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是《水浒传》的一个“另类”。他不属于水浒一百零八位好汉将领之列，却又与他们似乎有着斩不断的关系——他是梁山好汉天微星九纹龙史进的师父，也是天雄星豹子头林冲的同事；他引出了史进的故事版块，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毫无预兆地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之中，给读者形成了不小的期待空洞——那么，小说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创作初衷何在？
戴敦邦绘王进母子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明代出版家袁无涯。袁氏评点王进路经史家庄，“恰似天使他成就一个好徒弟”[1]，指出王进对于史进的重要意义。
金圣叹进一步就王进的名姓、品性与志向进行了全方位评点，由此引出重要的“乱自上作”的小说主题。
20世纪20年代，胡适从版本学的角度对王进的身份进行了“大胆假设”，认为他即是《水浒传》百回简本中的“王庆”。
马幼垣则依据更为翔实丰富的版本资源，推断有可能是万历年间坊贾为增添情节以应市场之需，因而将“王进”改为“王庆”；事实上王庆故事较王进的故事长得多，复杂得多。[2]
此后的相关研究有从史料文献契入的，如黄季鸿《<水浒传>中的教头》[3]通过《宋史·兵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文献，爬梳了宋代“教头”的真实的社会身份地位。但更多成果则着眼于小说对王进这一人物的思想与主旨的阐释，樊庆彦、司若兰认为王进与史进体现了“王道倾颓、庶人议史”的社会现实[4]，汪吾金直接将王进定义为《水浒传》中的“隐者”[5]。
众多阐释见仁见智，对读者理解王进这一形象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然而，我们该如何比较全面地把握小说对王进形象的书写及其故事情节的安排呢？
一、人物原型：王进与王庆的“似”与“不似”
《水浒传》正式写王进之前，首先写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的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史。因踢得一脚好气毬，高俅被端王赵佶一眼看中留在身边成为亲随。待端王即位成为徽宗皇帝，高俅“随驾迁转”，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抬举到殿帅府太尉的高职。
电视剧《水浒传》中高俅剧照
新官伊始，高俅发现王进请病假未至，他勃然大怒说王进乃系装病，并立即派人到王进家中将王进拘至。
见到王进后，高俅首先对王进实施言语侮辱，骂其父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又骂王进“省的甚么武艺”，说王进当上教头也是前官没长眼；之后即滥施淫威，准备对王进处以军棍。
当王进认出此“高太尉”乃是以前的泼皮圆社高二时，回家告知母亲。母子二人当机立断，次日便悄悄潜逃了。行至陕西华阴县史家庄，母亲因劳顿过甚心疼病发，只得借助庄中调养病息。不意王进又成为史太公之子史进的师父，点拨史进武艺。待史进武艺精熟后，王进便辞别史家父子，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去了。
电视剧《水浒传》中王进剧照
然而自此之后，王进便杳无踪影，从此不见了下落，这在后文中可以推见。
第三回史进推辞少华山强人朱武等人的盛情邀请时说起王进：“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勾当，我要先去寻他。”[6]
史进到了渭州，邂逅小种经略相公府提辖官鲁达，打听起王进，鲁达亦知王进“在东京恶了高太尉”，且明确知道王进“在延安府老种经略府相公处勾当”[7]。
数月之后（此后小说重点转叙鲁智深故事单元，时间显得比较漫长），鲁智深至东京途中，在瓦罐寺近旁的赤松林恰逢剪径的史进。二人再叙前情，方将史进寻师未果一节补充完整。
金圣叹在“直到延安，又寻不着”处夹批道：“此八字结煞王进，永远已毕。”“自此八字以后，‘王进’二字更不见于此书也。”[8]因此可以说，王进自从离开了史家庄，“便成了江湖上的一个传说”。
金圣叹盛赞王进的品性道德和人生选择，说他是忠臣孝子：“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9]
直言史进枪棒武艺“有破绽”，主动提出并诚心加以点拨，金圣叹以“高眼慈心”来形容王进身上的这种“儒者气象”。
李贽亦称赞王进品质纯正，说他是“诚于中，形于外”[10]。对于王进私走延安府，金圣叹也是赞不绝口：“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11]
又热情洋溢地称赞王进“庶几为圣人之民”，认为水浒一百零八人全比不上他：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12]
在解释《水浒传》为何以并未入水浒的英雄王进开场时，金圣叹明确提出不妨将《水浒传》视为一部“寓言”，水浒群雄的称号也贯穿了“以小见大”的“隐喻”思路：
金圣叹批点水浒传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
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13]
金圣叹将王进的“王”字解释为“王道”，“进”则解释为“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之意。
