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种过地的人,真信稻田里能叠起三层楼高的稻谷?”1958年11月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间隙,李锐借着递文件的空档,突然抛出这个直击要害的问题。正在批阅文件的毛主席笔尖微顿,抬头时眼里带着笑意:“钱学森同志的文章看过吧?他说理论上太阳能转化率足够的话......”
这番对话发生在中央纠偏“浮夸风”的关键节点。彼时全国正深陷粮食产量虚报的漩涡,而这场风暴的源头,竟与三年前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密切相关。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三峡论证会上,用《汉书·沟洫志》的典故佐证治水方略时,绝不会想到自己推崇的“贾让三策”会成为两年后大跃进的某种预言。
那年南宁会议的专机舱内,李锐与林一山各怀心事。前者揣着精心准备的“三峡不可建”论据,后者带着两箱水文资料。当林一山从汉代治水谈到苏联专家方案时,李锐突然掏出钢笔在会议记录本上画出长江流域图,笔锋直指宜昌:“汛期流量每秒十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根本来不及!”这个细节让参会的刘少奇当场笑出声,周恩来则若有所思地推了推眼镜。
正是这种务实作风,让李锐在南宁会议后兼任了毛主席的工业秘书。但真正考验还在后头——1958年夏收时节,各地捷报像雪片般飞进中南海。广西某公社上报亩产13万斤的当天,李锐正在整理各地送来的“高产经验”,其中有个方案写着“将二十亩即将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他气得把文件摔在桌上:“这哪是种地?分明是变戏法!”
有意思的是,当天津新立村干部眉飞色舞地介绍“灯泡补光、鼓风机助长”的“先进经验”时,毛主席直接弯腰抓起把泥土:“小伙子,这土里要是能长出十万斤粮,我现场给你当生产队长!”在场众人谁也没料到,主席会用湖南老农的经验拆穿把戏:“稻穗再密也塞不进箩筐,堆到房梁上称重算哪门子产量?”
不得不承认,那个特殊年代的科学认知存在局限。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确实引发过热议,但鲜少有人注意到这位科学家在文末的特别说明:“亩产数万斤需要突破多项技术瓶颈”。就像三峡论证时林一山强调的“水能载舟”,却忘了后半句“亦可覆舟”。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的仗义执言,其实早有预兆。这位元帅1958年回湖南考察时,发现乡亲们把三块地的红薯堆在一起过秤,当场掀了称台:“糊弄自己算什么本事?”他特意嘱咐公社书记:“往中央报数时,把亩产一万斤改成八百斤。”这个细节后来被李锐写进会议材料,成为纠偏工作的重要参考。
遗憾的是,历史转折总要付出代价。当李锐在北大荒的寒风中挥动铁镐时,或许会想起南宁会议上与林一山的激辩。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对手”晚年都成了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1992年表决三峡议案时,他们不约而同投下赞成票。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争论时的锋芒与建设时的共识,恰似长江之水,百转千回终入海。
武昌对话三年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坦然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这种勇于担责的气度,与1958年那个微笑着讨论“太阳能转化率”的领导者一脉相承。正如他晚年对工作人员感慨:“亩产万斤是面照妖镜,照出了我们骨子里的急躁病。”
1994年冬,李锐在撰写回忆录时特意提到个细节:南宁会议当晚,毛主席曾单独找他讨论长江水文数据。当谈到“百年一遇洪水”时,主席突然话锋一转:“要是建设速度也能像洪水这么猛,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