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承认自己变了。
如果这次采访发生在十年前，他会在筹备时要助理回答一系列问题：接受采访的商业目的是什么？要拿到什么结果？为了这个结果，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和表现示人？采访者是什么背景？写过谁？可以帮我拿到这样的结果吗？
那时在镜头前，他会微微低头向上看，一个下意识的警觉姿态，在那个阶段，胜算对他至关重要。
而在当下，这一切都已无需发生。聊天开始得自然而随意，我们在早晨简单互相问候，和之前每天一样，他当时正在画画。正式对话在傍晚，一天里比较放松的时间，他一边照顾自己养的三只法斗，并为它们发出的叫声表示抱歉。
“以前我都在想如何做出对我有利益的事，现在我都在想，如何做出对我有意义的事。”蒋友柏最后的总结，定义了他的变化。
万物有灵，兽观人心
在蒋友柏看来，相比于设计，艺术最吸引人的是两个特点：自私、诚实。它比文字更无法矫饰，又在无声中直抵人心。
2018年10月，蒋友柏带着52幅画作，在杭州开启首次个人展览，这也宣告他正式开始自己的艺术从业生涯。
仅仅用了五年，到2023年，他就迎来转折性的爆发，以豹变、万物有灵、花落一瞬等为题眼，不断推出新作，先后在东京、首尔、新加坡、印度办展。蒋友柏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辨识度，以动物为主角，以中式山水为底蕴，以油漆、丙烯等非传统画材和滴淋、泼洒、涂刷等手法为语言，又以英文题句点睛。抽象与具象、线条与晕染、形与气、英文与中文、东方与西方、气势与柔情、二维与立体……
如果你去看过两个以上蒋友柏的个展，就会发现他的创作极其自由，一直在以令人震惊的进度创新，似乎没有什么边界能框住他，难以定义。而比自由更难做到的是，持续的变化中，他又始终不失个性，面目清晰。
蒋友柏并不喜欢解构自己的作品，如果一定要总结出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内核，他的答案是，一种玄妙的东方气韵。
万变不离其宗，蒋友柏对东方哲学的浸淫和思考是不变的灵魂，而这又与他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程深度绑定，草蛇灰线皆在笔触细节处有所呼应，笃定地替他回答“我是谁”的诘问——正因如此，艺术对蒋友柏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突兀的选择。
他的艺术感知力启蒙于童年时代。12岁以前，蒋友柏在家里见过各式各样的古董与真迹，奠定了他对东方美学的理解。父亲喜欢收集青铜器，那上面可触摸的凝结千年历史的刻纹，是他对“视觉符号”最早的印象。
仍是在这个阶段，蒋友柏有机会亲眼见到张大千、林顺雄这样的大家创作时的样子。
如果不是林顺雄告诉他描绘眼睛的重要性，他或许不会把动物的拟人神情设为不变的母题。如果不是见过张大千在案几上“泼来泼去”、“疯疯癫癫”的样子，他不会把自在和诚实视作最高追求。
艺术总是召唤他。蒋友柏中学时就参加过相关的社团，大学一度想报艺术专业，但父亲觉得不赚钱，他依言改学金融，也的确在19岁就赚到100多万美金，可又很快花光了。阴差阳错，最终还是靠开设计公司养活自己，直到他真正觉得自己可以专职从事艺术的时候，积攒的画稿堆起来已经可以够到天花板。
别人画动物，总是呈现兽性。而蒋友柏笔下的动物，却是喻人。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凝视的张力，他以动物承载对万物有灵的观察和理解，观者又在动物无法伪装的眼神中，照见了自己。
当艺术作为方法
“我是谁？”
“我能做什么？”
对常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可以是遥远的哲学追问，不去深究也没关系。但对蒋友柏来说，这是他从出生起就面临的必答题——外界如影随形的审视，总是急于给他落下一个定性的标签；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也强迫他要内省，否则很容易迷失自己——无论如何，你不可以是Nobody。
即使曾经迫切想与所谓家族光环切割，20多岁回台湾后，他选择从事在当时“上不得台面”的设计业，固然是商业和艺术的结合，能发挥他的所长，更重要的是，它距离父辈的资源最远。
过去很多年里，蒋友柏在媒体上常有一些夺人眼球的封号或宣言，时而是跌落的贵族，时而是完美的王子，时而对外高喊“我就是个商人”，立志要成为自己的“蒋一代”，有对抗，有妥协，唯独少一点自在。
证明自己并不容易，设计公司几度濒临倒闭，最狼狈的时候公司只剩800块台币，甚至要跪下求人给生意，形容那样的生活“像活在地狱”。高光的得意当然也不少，最高记录是一年有三、四百个案子，单个项目可以帮客户赚到上亿。
什么都见过经历过了，来到40岁，又有一段时间的状态是无聊，没有太多欲望，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简单，“但是也会有点平”。
变化是何时发生的，难以追溯一个明确的时刻，但关于它因何发生、如何发生，答案却很清晰。
现在的蒋友柏48岁出头，当然称不上“老”，在寻常人的语境里，最多是中年、是成熟，可他不一样。他有一个“早知道理论”：如果早知道某一个结果会在未来发生，那么我现在做什么，才能实现它，亦或是避免它？