杜贵晨进一步阐释《水浒传》开头王进这段故事单元的寓意设置：“显然作者决非忘掉了这一人物，而是有意以其出走的结局凸显孔子所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观念。”这段话明确了金圣叹批语的内涵，使金氏“《春秋》大义”风格的评语翔实具体化了。[14]
此类事例极多，不一一列举。这些阐释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细细想来，却也不无道理。当我们的思维不再拘限于故事中的一人一事一地时，再去读关于王进史进鲁智深等人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加余裕的阐释空间。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首先承认金圣叹的解读方法有其合理性，指出《水浒传》“自然有点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说的：‘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著些甚么？’他开篇先写一个人人厌恶不肯收留的高俅，从高俅写到王进，再写到史进，再写到一百八人，他著书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圣叹说他要写‘乱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错的。”又称赞金圣叹“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的观点也很能代表明末清议的精神。
但对于金圣叹总是着眼于“史”的态度表示了异议，他说：
《金圣叹全集》修订版
但是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了《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15]
不可否认，金圣叹在阐释“王进”“史进”的姓名含义时，采取的正是国人所习知的“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
然而以“科学精神”进行古典文学研究的胡适，却走入了另一个死胡同。比如他比对了《水浒传》的几个版本之后，便认定“王进”即是“简本”中的“王庆”，“王进即是王庆的化身”[16]。
胡适《水浒传考证》
他列举了《水浒传》原本王庆故事大纲，说王庆的故事有几点和王进故事相象：
（1）两个故事同说高俅贫贱时流落淮西；
（2）高俅恩人柳世雄，在王进故事里作柳世权，明明是一个人；
（3）王庆、王进同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明明是一个人的化身；
（4）王庆、王进同因点名不到，得罪高俅。[17]
根据这些情节设置的相像之处，胡适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这些太相象之点，这两个故事不能同时存在，故百回本索性把王庆故事删了，故百二十回本决定把这个故事完全改作。”[18]
具体操作即是：
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被开封府尹逐出东京之后，来淮西临淮州投奔柳世权；后来大赦之后，柳世权写信把高俅荐给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这个临淮州的柳世权即是原本的灵壁县的柳世雄。临淮旧治即在明朝灵壁县，大概原本作灵璧县，“施耐庵”嫌他不古，故改为临淮州。“施耐庵”把王庆提前八十回，改为王进；又把灵璧县的柳世雄也提前八十回，改为临淮州的柳世权。王庆的事本无历史根据，六国比武的话更鄙陋无据，故被全删了。[19]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此段文字不仅涉及高俅发迹经历的改变（地点以及恩公都变成了“今本《水浒传》的样子”），且叙述次序也大大调整，“把王庆提前八十回，改为王进；又把灵璧县的柳世雄也提前八十回，改为临淮州的柳世权。”
因此胡适断定：“这分明是百回本水浒传的改造者（施耐庵）把王庆的故事提出来，改成了水浒传的开篇，剩下的糟粕便完全抛弃了。”[20]胡适又认为“但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一小段，所以他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21]
需要注意胡适进行这一推断的逻辑前提是：
《水浒传》“新百回本”即是《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的底本。因此百二十回本成书时，作者以“百川汇海”的方式对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了删改。
《容与堂刊忠义水浒传》
然而对于《水浒传》各种版本的流传情况，至今也未能形成统一意见，胡适的这一推断也只能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马幼垣对《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做了大量翔实的探索，提出了三点不同的意见：
一、王进、王庆故事在被利用为编写《水浒传》的素材前大有可能是与水浒故事传统无关、独立流传的故事。即使并入《水浒》以后，它们仍保持着很高的独立性。[22]
