持久战不可避免，而以占领地现状实行长期战则几乎是不可能。鉴于地域、人口、资源等关系，要设想由现地自给自足过于片面，结果将使日本战力受到消耗和削减。必须将蒋政权从中原逐出，压逼到边隅之地，占据战略、政略及谋略上的有利态势。”
又强调：
“现在又一次推行作战以获取解决事变之机会，如不成功则应该转入长期战争。”“占据中国政治、经济及军事要域，使之作为基础强化新建亲日政权。徐州会战固不待言，必须断然实施武汉、广州作战”。
按田中这种解释，战局既已成为日本所无法承受的持久战，那么便只能再度扩大占领地，以战养战，支持长期战争。因徐州会战未能达成目的，则须安排新的决战。
6月，近卫首相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炮制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其中强调继续发动攻势占领汉口“可以创造这样的可能性：
把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流域归入统治圈内。这样，才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
这样一来，即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持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吧”。
显然，徐州作战与武汉作战都是日军决战意图的产物，而武汉作战又是徐州作战的继续。
4、武汉作战还是广州作战？
徐州会战后，日军提出的作战方案实际有两种选择，即进行武汉作战或是广州作战。二者的意义各自不同，武汉作战带有决战性质；而广州作战则是遮断国民政府补给线，为持久战服务。
日军内部为此而展开讨论，持不扩大作战面的战争指导课等部门主张广州作战，而陆军省军事课等方面则强调进行武汉决战。讨论结果，决定立即实施武汉决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
作战方向的最后选择必决定于作战目的的规定。6月，日本多次召开五相会议、御前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讨论日本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6月24日经五相会议决定的《今后的中国事变指导方针》规定：
“应将国力集中指向于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大致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内外各项政策措施都应与此相适应。”
该方针重申了日本以战争手段解决对华关系的强硬政策，且要求年内达成目的，这决定了日本必然继续采取速战速决战略。
鉴于日军攻占南京及徐州等地之后未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也估计到了继续使用武力仍然不能达到迫使中国投降的目的，7月8日就中国“屈服”或“不屈服”的两种可能性提出了对策。
首先，如果中国屈服，应满足日本的基本条件：
“(1)合流或参加新中央政权；(2)根据前项改称和改组旧国民政府；(3)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取亲日、满防共政策；(4)蒋介石下野。”
其次，如果中国仍不投降，则日本应该“不断统一国力，倾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之全力，使现中国中央政府灭亡或屈服，与此同时，加强当前适应长期作战的各种必要政策，通过精神和物质的作用，真正实现战时态势”。
其对策“要领”分两大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占领要冲之前的对策”，主要有：
“(1)致力于以占领足以控制中国大局的要冲为目标，进行无间断之积极作战，使其产生连续的败战感，特别是由于丧失中原而导致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并放弃续战意志。
(2)随同作战之进展，强化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等诸般谋略，助成亲日反共各种势力及其抗日势力内部的分裂，酿成和平气氛，产生其财政经济基础的破绽，迅速确实地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分裂崩溃，至少也要使其沦落为局部或地方性政权。”
第二阶段，“占领要冲之后的对策”：
“即使占领其要冲，中国现中央政府尚不屈服之时，帝国尔后将不急于直接使用武力过早或过急地解决事变，而将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日益扩大和强化，同时将从政治、外交、经济、思想等方面压缩中国现中央政府，主要依靠政略、谋略的运用而使中国现中央政府溃灭。”
这里所说的大局要冲，即指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按上述对策，日本当局的意图是，根据战争僵局及日本国力基础，继续实施速战速决战略，进行赌博性的决战，不成功再转入长期持久态势。
据此，武汉作战不可避免。
7月31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陆军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正式决定提前于本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
关于汉口作战：
“目的在于击破蒋政权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并完成自徐州作战以来所持续进行之事业即黄河-长江压制圈”还强调：“本作战所给予敌兵力打击愈大，其价值也必将更为增大。”
又规定：
“攻略武汉之后应极力限制作战面之扩大，采取收缩持久态势，置控机动兵团于汉口附近。”
使武汉成为轰炸重庆或对其作战之战略基地。
关于广州方向作战，应提前实施作战，即“应确实缩短汉口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广州作战目的在于遮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同时挫折第三国尤其是英国的援蒋意志”。广州作战在战术上要“急袭式地迅速果敢地攻路广州”，还要从长远着眼“考虑助成对西南之谋略”。
按上述决定，日本的对华战争必将推进到自开战以来的最高潮——决战高潮。日军对武汉之进攻筹谋已久，自1925年作战计划之后的历年作战计划大多加以强调。按1938年1~2月出台的持久战略，“汉口会战应该作为战略上解决事变的一个大决战，为此应等待时机成熟，而且应在整备充足战力之后，结合政咯与战略在明年(1939)指导实施方为适当”，对于广州会战和汉口作战之间的次序，也认为“广州会战应先于汉口会战”。
这些方案全被否定，不但汉口决战提前实施，广州会战亦被要求“缩短时间间隔”，几乎是同时进行汉口、广州两大作战，以推进其速战速决的全面进攻战略。日军企图尽早摆脱战争僵局，可谓竭尽了全部力量。这也是田中在武汉战前的6月16日记录所承认：这一决战是解决徐州作战所未能实现的，迫使中国投降的“唯一的同时不妨说是最后的机会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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