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种过地的人，真信稻田里能叠起三层楼高的稻谷？”1958年11月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间隙，李锐借着递文件的空档，突然抛出这个直击要害的问题。正在批阅文件的毛主席笔尖微顿，抬头时眼里带着笑意：“钱学森同志的文章看过吧？他说理论上太阳能转化率足够的话......”
这番对话发生在中央纠偏“浮夸风”的关键节点。彼时全国正深陷粮食产量虚报的漩涡，而这场风暴的源头，竟与三年前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密切相关。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三峡论证会上，用《汉书·沟洫志》的典故佐证治水方略时，绝不会想到自己推崇的“贾让三策”会成为两年后大跃进的某种预言。
那年南宁会议的专机舱内，李锐与林一山各怀心事。前者揣着精心准备的“三峡不可建”论据，后者带着两箱水文资料。当林一山从汉代治水谈到苏联专家方案时，李锐突然掏出钢笔在会议记录本上画出长江流域图，笔锋直指宜昌：“汛期流量每秒十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根本来不及！”这个细节让参会的刘少奇当场笑出声，周恩来则若有所思地推了推眼镜。
正是这种务实作风，让李锐在南宁会议后兼任了毛主席的工业秘书。但真正考验还在后头——1958年夏收时节，各地捷报像雪片般飞进中南海。广西某公社上报亩产13万斤的当天，李锐正在整理各地送来的“高产经验”，其中有个方案写着“将二十亩即将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他气得把文件摔在桌上：“这哪是种地？分明是变戏法！”
有意思的是，当天津新立村干部眉飞色舞地介绍“灯泡补光、鼓风机助长”的“先进经验”时，毛主席直接弯腰抓起把泥土：“小伙子，这土里要是能长出十万斤粮，我现场给你当生产队长！”在场众人谁也没料到，主席会用湖南老农的经验拆穿把戏：“稻穗再密也塞不进箩筐，堆到房梁上称重算哪门子产量？”
不得不承认，那个特殊年代的科学认知存在局限。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确实引发过热议，但鲜少有人注意到这位科学家在文末的特别说明：“亩产数万斤需要突破多项技术瓶颈”。就像三峡论证时林一山强调的“水能载舟”，却忘了后半句“亦可覆舟”。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的仗义执言，其实早有预兆。这位元帅1958年回湖南考察时，发现乡亲们把三块地的红薯堆在一起过秤，当场掀了称台：“糊弄自己算什么本事？”他特意嘱咐公社书记：“往中央报数时，把亩产一万斤改成八百斤。”这个细节后来被李锐写进会议材料，成为纠偏工作的重要参考。
遗憾的是，历史转折总要付出代价。当李锐在北大荒的寒风中挥动铁镐时，或许会想起南宁会议上与林一山的激辩。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对手”晚年都成了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1992年表决三峡议案时，他们不约而同投下赞成票。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争论时的锋芒与建设时的共识，恰似长江之水，百转千回终入海。
武昌对话三年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坦然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这种勇于担责的气度，与1958年那个微笑着讨论“太阳能转化率”的领导者一脉相承。正如他晚年对工作人员感慨：“亩产万斤是面照妖镜，照出了我们骨子里的急躁病。”
1994年冬，李锐在撰写回忆录时特意提到个细节：南宁会议当晚，毛主席曾单独找他讨论长江水文数据。当谈到“百年一遇洪水”时，主席突然话锋一转：“要是建设速度也能像洪水这么猛，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