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 我的父亲——刘立功（三）

蹉跎岁月（一）

父亲戎装照

东荆河源远流长，历经百年沧桑。解放初期，洪沔两县分设，以东荆河为界，东荆河以南地区成立洪湖县。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启动。几十万民工奋战70余天，修筑了东荆河大堤（洪湖人称为隔堤）和洪湖地区的排水灌溉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的1954年，洪湖地区经历了百年难遇的洪水，于是又开始加高加宽东荆河大堤。将东荆河隔堤与沔阳隔堤之间芦苇荡里的居民搬迁，形成了从沔阳隔堤到东荆河隔堤（也称洪湖隔堤）之间的绵延数百里的沼泽地（后来划分为湿地保护区）。

父亲的祖屋也从东荆河外围的铜盆垸搬迁到了东荆河隔堤内的新台场。新台场的大瓦屋（我的老家，以下简称瓦屋）是在原大伯母的主持下修建的。瓦屋原是解放前一家地主的住宅，解放后分给了一位叫刘义银的农户，当时因年久未修，房屋已经基本损坏，只剩下屋架。后大伯母与其协商，支付了一笔费用，相互交换了房屋。并新翻修了瓦屋，重新换了梁柱、板壁，一色的杉木檩、梁和板材，房屋外围是大块的青砖砌成，房屋变成十柱十一檩，变得更加清新高大气派。瓦屋的前面有块宽敞平整的沙土地，沙土地的边缘长着两棵高大的柳树（实际上是枫杨树），远远望去就能辨认出整个村庄里高大宽敞的瓦屋。

不知何因，大伯母和大伯父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据说大伯母曾经两次怀孕，都因为意外导致流产。特别是第二次怀孕期间感染了严重的疟疾（当地称为打摆子），时冷时热，久病不起，后服用药物导致流产，落下不孕不育后遗症。大伯母曾经将自己娘家的侄女带在身边多年，直到离婚才带着侄女离开瓦屋。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们家虽然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但是温馨祥和。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还小，父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父亲在供销社上班，母亲辞去工作专门在家照顾小孩。那时的夏天，蚊虫特别多，每天傍晚，父亲会用那种老式蚊香把家里的蚊子熏一遍（老式蚊香是用很薄的纸包的锯末面，锯末面里放着六六六粉---剧毒农药，蚊香像一条蛇那样长），我们兄妹睡在篾席上，父亲用扇子给我们解凉，哪怕是睡着了，父亲摇扇子的手从来没有停过。

大约在1964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带着我送母亲去黄家口人民公社大领革丹村去学裁缝。那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微风习习。父亲骑着自行车，我侧身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双手紧握着自行车龙头，母亲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父亲骑自行车的技术那是真行！自行车在东荆河护堤杨树林（实际上是柳树——粗大的垂柳，家乡人称为杨树）的沙土地上穿行。骑行一段路程，父亲会停下自行车休息一下，让我在地上走走，活动一下腿脚，或者是站在树边拉尿。再次上路前，父亲把我抱上自行车横梁，让我双手抓紧车龙头，父亲在后面推着走，母亲不放心我能否握好自行车方向盘（自行车龙头），在后面一路慢跑，一边呼唤“你们爷俩慢一点，小心车子摔倒！”。父亲则高兴地大声呼喊“哈哈，我的儿子两岁就会骑自行车啦！”欢声笑语在东荆河边的杨树林中回荡。