二、王进未遇史进前，和任何准梁山人物毫无瓜葛，跟他有接触而与梁山有关之人也仅得边缘人物高俅；王庆的故事则截然不同，自被判充军至落草为寇，是一个曲折感人、高潮迭出的故事，甚至可以称为“林冲故事的凄惨加烈版”。
三、虽然“王进与王庆故事虽有相近之处，但自王进路过史家庄和王庆一家得应付即将充军，“两个故事就分道扬鏣了”。[23]马幼垣对胡适的推测提出了异议，同时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可能。
林嵩《<水浒传>田虎王庆故事研究述要——兼评马幼垣先生<水浒论衡>有关问题》[24]对所有版本学角度的观点进行了归总，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王庆与王进是由同一故事派生出的大同小异或有同有异的故事，它们是同源关系，而非重合关系；王庆故事应该是以《水浒传》书首的王进故事作为情节主线，同时又糅合进林冲、武松甚至包括王则等其他一些英雄好汉或起义军头领的形象特征。
诸多考辨中，笔者比较倾向于林嵩的说法。邓雷《简本<水浒传>王庆人物形象分析》[25]一文通过详细比较指出，简本《水浒传》中王庆鲁莽无脑、不分轻重、做事不计后果，报复心理又特别强；顺境时恃强逞气，逆境时又容易认怂服低，与今通行百回本《水浒传》王进谨慎低调而又富有机略的形象差别太大，因而胡适的论断并不太符合逻辑，这一“大胆假设”的结论也就不能令人十分信服。
《〈水浒传〉版本研究》，邓雷著，中华书局2024年1月版。
起于“似”，而终于“不似”，王进与王庆各有其故事统系，不能因为两者有某种相类似的经历便简单粗暴地将二人等同。
而王庆则由于人物性格的前后脱笋，且与水浒主体故事过于游离，而终使百回通行本将其剥离，这也体现了世代累积型小说在成书过程中的优化原则。
二、安身立命：王进与林冲的“似”与“不似”
《水浒传》中，与王进遭遇最为相似的，莫过于林冲。二人同时任职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又都为高俅欺压迫害，然而他们的人生选择却大相径庭。王进携母潜逃，远离权奸的势力范围；林冲则在无知无觉中一步步被权奸逼至绝境。相似的境遇却成就了不同的人生，如何“安身立命”成为他们迥异人生选择的分水岭。
黄永玉绘林冲
王进与林冲都武艺高强，身怀绝技。小说采用了“比武”的方式来表现二人的这一特点。突出王进的武艺主要体现在与史进比试一节。
王进在史太公庄上偶见一后生耍棒，因失声说了句“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好汉”，被史进立逼着一定要和他“扠一扠”。当王进得知这年轻后生是史太公之子时，便诚心主动提出愿意教授史进武艺：“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然而史进却自负不浅，定要王进赢得他才行，然后就舞棒咄咄逼近。
小说对此次比试描写十分精细：
（王进）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轮着棒又赶入来，径奔王进。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26]
尚未经一回合，史进便被搠倒在地，于是心服口服，纳头便拜王进为师。仅此一招，王进高强的武艺就得到了充分验证。
林冲初次展示武艺是与洪教头比试。《水浒传》第九回先铺开了写洪教头傲慢无礼，对林冲语多冒犯，还对柴进说：“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上头，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林冲雪夜上梁山》
小说一方面极力凸显洪教头的狂妄自负目空无人，一方面凸显了林冲谨小慎微隐忍不发。比武阶段也是一波三折：柴进介绍洪教头以打消林冲踌躇之意——买通解差打开林冲木枷——以一锭大银作利物——比武。比武前的种种铺垫只为揭示人物性格，而真正的比武过程却简单之至：
洪教头……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步已乱了，被林冲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27]
黄永玉绘洪教头
从招式上来说，林冲也是一招制服洪教头，且其招式与王进打倒史进的招式非常相近。这也体现了科班出身的王进与林冲不仅武艺精熟，而且应变得当，在为人处世方面谦逊低调，体现了身怀绝技的武师风采。
王进受高俅欺侮，原因是其父王升曾一棒打得当日高俅三四月不能将息；林冲受高俅陷害，原因则出于高衙内要图谋林冲的妻子。
如果说王进被欺压是高俅怀挟私仇的话，那么林冲的被罪则全是飞来横祸怀璧有罪。王进对高俅完全不报幻想，携母私逃避祸，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林冲则时时隐忍苟活，对人性的阴暗面认识不清，被高俅阴谋陷害处处被动，直至被赶尽杀绝时才决意杀人雪恨。
从这些对比中可以见出，王进知恩图报，理智清醒，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目标性强，富有机谋，因此能够成功地游离于权奸管辖范围之外，做到了全身退场，这也算是正直之士在奸邪当道的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知机”能力。
张恨水高度赞美王进，将他视为《水浒传》中第一人：“求全材于水浒，舍王进莫属矣。以言其勇，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以言其知，见机而退，卒不为仇家所陷也；以言其孝，能以计全，能以色养，真不累其亲者也；以言其忠，则虽不得争名于朝，犹复往延安府求依老种经略相公，效力于边疆也。”并且表示愿斋戒沐浴，“八拜而师事之”。[28]
