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沉沉，警灯寒光乍现，一场声势浩大的“涉黑”与“涉赌”围捕纵横河北与内蒙古，宛若无形黑爪伸向深夜。当事人被深夜带走，囚禁在宾馆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里，与外界一刀切断。一个看似正义的行动，留下的却是父子永隔、生者悲恸的结局。冰冷的铁椅、敞开的手摇电话机电击，执法与酷刑之间的界限在无声夜色中模糊。本文通过两个地区、两桩“黑箱式”案件，试图揭开“指居”背后的阴影，记录了那无法逆转的冤痛与失落，也提出问题：无罪者何以致死，又当如何伸冤？
文｜李宇琛
2022年7月7日凌晨，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郊外忽然驶来警车，大灯像冷冷的利刃，割开寂静。一群人敲开了暴家的大门。
暴钦瑞和父亲暴继业、哥哥暴韶瑞、二叔暴记忠、堂兄弟暴纪涛以及同村的几名乡亲先后被带走。
家里人仅得到一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罪名写着“涉嫌寻衅滋事”。通知简单得让人发懵：到底谁寻了什么衅？又是哪里惹了什么事？
一夜之间，暴家的男性亲属几乎被抓空。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支行动的名头很响——当地公安部门称之为5·25专案。
这次专案的目标指向“涉黑”或“恶势力”。据说案件牵扯到殴打农民工、放高利贷、非法拘禁；可事实上，暴家几人只是普通村民，暴钦瑞本人不过是高邑县住建局的一名普通小职员，何来惊天背景？
还没等家属缓过劲，又一纸文书到来。新乐市公安局要把他们：
带到异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理由是案件特殊。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这所谓“特殊”，竟是被关在新乐宾馆一楼那几间无窗的房间里。那里冷气刺骨，暗无天日，密闭得像牢笼，又比正规牢笼更加恐怖。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北京，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也闯进了一群外地警员。
时间是2023年11月16日深夜，IT公司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几名高管与员工，被呼伦贝尔市当地的公安局的人直接带走。警察亮出执法证件：“涉嫌开设赌场罪，请配合调查。”没有多少人能想明白：
北京公司为什么会跟远在内蒙古的赌博案件扯上关系？
但在跨区执法之下，疑惑没有丝毫作用，人也被押走了。
而在被带走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邢燕军，47岁。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他曾做过不少知名软件项目，技术过硬，性格内向却负责，绝不是干违法勾当的人。可那晚，房门被撞开后，他被塞进警车。
此后，公司法务和亲属尝试各种办法寻找他，却得到答复：“因案情重大，当事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方还说：“此案涉赌资金庞大，嫌疑人不能放。”然而具体证据、资金流向、赌博环节，全都语焉不详。这事看起来并不简单，可没人能撼动跨省侦办的既定程序。
7月7日那天刚被抓时，暴继业还疑惑过：“我真的不知道啥事，也没干坏事，我儿子也没做过违法的事情啊……”可谁能给他答案。
到了高邑县公安局，他被简单提审，又被：
二次转运。
这次是开往新乐市方向。车辆行驶约一个多小时后，停在一栋陈旧的建筑门口——门口标牌还写着宾馆，四周窗户却都拉着密不透光的黑帘。
楼道里灯火惨白，他和儿子暴钦瑞、哥哥暴韶瑞、二叔暴记忠、堂兄弟暴纪涛等人被分开关押，每人一个单间。那不是旅馆房间的样子，空间狭窄、空气浑浊，唯一明显的设施是：
一把铁铐在地上的审讯椅。
他的眼睛被黑色头罩蒙住，身上拷着手铐脚镣，冷飕飕的空调风直吹脑门。有人告诉他：从现在起，他要在这里“接受审查”，不得与外界联系。
