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员工乃至一个行业的薪酬，是由“市场”决定的；但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市场？
这里有你要的答案。
如果我告诉你，长期被外界誉为“失去三十年”的日本，迎来了30多年最大的涨薪，你会怎么想？
你大概率会认为，这是长期xx的结果。
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或专家学者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涨薪不是人为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市场，决定一个行业的薪资水平。
例如，为什么美国人收入那么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劳动力短缺。
这样的原因的确能够解释部分收入问题，但它解释不了全部。
劳方和资方，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对立面，工人想要更高的薪资和更短的工时；老板则希望员工又便宜又能干还长干，最好全天24小时待命工作。
这样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问题，很难用经济学中的“市场”去完全概括。而今天日本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劳方和资方是如何达成默契乃至共识的。
答案很简单，也是两个字：谈判。
3月14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日本最大工会）发布初步统计，在与雇主进行的年度工资谈判中，联合下属的约760个工会，平均争取到了5.46%的工资涨幅。
这是自1991年以来日本最大的涨薪幅度，也一同刷新了去年5.28%的最高记录。
此外，日本基本工资平均增长3.84%，也高于去年的3.7%。
每年，代表劳方的工会都会与代表资方的公司进行薪酬代表，这已经成为了日本职场界的默契共识，而每一年的谈判，其内容都涵盖了今年员工的薪酬福利等等。
这是化解劳方和资方分歧的有效方式之一。
工人薪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是一个经济体追求良性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
3月14日的结果表明日本工资增长趋势稳定。薪酬收入的增长，本身也预示着日本总体经济的回暖。
作为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日本至今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劳资谈判机制。
这一机制被称为“春斗”，始于1955年，其核心就是通过工会集体协商平衡劳资利益，这一重要制度也在日本收入分配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这一机制代替了日本“无形的手”，用来调节收入薪资分配。日本工会通过集中谈判形成行业性薪资标准，从而避免个体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这种谈判形式的好处在于，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尤其是能够左右消费和投资。2024年，日本家庭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而2025年加薪预期已经推动日元走弱，国债收益率上升，显示出市场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信心。
在历史上，日本1958年通过“春季攻势”加薪刺激内需，也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消费决定着投资及就业，而收入的高低，也反应了消费的高低，以及企业的投资意愿，通过加薪，不仅可以刺激日本消费回暖，还能够拉高企业在日本的投资，一举多得。
眼下我们不仅面临着消费疲软，同时也面临着企业投资下滑的结构性困境，而日本的加薪，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错的借鉴意义。
和日本相比，我国城乡、行业、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2024年数据显示，金融、信息技术行业平均工资为制造业的2.3倍，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仅仅只有城镇居民的37%。
这种分化背后源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户籍壁垒，以及市场机制的扭曲。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工会的真正职能。
我国工会覆盖率虽然很高，截止2024年已经有3.1亿会员，但其“福利型”定位也导致这种劳资谈判功能薄弱。
多数的企业工资都是由资方单方面决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严重不足。
根据2024年珠三角制造业调查显示，仅仅只有12%的工人参与过工资协商。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它牵扯到就业、收入、消费和投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薪资谈判机制需要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当中，而我们也的确急需改变。
例如，建立物价补贴与工资增长的联动机制，将CPI涨幅纳入最低工资调整公式，同时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减少结构性就业问题。
对我们来说，破解收入分配困境也的确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逻辑，需要重构激活各个主体的协同理论，只有在市场化中嵌入公平导向的分配机制，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日本，也不是唯一利用劳资谈判达成涨薪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时间里，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的案例。
2023年，美国UPS卡车司机要求提高薪资和福利，工会提出时薪从25.75美元起，并要求全额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福利。
经过双方多轮谈判，资方同意将卡车司机的年薪与福利综合提升至17万美元（123万人民币），兼职员工时薪提高至25.75美元以上。
还是同一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通用、福特等车企要求四年内加薪40%，恢复通胀津贴，固定养老金等等。
尽管全部诉求没有达成，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部分加薪。
通常来说，各国加薪也基本上不会“趁火打劫”，而是根据具体资方的财务和利润来决定加薪幅度。2023年美国汽车工人加薪，就是因为2022年，美国三大车企利润370亿美元作为谈判筹码。
加薪有，减薪和减少福利自然也有。
在经济周期好的时候，员工通常希望公司能够加薪，并为此付诸谈判；而当经济周期不那么好的时候，员工也会主动和公司站在同一阵营，通过减薪或固定薪资的方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劳资谈判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更是制度、市场和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谈判都可能是实现收入增长的关键工具，其核心都是平衡利益，创造共赢。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