相较之下，林冲身上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他的“隐忍”的个性。
妻子第一次被高衙内调戏，他忍了；第二次被设谋调戏，他又被迫忍了；奸人设计赚他入白虎节堂，他因此而无端被罪充军发配，他认栽了；当解差奉命在野猪林准备结果他的性命，林冲又只能认命闭眼受死，这些都体现了林冲逆来顺受的隐忍性格。
程十发绘林冲
在沧州，他又安守本份看守天王堂，准备安住于草料场。倘若没有发现定要他死的奸毒之计，林冲也决不会杀心暴起手刃奸凶。林冲最终走上梁山，是一步步被逼迫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柔懦的性格在现实中易招致奸人欺侮的结果。
然而当他的怒火一旦被引发，则爆发出强大的破坏力量，山神庙连弑三凶、梁山泊火并王伦，都体现了林冲性格中“狠”“辣”的一面。
金圣叹说得好：“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29]
无论是潜逃的王进还是被逼上梁山的林冲，他们一直都很在意如何“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水浒传》的一个大关目，英雄好汉们的追求差不多就是围绕“安身立命”而展开的。
果禅绘《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全图》
通览整部小说，可以发现“安身立命”其实是小说的一个高频词：王进选择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为自己的逃亡去处，所想到的是：“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一回）
金圣叹在“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子母二人，自取关西路里去了”一句旁批道：“安身立命去也。”[30]
史进拒绝少华山强人的入伙邀请，打算去寻找师父王进：“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第三回）
鲁智深两次大闹五台山后被逐，问智真长老：“师父教弟子去那里安身立命？”（第四回）
杨志命途多舛，“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第十二回）
当梁中书愿意抬举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时，杨志感恩不尽，视梁中书为再生爷娘，愿为之肝脑涂地去押送生辰纲。张都监对武松说想要纳他做个亲随梯己之人，武松当即跪下称谢：“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坠镫，伏侍恩相。”（第三十回）
孔家庄上武松、宋江邂逅重逢，宋江对武松满含希冀与期待：“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第三十二回）而宋江的“安身立命”之志则集中体现在他在浔阳楼所题的诗词当中。
扬州评话《武松》
这些有“安身立命”志向的英雄好汉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曾经在主流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因而对如何“安身”、如何“立命”有着比较执着的追求。
这与以“三阮”为代表的下层草根往往将人生的追求停留在生存层面形成了鲜明对照（石碣村“三阮”的人生追求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所追求的是生存或安全的较低层面，对于建功立业的“立命”并没有多大兴致）。
这里，“安身立命”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较低层面的“安身”——即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二、较高层面的“立命”——得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英雄们被逼迫得穷途末路，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安身”尚且不成，遑论“立命”？
对此，金圣叹在第二回回评中不无激愤地说道：
《金圣叹史实研究》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于少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嗟乎！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桀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31]
金氏矛头所指，是倒行逆施奸邪当道的社会现实，而这却是英雄们无法“安身”“立命”的主要社会原因。
虽然在史家庄上住了半年有余，王进还是决意要去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去图个“安身立命”。
有研究者对王进的决策极为激赏，认为这是“王进母子经过深思熟虑的”，且为王进憧憬了看似美好的蓝图：
一、地理位置上，距京师较远，不易被追踪到；二是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正是用人之际，且手下有许多军官仰慕他的武艺，去延安府能凭武艺快速立足；三是即使有变故，该处西可入西夏，北可走辽国，东可越长城至金，总有他的活命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他思维缜密，做事周全妥当，对时局把握到位。”[32]
