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哲学的公共使命——不仅要问“何为正义”，更要追问“何为有意义的生活”

桑德尔教授讲座。本文来源：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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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桑德尔：论优绩主义

202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哲学系及外国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并由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斯一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参加了对谈。本场讲座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分配原则之一——优绩主义（meritocracy）。在这一充满争议的议题中，桑德尔教授不仅揭示了优绩主义的内在悖论，更引导听众思考其对社会精神结构的深远影响，并重新探讨“成功”与“应得”之间的伦理辩证。

图｜陈斯一长聘副教授主持

桑德尔教授以一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开启了思辨之旅——择优选拔的原则是否真的构成了社会公正的基石？他以赛跑的隐喻展开论述：倘若社会竞争的起跑线真正公平，每一位竞争者都享有相同的资源、训练与机遇，那么，胜利者是否理所应当地“应得”成功，而失败者则只能无奈接受自身的落后？即便假设最理想的优绩主义体系，即所有外在不公皆被消除，所有竞争者皆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胜利者是否仍然值得其成功？多数听众对此表示怀疑。一位听众指出，即便赛道平整、规则公正，竞争的结果依然受到偶然性的影响——一次突发的身体不适、一场不可预测的失误，皆可能决定成败。另一位听众则进一步追问，即便所有外在条件都达至完美，人与人之间的天赋差异依旧存在，而天赋本身并非个人努力的产物，而是某种偶然性的赐予。若成功的基础建立于天赋这一不可选择的因素之上，那么，“应得”（deserved）这一概念是否仍然成立？

讨论随之从竞争拓展至财富的分配。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案例：一位全球知名的流行歌星是否理应比一位辛勤耕耘的高中教师赚取高达一万倍的财富？这引发了听众的激烈讨论。一位听众认为，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作品影响了全球数百万听众，其市场价值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其社会贡献的广泛性。然而，另一位听众对此提出质疑：金钱是否真正能够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贡献？一名高中教师的影响力虽局限于教室，但其塑造的学生或许会对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市场回报未必能公正地衡量个体对社会的贡献，而财富的分配是否应完全依赖市场逻辑，亦值得反思。由此，桑德尔教授进一步提出“天赋的道德偶然性”（moral arbitrariness of talent）的概念，即社会所推崇的才能并非超历史的存在，而是随时代需求而变化。例如，一位杰出的篮球运动员若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天赋或许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位画家若生于当代，则可能因市场需求的变化而陷入生存困境。因此，财富的累积并不天然具备道德正当性，而更多是一种历史性的偶然。

图｜桑德尔教授讲座

然而，优绩主义的隐患并不仅限于资源分配的不均，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心态的塑造之上。当成功被界定为个人努力的结果，失败便不可避免地被归咎于个体的不足，进而加剧社会心理的分裂。一位学生分享了自己申请研究生失败的经历，并坦言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个体的焦虑不仅源自竞争本身，更来自社会对“成功”的单一价值定义。而另一位听众则指出，即便是成功者，也难以逃脱优绩主义的桎梏。社会竞争永无止境，即便取得阶段性胜利，也不过是通向更高目标的序章，个体始终处于下一场竞争的焦虑之中，无法真正获得内在的满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桑德尔教授强调，优绩主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更在无形中侵蚀了共同体的纽带，使个体的存在陷入孤立的境地。当社会中的成功者深信自己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便难以理解、甚至忽视那些未能获得成功者的境遇；而失败者则在这一评判体系下，被贴上“无能”或“懒惰”的标签，被剥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与尊严。最终，一个被优绩主义所主导的社会，或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社会，而更可能是一个丧失共同体意识、缺乏谦卑美德的社会。在此意义上，他强调，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对共同命运的深刻认知，以及由此生发的谦逊之德。当我们衡量个体成就时，不应仅仅关注他们的个人努力，而应看到他们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历史机遇。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非仅仅意味着个体的自由竞争，而意味着在共同体之中追求共同善（the common good）。唯有当个体不再被胜负逻辑所束缚，社会成员才能真正实现彼此间的责任与关怀，从而超越优绩主义的窠臼，迈向更具包容性与正义感的未来。