按道理，“监视居住”是比羁押更宽松的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可以在家或指定住所活动，然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里不准随意坐卧，晚上开着灯也不许人合眼，稍有不服就挨训斥甚至动手打。房间里没有床，更没有被褥，几位暴家人统统被拷在椅子上，坐得浑身酸痛。没人说这是多久的过程，只能听到零星脚步声在门外走动，偶尔有保安推门递来冷馒头或一点水。
最让人崩溃的是，时常会有深夜突击审讯，方式极为粗暴：有的人直接耳光伺候，有的人被用电棍或手摇电话机电击，有的被棒子击打。父亲暴继业后来想起，自己挨过几次打，却最担心儿子暴钦瑞的处境；他时常听见隔壁隐约的惨叫。
审讯内容集中在所谓2014年殴打农民工、放高利贷、聚众赌博等罪名，可他根本没干过这些事。奇怪的是，警察似乎并不急于找实证：
而是不断要求他们“交代”，用刑讯逼供来填补口供。
再看那个同样被送往“指定居所”的邢燕军，他所在的公司“优友互动”主打在线棋牌和休闲游戏。有同事解释，他们平台的虚拟币不具备兑现功能，根本不构成赌博闭环。
可是外地警方声称抓到大规模资金流动线索，认定该公司“开设网络赌场”。没人能质疑侦查部门的权力，尤其在强调“跨省协调”时，任何技术狡辩都显得徒劳。
最初，内蒙古当地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听到这个消息，邢燕军的哥哥邢跃军喜出望外，觉得弟弟很快就能回来。可意外的是：
警方随即把不予批捕的人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关押在某个不公开的地点。
家属多次想托律师与他见面，却都被拒绝。而在几个月后，官方依旧没拿出有力证据，倒开始出现内部分歧。检察院一再强调此案难以定罪，公安却觉得只要逼出一个“完整供述”，就能先行移送起诉。
这样的拉锯下，一纸“指居”就成为一个灰色地带：
既不算正式逮捕，也能无限延长关押时间和刑讯强度。
正当家属期待下一次的变动时，却只等来了噩耗——邢燕军已于4月3日凌晨在指居期间意外死亡。起初说是自缢，后来又改口说是心脏病。可具体死在什么地方，何时送医，警方都语焉不详。
另一边，在河北石家庄的新乐宾馆小黑屋里，时间过得如同凝滞的泥沼。过去他们盼着能被押到看守所，至少那里还有床，还可见同监室的人。
然而，这里寸步难行，甚至不知道白昼黑夜。暴继业坐在铁椅上，每顿只分到一个冷馒头，咸菜少得可怜，水也只是一小杯。儿子暴钦瑞被关在别处，他一直想见见儿子，却根本没有机会。他猜儿子恐怕也在遭遇同样对待。
直到7月19日深夜，暴继业迷迷糊糊间听到儿子那屋隐约的声响。先是压低的咒骂与喝令，接着传来断断续续的惨呼，又突然安静下来。然后一个声音极低沉地冒出：
“完蛋，电疵了。”
仅此一句，让他心头狂跳，可束手无策。拷在椅子上的他，透过面罩缝隙只看见走廊上一晃而过的人影。
第二天，情况反常：暴继业的手铐脚镣被松开，饭菜变好了，有热乎的牛奶和鸡蛋。中午还给了两个包子。他却吃得心惊肉跳，总觉得这个“优待”不正常。
果然当天下午，几个领导模样的人来到他的房间，郑重告知：“你儿子今天凌晨抢救无效死亡。”他脑子轰然空白，仿佛被雷劈中。当他还没来得及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就被紧急宣布：
他和其他同案几人“证据不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立即释放。
偌大一个专案行动，说撤就撤，说放人就放人。暴继业被扔到宾馆外，腿都快软了，不知道该去哪儿。此时，他才意识到，儿子暴钦瑞已再也无法回家。
家属赶到医院，看到死者身上遍布青紫伤痕，耳鼻流血，脚底破损，简直惨不忍睹。医院建议法医解剖，却遭到地方部门的拖延。后来在更高级别检察院介入下才进行尸检，最初结论仍是“心源性猝死”之类的笼统说法。
直至2024年，才通过二次权威鉴定确认：暴钦瑞死因是长时间酷刑与束缚导致肺栓塞并发急性呼吸衰竭。从他被抓到死亡，只有短短十三天。
相比“5·25”案件的迅速落幕，邢燕军案在呼伦贝尔则拖得更久。2023年11月16日被拘留后，邢燕军在2024年4月3日被宣布死亡——同样是在指定居所里。家属痛苦至极，可当地公安再无更多解释。
消息传出后掀起轩然大波。大家都难以相信，那个常年伏案写代码、健康并且还算乐观的中年工程师怎么会突然死亡？官方说法含糊不清，死因时而说是“自缢”，之后改作“心脏骤停”。直到年底，警方才终于宣布：
