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
汤恩伯是国军重要将领之一，同时还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认为“汤恩伯是国军最能打的将领”。
连作为敌军的冈村宁次，都这样评价汤恩伯，由此可见，汤恩伯是一位极其优秀的抗日将领，然而这样一位抗日名将，却被当时的河南老百姓认为是四害之一。
在上个世纪，河南民间流传着四害的说法，四害分别是“水”“旱”“蝗”“汤”，水指的是洪水，旱指的是干旱，蝗指的是蝗虫灾，而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就连同为国军将领的蒋鼎文，也曾在晚年回忆自述：“在当时的河南，流传一句民谣，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恩伯来驻扎”。
那么汤恩伯到底在河南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大事，为何河南老百姓那么痛恨汤恩伯，不仅将他比喻成四害之一，甚至宁愿日军来烧杀，也不愿汤恩伯来驻扎？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荒，灾荒发生后又接连数月不下雨，这也导致老百姓的粮食收成只有往年的一、二成，然而天灾固然可怕，但与其相比，人祸才是导致当时的河南老百姓，大多活不下去的原因。
早在1940年12月，汤恩伯就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同时继续兼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而在当时，第31集团军驻地为河南叶县，驻扎在河南的军队有40多万人。
1942年，河南爆发灾荒后，汤恩伯趁此机会，大力扩军，军队越扩越多，所需要的给养和粮食也就更多，然而，早在1938年，为了解决军队给养不足的问题。
蒋介石就提出“前方困难要由前方解决，当地事情要由当地解决”。同时，蒋介石还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以此来改善官兵生活，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有了蒋介石的这番话，汤恩伯更是肆无忌惮，利用设立合作社的名义，搞起了军队经商，据胡宗南1944 年 2 月 20 日日记写道，汤恩伯曾悄悄透露：
来年来努力采购物资，以河南烟叶，换取徐海之盐，预计今年可收入两万万元。而其支出则为，游击队服装费六千万元、经常费三千万元、收容青年一百五十万元、总司令津贴十万元、参谋长津贴一万元、副参谋长津贴五千元。
除此之外，汤恩伯还大肆扩军，利用扩军为借口，向河南当地老百姓，征收更多的粮食税收，除此之外，在汤恩伯扩军过程中，汤恩伯旗下部队，更是以此牟利。
汤恩伯的部队扩军，都是直接进村抓人，强行征兵，每次一抓就是几十人，上百人，要想避免被强行征兵，就要给征兵的士兵行贿一些钱粮，要么给三五十块钱，要么给二三石麦子。
这也使得被抓壮丁的人都是穷苦人家，被征兵后，并不意味着有所保障，汤恩伯部队的征兵军官还经常“克扣士兵、克扣口粮、贪污医药。壮丁一经征走就如进了鬼门关……”。
汤恩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收编了当地不少土匪、流氓武装，在这样鱼龙混杂的收编下，汤恩伯的军队人数最高达到60万人左右，这也使得汤恩伯的军队素质急速下降。
在汤恩伯的放纵下，这些被收编的军队，打着汤恩伯的旗号，在当地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在当时，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在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数十万纪律败坏形同土匪的部队，久住河南，把河南吃得一光二净。无论大家小户，都无粮食储备。一遇灾荒到来，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
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着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农民词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
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军官的荒淫无耻，更是一言难尽。如有一军官，叫了一个难民少女，供其玩弄，但经问明她的家世之后，竟发现即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军官从军多年，抛弃家庭，另结新欢，在大灾中全家逃难到了该军驻地），乃挥之使去。
汤恩伯的所作所为，也为日后的豫湘桂会战的败亡埋下了祸根。
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爆发，而豫中会战（也被称为河南会战），豫中会战是豫湘桂会战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豫中会战爆发后，据《剑桥中华民国史》对豫中会战的记载：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
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国民党由于它的普遍腐败和有如脱僵之马的通货膨胀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现出与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
官方的无能，谷物屯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间的饥荒，据估计有200万农民死于饥饿。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时，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
相反，农民在某些场合却攻击国民党军队，缴他们的械，甚至把他们杀死。”——《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由于汤军在河南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使得河南战役爆发后，河南老百姓喊出“宁愿日军来烧杀，不要汤恩伯来驻扎”的口号。
甚至不少河南老百姓，还自主行动，帮助日军杀死溃败的汤军士兵，这一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成为了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件丑闻。
对此，时任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政委王首道，在1944年11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说道：
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
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汤，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
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在豫中会战结束后，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总结豫中会战失败的原因。
认为“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汤恩伯“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
从以上内容和评价上来看，汤恩伯被老百姓认为是河南四害之一，其实也不算冤枉他。
参考资料：《抗战时期河南国统区的 “ 水、旱、蝗、汤 ”》、《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剑桥中华民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