水浒卡之王进
然而从最后王进沓无音信不知所踪来看，这些设想也许仅仅是我们后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王进到边庭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志愿也许并非如他所愿，须知“边庭”也并非化外之地，仍存在着无所不在的权利之网，王进能够避开东京殿帅府的高俅，却不一定能避开其他如高俅一般的奸恶之人。
“边庭”能否给他提供安身之所，又能否让他在“盗贼猖獗”之际一展身手显身扬名，这都是一个并不让人乐观的未知数，“王进能否在那里安身立命，不是由其主观愿望及其他人的常识所能完全决定的。”[33]
林冲在山神庙前血刃三凶、走投无路之际才想到“安身立命”的问题。彼时林冲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到哪里能够去活命，去“安身”。
他躲在柴进庄上，担心自己会连累了柴进：“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求借林冲些小盘缠，投奔他处栖身。异日不死，当以犬马之报。”
邮票《柴进失陷高唐州》
当柴进说可以写书荐他至梁山泊避身，林冲感激不尽，对柴进千恩万谢：“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教小人安身立命……若蒙周全，死而不忘。”“若得如此顾盼最好，深谢主盟。”“若蒙周全，死而不忘。”
林冲带着柴进的荐书来到梁山，见到王伦时，也是剖心投诚：“三位头领容复：小人千里投名，万里投主，凭托柴大官人面皮，径投大寨入伙。林冲虽然不才，望赐收录，当以一死向前，并无谄佞，实为平生之幸。”
此时林冲的境遇是：但凡能够有容身之处让他活着，一切条件他都可以接受。因此王伦挤兑他要求他纳一个“投名状”，他也老老实实去山下守候。接连两天一无所获后，第三天林冲干脆先将包裹打拴好了，对小喽啰说：“我今日若还取不得投名状时，只得去别处安身立命。”
至日中仍不见人来，林冲又说：“眼见得又不济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别处去寻个所在。”（第十一回）“寻个所在”“有个去处”[34]，也就是“安身”，乃是林冲在踏入江湖之后的首要切迫所需，林冲的“安身立命”，此时仅萎缩为“安身”，而并无“立命”的成份。
至于此后林冲被重用为水寨五虎将之一所向披靡，尤其是在梁山泊好汉全伙招安后，北征辽、南征方腊，林冲屡立战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武艺军事才能，这才真正涉及到了“立命”的层面。
连环画《方腊与宋江》
王进武艺高强，知恩图报，具有好义的品质和英雄好汉的特质，然而被高俅挟仇迫害的王进终于没有投身梁山。被压抑的英雄好汉除了上梁山外，是否还有另一种仍可葆有自我道德底线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是王进给我们留下的疑问，也是《水浒传》一开头便引发的关于如何“安身立命”的思考与追索。[1]
三、双重叙事：结构与情节的叠加
《水浒传》的“楔子”是由“引首”和第一回组成。事实上，第二回中“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一节也可以视为“楔子”的一部分。这样，小说便形成了“双拽头”式的楔子结构，这使《水浒传》在思想情蕴和情节叙事两个方面既新奇，又自然。
在思想情蕴方面，王进起着“引进”作用，袁无涯就曾将王进比作“引药”[2]。石松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作者在高太尉与梁山泊之间所确定的一条“引线”，王进身兼高太尉手下的教头和九纹龙史进的师父的双重身份，“正好完成了梁山故事本身及其背景之间的连接”；王进“不仅衬托了史进，衬托了林冲，从某种意义上，他还衬托了一百零八将”。[35]
陈洪绶《水浒叶子》之九纹龙史进
金圣叹则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小说安排王进这一形象的重大意蕴：“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诚使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牙将们向高俅为王进求情免除罚棒，金圣叹旁批：“只此一笔便令王进为无瑕之璧，不似后文众人身犯刑法。”[36]指出王进乃是作为水浒英雄对立面写照的“开书第一筹人物”。
事实上，王进形象显然是为后文刻画诸如林冲、杨志等英雄人物作为张本，“王进的职业、性格特征，甚至遭受高俅迫害难以在京都立足这一点都完全与林冲一模一样”。[37]
浦安迪认同袁无涯的观点，甚至说《水浒传》第十回“竟可作《水浒》第一回”，因此将前十回林冲的故事单元作为整部小说的“引子”：
这个引子部分起到了介绍一些重要人物出场的作用，对他们的初步描绘烘托出了几种在作品主体部分将处理的个性典范和核心思想问题，这儿的首要焦点似乎在“知人”和“求主”等主题上。这些主题至少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线索，把王进、史进、鲁达和林冲等人的种种惊险曲折的经历贯串了起来，而且也为后来对林冲和杨志大体相称的描写铺开了道路。[38]