撤销案件，说是经查未发现犯罪事实。
看起来一切风平浪静，然而邢燕军却已永远离场。只有他哥哥邢跃军沉默地捧着那份写着“无犯罪事实”的文书，悲痛无言。
在这两地两起事件中，有许多细节惊人相似。
都以大张旗鼓的专项行动开始，高喊打击涉黑或严查涉赌的名号，并把嫌疑人关押在非正常的宾馆或招待所里，切断一切外部联系。
都进行到了后期才发现根本没有充分证据，可却发生了嫌疑人在指居期间离奇身亡的惨剧。
最后，都以一张无罪或撤案的通告草草收场。这不禁让人疑惑，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项制度：
究竟是为了减少羁押，还是成了更为隐蔽的酷刑场所？
在河北，高邑县人发现，只要办案需要，就可以把本地嫌疑人拉到百公里外的新乐市，以此绕过一些监管规定。
在内蒙古，新左旗公安局则能轻而易举地把远在北京的人抓回去，无固定住所之说让他们有理由施行指居。
一旦进了“指居”，就失去了探视、律师见面和公共监督的途径：
审讯环境完全由办案单位说了算，酷刑逼供乃至人命丧失都在黑箱中发生。
等到案子撑不下去，或上级机关发现证据不足，就来个释放或撤案，却没人能挽回被折磨或失去的生命。
暴钦瑞和邢燕军就是典型的例子：先被扣上嫌疑标签，最后却没有任何定罪结论，只徒留一地悲叹。
2024年的春天，那份沉重的尸检报告上面写着暴钦瑞是被暴力与束缚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不再是最初的自然病死之说。
后来听说已有警员被逮捕，有的人以“刑讯逼供”罪移送法办。暴韶瑞、暴记忠、暴纪涛和其他村人也都恢复了日常生活，却再也难回从前。村里人要是打听：“究竟怎么回事？”也无人能答。
官方在暴钦瑞去世后，撤销了案件，说法是涉案事实不充分。那为什么非要抓人，还把暴钦瑞害死？
蕾丝的疑问，也在北京的邢跃军脑海里不停萦绕。弟弟邢燕军早年：
跟随雷军团队开发过知名软件。
离开大公司后，邢燕军也创办或加入创业项目，主攻棋牌类APP。他认定自己走的是正当事业，从没想过会被扣上“网络赌场”罪名。
更何况，如果真有违法证据，怎么检方最初就不批捕？怎么又要用“指居”来逼供？
在邢燕军去世后8个月，案件终于撤销，这场跨省追捕像一场戏，说停就停。
如果不是在那个“黑箱”里，或许当时他有机会得到及时的医疗，或者根本就不会意外死去。可一切都已无法倒转。
这两地的类似经历被称为“监视居住黑洞”。法学界早就讨论过：按照立法初衷，监视居住本应在保证侦查顺利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尊重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殊不知实践中却被当做另一种形式的秘密关押，甚至比看守所更严酷。这种临时的宾馆、招待所几乎变成：
任人摆布的法外之地。
在暴钦瑞案中，警员为了讨口供，不惜使用老式手摇电话机电击，原本只在早年的刑讯材料里见过的画面，居然再次出现。而邢燕军案中，当检察院认为“不具逮捕条件”时，公安却为了获得口供而变相羁押。
死者最终都带着满腹冤屈离开人世，留给家属的是无尽的疑惑与追问。
多年后，或许偶尔“5·25专案”“新左旗涉赌大案”的尘封往事还会再被提及，但更多人只记住了最后的简单结果：人被证明无罪，却已不在人世。而那些亲历者们，再也无法从这片阴影中彻底走出。若再追问：“怎么会这样？”他们也只能摇头，沉默以对。于是，一纸说“案件不成立”的决定，就成为最冰冷的注脚：
抓捕时锣鼓喧天，关押时暗流汹涌，死亡后云淡风轻。
如果说法律本该保障公平正义，那些葬送其中的生命，该向谁讨回公道？只怕无人作答。他们终究没能走出那扇紧锁的宾馆房门。灯光灭了，审讯结束，走廊里偶尔还会回荡一句冷冰冰的话：
无罪释放。
可在当事人的家门口，永远缺了那个人的身影。
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界开始一轮新的讨论。有些人呼吁：要么彻底取消，要么硬性规定监督手段和最大时限，不能再随意操作。可每一条制度的变革都需要漫长过程。那些被冤屈、被酷刑、被迫害以致亡的人，再也回不到他们深爱的土地和岗位。就像一场无声的灾难，来时迅猛，去后只留满目疮痍。
写于2025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