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拒绝上学的现象日益普遍,《三联生活周刊》自制的家庭治疗纪录片《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学》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希望能帮助陷入困境中的家庭打开家门,摆脱耻感,说出心中的隐痛。
而日本的“8050问题”(80岁父母抚养50岁无业子女)则揭示了社会边缘化群体的生存困境。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看,两者虽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但存在深层的结构性关联,且可能形成代际传递的风险链条。
在养育子女时,恐怕没多少人预料到孩子会陷入蛰居状态。因此,他们无法很好地理解眼前的事态。等回过神来,暂时不上学或不上班的子女已经在家里待了数月甚至数年,很少会及时意识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蛰居族”。父母感到不安,但也觉得子女“只是稍事休息”,他们原地等待,期待子女能够有所行动。
周围的人也觉得,“如果父母能严厉对待子女,他们总会回到学校或工作岗位上的”。然而,采用训斥激励态度的师长反而往往会让子女自我封闭,失去和子女的连接点。
很多父母在发现无论怎样子女都不为所动时,只能自我责备,也有很多家庭以此反省育儿方式:“也许是自己把孩子逼到了蛰居的地步。”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也自然会想“孩子很可怜”“我想等孩子自己开始行动”“先随他去吧”。
即使想找人聊聊子女,父母面前也矗立着一堵“高墙”。一想到找人咨询、接受家庭访问会暴露“家丑”,就会产生抵触情绪,索性“就这样吧”。但父母也并非放任不管,许多人会在子女年幼的时候经常去窗口咨询。但是,蛰居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咨询的父母受到专家说教,也会受到伤害。久而久之,父母就会对向外界咨询感到犹豫。
在蛰居援助体制尚不健全的21世纪初,面对蛰居的子女,父母们像迷路般在困惑和不安中摸索着前进。
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与代际困境的共振
经济转型与就业压力
日本“8050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就业冰河期”,导致一代人成为终身非正式雇员,最终陷入贫困和孤立。中国当前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竞争加剧的问题,尤其是“35岁职场危机”和“996文化”对中年人造成的压力,可能迫使部分群体在失业后长期依赖家庭资源。若青少年拒学问题未被及时干预,其未来可能因学历或技能不足而难以就业,最终成为家庭经济负担的“中年蛰居者”。
家庭结构的脆弱性
中日家庭均存在“过度保护”与“依赖共生”的特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投入可能削弱其独立能力。例如,拒学儿童常因家庭溺爱或高压控制而选择逃避学校,形成“家庭避风港”依赖。若这种模式延续至成年,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双亲养老+中年失业”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即使子女成人,父母仍然习惯照顾子女。同是东亚国家,有的地区老人和子女相互帮助,比如韩国;有的地区倾向子女照顾老人,比如中国。而在日本,则更倾向于老人照顾子女。
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
日本“8050”家庭因社会孤立难以求助,中国拒学家庭则常因“家丑不外扬”观念延误干预。例如,北京、佛山等多地开设的“拒绝上学门诊”虽提供了专业支持,但多数家庭仍将问题归因于个人意志薄弱,而非系统性社会支持不足。
人们往往认为自立就是不依靠任何人生活。“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想法,会把依赖对象局限在家庭内部,不久可能会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孤立。确实,当家人一起奋斗时,也许会觉得正在走向“自立”,但家人也会迎来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极限。家中可依靠的人若有减少,某个家人的负担就会增大,原本是要实现“自立”,却对特定的人产生了更强的依赖。或许,应该更早地寻找家庭以外的依赖。
心理学视角:从拒学到社会性退缩的演化路径
焦虑与回避机制的强化
拒学儿童常因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或家庭矛盾产生焦虑,进而通过“回避行为”缓解痛苦。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期拒学会导致社交能力退化,形成“学校恐怖症”或“社会性死亡”状态,与日本蛰居族的心理特征高度相似。例如,上海某小学研究中,拒学儿童表现出对学校环境的非理性恐惧,甚至伴随躯体化症状(如头痛、腹痛)。
就像人们常说的“优等生的窒息”一样,受到周围高度评价的人,有时会突然无法再上学或上班。另外,拒学或蛰居者本人诸如“别人会怎么看我”的焦虑会加剧,进而惧怕与他人交往。
自我价值感的崩塌
东亚社会普遍以“成绩”和“职业”定义个人价值。拒学青少年因学业失败或社交挫败,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形成“习得性无助”。日本蛰居族正是因长期失业与社会评价压力,最终丧失重返社会的动力。
蛰居者本人并非不懂义务教育和社会贡献的必要性。即使他们的大脑能够理解,也不知道如何步入下一个阶段。蛰居者本人既会在心理层面遭受消极情绪的折磨,也会在生理层面承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中国青少年若长期处于拒学状态,可能复制这一心理轨迹。
家庭互动的恶性循环
拒学问题常与家庭功能失调相互强化。例如,父母过度干预或情感忽视会加剧孩子的逃避倾向,而孩子的拒学行为又引发家庭焦虑,形成“共生沉沦”模式。这与日本“8050”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相互依赖、共同封闭的状态如出一辙。
有蛰居子女的父母,会被熟人或亲戚明里暗里地评判:“是父母靠不住所以孩子才太骄纵。”于是这些父母打起精神用强硬的态度对待子女,反而会使子女更加消沉,陷入蛰居状态的恶性循环中。
精神科医生向父母们建议,不要把自己的不安和焦虑发泄在子女身上,而是要作为子女身边的援助者,以稳定的心理状态和他们接触。
风险预警:中国会否重演“8050”危机?
社会性孤立并非与己无关。如今,无论是独自生活,还是与父母同住,以高龄人群为核心的孤立不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从图表2-5可以看出,无论是40~50岁的单身和父母同住的人,还是6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都有所增加,都面临着孤立的风险。
单身者面临的风险是“孤独死”。在2012年内阁府对65岁以上独居人群的调查中,切身感到会无人照料、死后才被人发现(“孤独死”)的人群占比升至 45.5%。
另外,与父母同住的人群里还包括无业和蛰居人群。一旦父母生病或去世,家里失去了主心骨,亲子就会面临“共同倒下”的风险。为了照顾父母而离职的人,与社会脱轨越久,就越害怕和外人接触,他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状况。父母去世后,子女们很可能成为独居者,陷入孤立。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社会孤立绝非与己无关。
警惕“未完成的成人化”陷阱
中国青少年拒学现象与日本“8050问题”共享着相似的东亚社会基因——高压竞争、家庭捆绑与价值单一化。若放任青少年从“拒学”滑向“社会性退缩”,可能催生新一代蛰居族。然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更早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开始系统性干预。未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的心理修复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避免重蹈邻国的覆辙。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反思:当我们谈论“拒绝上学”“拒绝工作”时,本质上是在追问——我们的教育和社会,是否正在剥夺人“成为完整的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