此间，“撞球式”的结构（又称为“版块式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叙述焦点随故事重心发生变动，诸如王进引出史进，史进引出鲁智深，智深又引出林冲，“这种不连贯的情节进展，有时看来也许显得杂乱无章，但事实上它隐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叙述功能，因为它为主宰小说本义的形象再现模式奠定了基础。”[39]
陈洪《金圣叹传》
金圣叹在《水浒传·楔子》回评中，对这种结构章法给予了细致剖析：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獕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40]
此段点评实则与浦安迪所言完全一致。金圣叹形象地将“楔子”喻为“以物出物者”，因此“楔子”既可近指，如瘟疫引出祈禳，祈禳引出天师；天师引出洪信，洪信引出游山、开碣，放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其实论及到楔子的功能——以小喻大，以近寓远，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叙事与结构。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这恰恰也体现出《水浒传》叙事的特点：
王进为史进之“楔”，史进为鲁智深之“楔”，智深为林冲之“楔”……这种自然天成、浑化无痕的“接笋”方式，成为《水浒传》最为突出的叙事特征，“先到者”“引进”并成为“后来者”的“楔子”，以此蝉联绵延不绝，构成整体故事框架。
马幼垣将王进的叙事功能归纳为：“带出史进，因而启动《水浒》人带人连锁引导出场的机制。”[41]同样点出王进对于《水浒传》整部小说的叙事意义。
金圣叹“以物出物”的“楔子”论，启发了后世研究者对于《水浒传》“楔子”人物的思考。
杜贵晨即由此进一步引申王进带出史进，不仅是“以人出人”手法的运用，从情节上则更深层次地象征了《水浒传》之作可比于“王者之迹熄……然后《春秋》作”的因果：“《水浒传》因正传开篇有‘王进’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而使‘史进’之姓名，一面可以释为‘进于史’；另一面可能更重要的意义是说，由于‘王道’之不彰之故，才有了《水浒传》这一大稗史之作。”[42]
浦安迪充分注意到《水浒传》叙事中的这种“引进”的功能：“小说修订本既然让这两个角色都以‘进’命名，而且使他俩处于把一系列事变开始引进小说的地位，这就给人以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作者完全意识到他俩在正文中是起着‘引进’作用的。”
《中国叙事学》第2版
由此浦氏联系到《儒林外史》中以周进与范进作为故事开端的意义：“《儒林外史》也是开始写两个名叫‘进’的人物与那位起同样作用的角色连在一起——这个角色的名字与一位序幕角色适成对比，干脆取名王冕（冕读若“免”）——这件事可能是示意人们那是有意对这位小说家开玩笑式的模仿。”[43]
浦氏重在阐释“反讽”意蕴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体现，因而对于王进和王冕的形象解读，他也更加侧重于其“反讽”的效果和功能。
王进形象与《儒林外史》在“楔子”中所刻画的王冕形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人都是最早进入读者视野的正面人物，王进和王冕代表了作者的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用《儒林外史》的回目诗来说，即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刘旦宅绘《王冕画荷图》
如果说王冕的道德人格与淡泊生活是儒林群丑的照妖镜，那么王进的潜逃江湖独善其身则与水浒群雄栖身绿林占山为“寇”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朝廷忠奸倒置、奸佞当道的情形下，王进与王冕都选择了远离官僚权力中心，王进携母逃离京师，而王冕则隐居于会稽山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二人的选择不约而同反应了天下“无道”的事实。
然而王进与王冕又有所不同，王进引出史进故事单元后，虽自此之后不复重现，但他却对史进故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史进起初拒绝入伙少华山而亡走江湖，目的即是寻找师父王进，由此而引出鲁智深故事单元；而王冕则在完成了“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作用后，即完全隐去，与小说中人物不再有任何关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性存在。
《儒林外史》首回末尾用了一段非常明确的文字给王冕故事做了一个最终交待：“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44]
这段话不仅结束了对王冕的叙述，也明确告知读者，说王冕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楔子”，正文还在后头呢。因此，从结构上来说，王进与整体故事的联系更加紧密。