图｜桑德尔教授讲座

在随后的对谈中，白彤东教授首先对桑德尔关于优绩主义的批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话语不断宣扬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通道，但现实却是，社会阶层的跃升通道愈发狭窄，未能跻身精英体系者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并被要求为自身的境遇承担全部责任。这一逻辑不仅为精英阶层的自我正当化提供了道德依据，也使社会底层的痛苦被归咎于个体的怠惰与资质不足，而非结构性的制度失衡。在他看来，这一思维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工作的尊严”。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自动化取代了大量蓝领工人的岗位，而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来源，更是社会身份的承载与人生意义的基石。面对这一现实，一部分群体选择消极抵抗，沉溺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另一部分群体则诉诸集体行动，如近年来港口工人罢工，以抗议自动化对劳动价值的侵蚀。然而，这种抵抗方式本身亦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深层困境：技术究竟应当解放人，抑或只是资本用以压缩劳动力成本的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白彤东教授进一步引入儒家思想，提出一种儒家贤良政治作为替代性方案。他强调，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真正的“君子”不仅依赖才干，更必须具备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之心。相比西方优绩主义以个体竞争为核心，儒家政治思想更加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在这一框架下，精英的合法性不应仅建立在才智与效率之上，而应以其对社会整体福祉的贡献为标准。这一理念催生了一种“同情心的优绩主义”（compassion-based meritocracy），即真正的精英并非孤立的胜利者，而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关切公共福祉的“有道之人”。若社会的统治阶层能够意识到自身成就的偶然性，并将其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动力，优绩主义或许能够摆脱丛林竞争的冷漠逻辑，转向一种更加温润、富有人文关怀的社会治理模式。

图｜讲座现场

由此，白教授进一步对桑德尔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桑德尔所倡导的社群理念，依赖的是一种以地方性共同体为基础的民主理想，但现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是一个以陌生人社会和官僚体制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在这一体系下，个人的社会关系已被高度抽象化，国家治理依赖法律、行政与市场规则，而非地方性社群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呼吁“重建共同体”未必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地方性社区的治理模式。例如，在古代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小规模社群政治或许可以通过公民的直接参与维系运转，但在现代国家中，公共决策的复杂性、技术官僚体系的运作，以及社会成员间流动性的增加，使得这种直接民主模式难以适用。因此，他认为，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浪漫化设想，未必能够真正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与其试图复兴社群主义，不如在现代制度框架内探索新的公平机制，例如财政政策的改革，使得教育资源能够在公立与私立体系之间更均衡地分配，确保社会真正的开放性，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

图｜白彤东教授评议

对此，桑德尔教授回应道，社会的核心问题并非如何遏制技术进步，而在于如何引导技术的发展，使其不仅仅是削减劳动成本，而是增强劳动者的能力。技术的应用方式并非不可更改的宿命，而是资本与政策博弈的产物。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下，新技术往往被设计为取代低技能劳动者，以提高资本收益，而非优化社会整体福祉。然而，技术完全可以被引导至另一种发展路径，即提升劳动者的生产力，使他们成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而非牺牲品。历史上，美国19世纪的“劳动骑士团”便曾提出，在工厂设立阅读室，使工人在休息时能够学习和思考，而非仅仅被消耗于机械性的劳动。这一传统表明，真正的劳动尊严不仅关乎收入，更关乎个体是否能够在思想与实践中获得成长，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参与。若技术的最终目的仅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忽视人的主体性，那么技术所塑造的社会秩序终将是冷漠的、剥夺个体尊严的。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应仅仅体现在少数精英的成功，而应当镌刻在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之上。倘若高等教育成为体面生活的唯一门槛，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便注定被排除在“成功”的定义之外，这不仅会加深贫富鸿沟，更将导致社会内部凝聚力的瓦解。

针对 “同情心的优绩主义”，桑德尔部分认可其强调精英社会责任的立场，但同时指出，仅凭道德感召不足以克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若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精英阶层不会自动放弃自身特权，也难以真正承担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儒家贤良政治固然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理性，但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前现代的伦理共同体，仅凭精英的自觉并不足以保障社会公正。真正的变革应超越依赖精英自律的道德框架，建立更具制度约束力的社会机制，使普通劳动者能够真正拥有话语权，成为公共决策的主体，而非仅仅仰赖精英的施恩。关于社群主义，桑德尔承认，现代社会的规模与复杂性已使古典社群伦理难以直接适用。传统的儒家社群依赖血缘与乡土关系，而现代社会则由陌生人网络和制度性规则所维系，仅凭社群情感纽带已不足以支撑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结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群主义的理想必须让位于市场逻辑或国家权力，相反，它应当在现代制度框架内被重新塑造。真正的公共精神并非回归前现代的城邦社会，而是通过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的重建，使民主不再沦为精英的特权，而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事业。

桑德尔强调，平等不仅仅是赋予个人竞争的机会，而是确保所有人——无论其职业为何——都能在社会中获得尊严与价值。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标准，更需要构建一种更广义的公民教育，使所有人，无论其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都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识。或许，社会的终极目标不在于制造更多的赢家，而在于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结构，使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优绩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制造“应得感”与“失败感”的对立，那么克服这一缺陷的关键，便在于重新发现一种更深层次的公共精神——一种植根于对共同命运的理解，而非基于成就的傲慢与偏见的公共精神。