可能是因为母亲去学裁缝，我被送到了家家（音嘎嘎，即外婆）家里。据说大哥小时候也曾经在家家家里待过一年多。那时候总觉得家家家的房子挺大(那是和我家的茅草屋相比较)。房屋是由砖瓦砌成的两开间房。门前有几步台阶，一道门槛。迈入门槛就是正屋（我们称为堂屋），堂屋正对门的墙壁前摆放着一组木制柜台（我们称为神柜）。堂屋的地面是黄褐色的泥土，高低不平。堂屋的正中央摆放着一方八仙桌，四条长凳。方桌下垫着几块砖保持方桌的平衡，但长凳就不能保证坐上去是平衡的。堂屋的侧面是厢房，分前后摆放着两张老式木床。房屋的后面还有一间灶屋（也就是厨房）。家家是小脚，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在我的记忆里，家家脚上从来没穿过袜子，脚是用长长的白棉布包裹的。家家很勤劳，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时，舅舅在外面上学，家里只有家家、家（音嘎）公和姨妈（我们叫二爷）。我有时候和家家、家公睡一起，有时候和姨妈睡一起。后来，姨妈也出去学裁缝，就剩我和家家、家公在家里。记得那年的初冬，家家、家公都出门做农活去了，外面飘起了雪花，我坐在门槛边等着家家、家公回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身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也不知过了多久家家、家公才回家，看到我睡倒在门槛边，着实吓了一跳，害怕我生病，再加上我也随时在告诉家家、家公我想回家。这才把我送回了家。

作者在中学大会上发言

我小时候身体不是太好，一方面是我吃东西总是狼吞虎咽，经常会半夜时肚子膨胀。而每当这时，父亲会用韭菜叶在我肚子上推拿，直到我不再哭喊为止，父亲都会整夜不睡陪在我身边。另一方面，我与生俱来有一种怪病，比如睡觉时会突然像中暑一样，突然脸色苍白，口吐白沫，或者是坐在地上喝汽水，突然汽水瓶就掉在地上，人失去了知觉。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夏天，我突然倒在地上，全身抽筋，父亲把我抱起放在凉席上，我不停地流着鼻血，父亲从水井中打来凉水，用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并请来医生用药才止住流血。据说那次流血量有一满大碗。

后来，父亲带我到武汉请老中医给我看病，并让我在武汉治病两个月。父亲问医生这是什么病，老医生也没有回答个所以然，只是说等我年纪慢慢长大就会好的，父亲这才半信半疑地接我回家。还真如老医生所言，我12岁以后就再也没发过这种病。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溺爱，哪怕是以后我和大哥变成一对“调皮鬼”，做了很多“坏”事，父亲也很少打我，挨打的总是大哥。

从家家家里回来，父亲给我准备了一个用木块钉起来的小板凳，把我送到了学校，说是读一年级。那时教我们的老师是杨老师（后来才知道是我最尊敬的语文老师鄢策老师的爱人），私底下我们叫她“杨婆婆”。我坐在最后面，杨老师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读写数字1到10。我写数字最困难的是数字3，每次写都把数字3写成睡倒了。父亲每次检查我的作业都说数字3“睡着了”，然后手把手教我3字怎么写。这个数字3我写了几个月才把它立起来。我也不清楚我读了多少个一年级，每次报名都是一年级，而过不了多久刚刚熟悉的那些同学面孔又变得陌生。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时候没有幼儿园，父亲是因为与鄢策老师交好，三岁不到就把我送到学校去“混时间”（据说那时候一学期只要2角钱）。

那时候电影、音乐广播基本都是“八个样板戏”。父亲专门买了台收音机每天在家放着“样板戏”，我每天回家就跟着收音机哼唱样板戏，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唱样板戏中的选段，还唱得有板有眼。小时候，我挺怕走夜路，唱京戏就成为我壮胆走夜路最好的办法。离家很远我就唱起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只要听到我的歌声，我的父母亲就会知道我要回家了。大约在5岁左右，我第一次登台表演，父亲专门给我做了一件大衣，那时是五月的一天傍晚，我穿着大衣上台表演杨子荣的“打虎上山”选段，可能是慌台，出场就全身汗湿了，开口唱调也起高了，唱到最高处唱不上去了，只能低八度，台下一阵哄笑，但我并没有怯台，还是坚持唱完了。

作者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