相较之下，《水浒传》开篇即叙王进，与《红楼梦》开篇即述甄士隐故事有着更强烈的相近性。王进的故事类型与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与正文中水浒英雄发生着类似或相对照的联系，如王进与史进的师生关系，王进与林冲的类而不同，甚至王进与杨志的对照，皆让我们想起故事开篇时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云雨楼石印本《红楼梦写真》之《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王进与林冲性格相近，遭遇也极为相似，这“强化了被逼上梁山非单个的孤立事件，而是当时社会经常反复发生的，高俅这样的贪官污吏反复做着类似的坏事。王进故事也许有可能光照全书、缩影整部小说”[45]。
《红楼梦》以姑苏城阊门外十里街仁清巷的小乡宦甄士隐的故事拉开序幕，叙甄家的岁月静好，交游欢宴，天伦之乐；又叙刹那间灾祸降临家破人亡，对“正剧”贵族世家贾家的鼎盛衰败形成了一种暗喻式的“预叙”；因甄士隐而被带出的贾雨村这一人物不仅成为小说引首“假欲存”的主旨寓托，还在贾府故事中扮演了“草蛇灰线”式的世俗存在；而甄士隐之女英莲日后竟在“红楼”故事中历尽曲折，这同样代表了甄士隐对于主体故事的深度参与。
可以说，正是这种“深度参与”的形式，使《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和《水浒传》中的王进区别于《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形成了结构与情节的叠加，体现出更加开阔而富于延展性的叙事意义。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成为水浒故事的开端，而史进寻王教头到底寻不见，神龙无尾的情节令金圣叹“读之胸前弥月不快”[46]，但仍然称赞这一情节设计堪称“绝妙”。
宝翰楼刊本《水浒全传》
袁无涯在《<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一文中特别点出“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认为这一写法大异于其他诸小说，体现了作者的深思熟虑，“有《春秋》之遗意焉”，因此《水浒传》可以被称为“小说之圣”。[47]
《水浒传》突破了传统小说的“闭合式”叙事，采用了“开放式”的情节构思，体现在王进的故事单元中，即是大大延展了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蕴与情感空间，给了读者以更多层面的丰富思考。
四、小结
古今中外学者寻根探源上下求索，让我们一步步接近通行百回本中王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结构上的意义。
不过话又说回来：读《水浒传》，一定要揪住王进的下落不放吗？马幼垣给了王进一个颇为恰当的表述——“最武艺高强却最欠交代之人”[48]，却又同时指出王进注定不会上梁山（例如他不像梁山所有英雄那样都拥有绰号），在完成了他的叙事功能后隐然消逝，既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又不至因他的复出而扰乱了水浒主体故事的发展。
此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描写一石两鸟，既在简短的篇幅中塑造了王进“其犹龙乎”的人格形象，同时又不留痕迹地引出了水浒第一位出场的英雄史进，拉开了梁山泊群雄故事的序幕。这种高超的人物与情节设置使《水浒传》在一开头就先声夺人，成就了其叙事艺术的卓荦不凡。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陈文新著，中华书局2019年2月版
陈文新先生《从传统的致思途径看<儒林外史>结构的完整性》一文中说：“作者显然没有把楔子处理成整个情节链条上的一个普通环节，而是在楔子中展现了全书的大致格局。”[49]将这一结论用之于评价《水浒传》中王进故事的意义，也同样精当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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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清）吴敬梓. 儒林外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P12.
[48] 马幼垣. 水浒人物之最[M]. 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P1-7.
[49] 陈文新. 从传统的致思途径看《儒林外史》结构的完整性[J]. 江汉论坛，1987（6）：59-61.
注释：
[1] 林榕杰在《未上梁山的好汉王进——“避往边庭”与“不知所踪”》（菏泽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就好汉个人而言，上边庭之路走不通，上梁山为不得已但又具现实性的选择; 就好汉群体而言，其聚义不能在边庭军营中，而只能在梁山山寨中———这些其实都在暗示上梁山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而以往论者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从《水浒传》看，想报效朝廷，只能走先落草后受招安的路，其后方可上边庭。”此种阐释亦可备一说。
[2] 《水浒传》第一回“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句，袁无涯眉批道：“高俅是忌药，王进是引药，却从此两人说起。此用逆法，用离法，文字来龙最为灵妙。”见陈䂀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