图｜对谈环节

在讲座的最后，陈斯一教授主持了现场师生的互动提问。一位学生提出了一个关涉现实社会公平的重要问题：在优绩主义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中，那些未能在竞争中胜出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社会变革往往缓慢，个人是否只能被动忍受现状，静待社会结构自我修正，期待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在道德觉醒后施以仁慈？然而，这种消极的等待是否本身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优绩主义——即赋予胜者以决定社会正义的道德权力，使公平的实现不再是全民共塑的事业，而成为精英群体的恩赐？

对此，桑德尔教授作出了回应。他强调，历史上任何社会正义的进步，从未单纯依赖于精英的自我觉醒，而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自我组织、公共参与与道德实践之上。推动社会迈向更大平等的关键，不在于等待特权阶层的恩惠，而在于公民自身的政治行动。他援引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对罢工工人的演讲，强调劳动尊严的重要性：“清洁工的劳动，与医生的工作同样重要。如果垃圾得不到清理，疾病便会蔓延。”在这里，劳动的价值并非由市场逻辑所界定，而是一种道德义务的体现。社会应当给予所有劳动者以应有的尊重，而非仅以经济收益为唯一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对罢工工人权利的肯定，更是对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呼唤——重建对所有贡献的尊严认同，使社会运作不再仅仅依赖功利性的竞争法则，而能体现更深层次的伦理关怀。

另一位学生则提出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意识到优绩主义竞争体系的缺陷后，有些人选择主动挣脱其逻辑，却在脱离之后陷入虚无主义，丧失了方向感。他们质疑原有的成功衡量标准，却未能找到新的价值依归，最终陷入对社会意义体系的彻底否定。这种现象不仅发生于青年群体，许多退休人士在脱离职业体系后亦常常感到无所适从。那么，在反思优绩主义并试图超越其局限性时，个体应如何避免滑入虚无主义的深渊？批判现有体系与完全否定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何在？

图｜桑德尔教授讲座

桑德尔教授指出，这种精神危机正是当代社会面临的最深层挑战之一。随着公共生活的空洞化，人们愈发难以找到超越市场逻辑的价值依归。在许多国家，社会治理的核心指标被简化为GDP增长，而物质繁荣被误认为是最终的社会目的，而非实现人类尊严与共同善的手段。然而，如同个体在获得经济成功后仍可能感受到存在的虚无，人们在竞争体系中获胜后，亦往往发现胜利本身无法提供真正的满足。因此，社会需要重建一种超越市场导向的公共价值体系，使个体的意义感不再被经济产出或社会排名所决定。然而，这种意义的重建既非市场所能赋予，亦非技术进步所能提供。科技虽可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但它无法自动赋予人类生活以方向。同样，优绩主义的竞争模式不仅未能填补社会意义的空缺，反而持续瓦解人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使公共生活日益碎片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哲学的公共使命——不仅要问“何为正义”，更要追问“何为有意义的生活”。只有在这些问题的共同探问中，社会才能重塑价值体系，使其不仅仅是经济运转的机械体，而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与道德纽带的生命共同体。桑德尔分享了他在巴西贫民窟的一段经历。在里约热内卢，他遇见一位名叫费尔南多（Fernaldo）的青年拾荒者，直到25岁才学会阅读。他的哲学启蒙始于一次偶然的邂逅——在一堆被丢弃的垃圾中，他拾到了一本破损的书籍，竟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书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哲学教授，他注意到费尔南多的求知欲后，引导他学习哲学。自此之后，费尔南多不仅学会了阅读，更成为了社区的思想启蒙者，组织讨论，引导邻里思考正义、共同体与生活的意义。这一经历映射出哲学的真正使命：哲学不应仅是一门学院内部的学科，而应成为社会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成为每一个公民得以参与、共同塑造社会的智慧工具。

桑德尔教授最后表达了对现场听众的由衷敬意。他不仅被学生们流畅的表达能力所折服，更被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勇敢的提问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所感动。他指出，这三场讲座展现的不仅是一场学术讨论，更是一种真正的“公民参与”——一种理性而深刻的公共对话模式。在当前全球政治日益分裂的背景下，这种基于哲学思辨的公共讨论精神尤为珍贵。他进一步强调，真正的哲学精神不应囿于象牙塔之中，而应深植于社会现实，在共同生活的探索中寻找可能性。如同苏格拉底时代的广场（Agora），理性讨论不应仅属于学院，而应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真正的社会变革，并非由少数精英推动，而是依赖于所有公民的共同思考与共同行动。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超越优绩主义的桎梏，在公共生活的再创造中，塑造一个更具人文关怀、更具道德厚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