这个思维方式，源于经历了父亲在49岁早逝。那时他只有20岁，在普通人初入社会的年纪，作为显赫家族的第四代，他从台湾到加拿大，又到纽约，再回台湾，已经体会过不止一次人生从至高处归零的滋味，经历了别人一生都不见得会有的起伏，后来就常常会假想：“如果我一年后会生病，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去避开这个命运？”49岁成为他预设中的一个终点。
第一次听他讲起这个理论的人，几乎都会下意识发问：这么思考，会不会太悲观？但蒋友柏并不这么认为，他把它当成一种闯关游戏：你看到魔王boss在那里，想办法去克服，如果最后真的做到了，“这不是很惊喜吗？”他形容自己是武将性格，不怕看到坏结果，永远正面迎战。
而最近这十年，以艺术为职业，或者说，以艺术创作为生活方式，是他用“早知道理论”为自己做出的又一个选择——
早知道迈过49岁这道坎之后，想要诚实的、自在的、不让自己疲倦的生活，早知道设计作为服务行业支撑不了这样的生活，那么，现在要把时间花在哪里？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做艺术是个结果。起码证明他此前积累了足够的经济能力、人生阅历：“艺术是一件风险很大、需要很多投资的事情。当我的底气不够硬、不够厚的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做艺术，你怎么把你的作品运去国外？不可能的事情啊！”
做艺术也是一个原因。它倒逼蒋友柏放下所有标签与执念，打碎外壳，去检视自我，梳理自己与当下、与外部周遭的关系：“几年的创作下来，心态经历了质疑、推翻、刻意、解放、接受、自信，然后到自在。这些心境都诚实的反映在作品上。”
“那也OK”、“其实都还好啦”……当他特别笃定自己要通过作品说什么，他的语言变得如此柔和。
而如今，终于在艺术展的语境里，“蒋”不再首先代表那个家族，而可以是“讲”出来的，也是台湾口音“这样”的缩写，是一种本能的表达，是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却又不用多说一个字的蒋友柏的自白。
宁愿做探索世界的王子
国际知名设计师、策展人吴滨，与蒋友柏既是挚友，也是合作伙伴 。在他看来，蒋友柏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他敏感细腻的心性，和毫无保留挖掘自我的勇气。比起家世，这是最无可替代的成为艺术家的天赋所在。
蒋友柏总是说自己叛逆。当下他的形象，也符合大众对艺术家的刻板印象：光头、花臂、强壮的肌肉，穿着简单地站在四米见方的画布前，看起来固执而自我，用漆和水创作一幅自画像，灵感迸发时，任由两种“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材料碰撞撕扯，又融合交汇，然后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随机性中，等待时间给出的惊喜。
他的艺术创作历程，充满叛逆的决定：艺术界对设计有鄙视链，他偏要用油漆和工人的工具创作；哪怕最初画水墨，他也要画国画不常取材的动物，几年后画到根本不存在的灵物……
而矛盾又合理的是，蒋友柏的叛逆，又依靠着极度自律和理性来支撑。自工作以来，他就一直执着于一种规律可控的生活：早上五点起床，八点前解决所有杂事，到公司开始创作，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除了吃饭、开设计会议的时间，每天至少保证画画4-6小时，然后回家遛狗散步、吃晚饭、和家人相处，第二天再继续。
他信奉一万小时理论，脑子里有一套清晰的参考数字。“就说最贵在世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他 29 岁办首次个展，现在 87岁，已经举办超过 200 场展览。假设每场展览30 幅作品，那么他需要创作至少6000幅画作，这意味着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平均每年要完成约100幅作品，才有办法有这么多展览……”他说。
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他要求自己比deadline提前一周出活。如今开个展，看似没有甲方，但他仍然注重合作方的体验，要求自己提前两个月准备好所有作品，甚至要留出余量。
从七年前的第一个商业展算起，他坚持一幅画只能出现一次。如果相同作品重复展出，他会认为那是自己失去创造力的表现：“如果重复展出旧作，那我就不应该再做下去了。”
灵感是创作中最虚无缥缈、难以捕捉的东西，很多艺术家为了追逐它，都过着昼夜颠倒的混乱生活。可是对蒋友柏来说，灵感不能是等来的。吴滨就表示佩服蒋友柏的表达欲，他记得有一次一起去日本，飞行三小时，一落地，蒋友柏就发给他一篇文章，是利用碎片时间写下的，梳理了最近生活中的各种细碎感受，“他不舍得让自己从日常中汲取到的任何一点养分流走。”
“我们生来本就不同。有些人生来就是王。但我宁愿做一个探索世界的王子，再来决定我是否要当王。”这是他在2022年创作的“景观动物”系列中一幅作品的题词，画面上，黑色的豹子在匍匐探索中前行，而这句话，也被许多观者认为是诠释蒋友柏最为贴切的注脚。
这几年，蒋友柏并不热衷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却很投入地在生活。他离婚了，社交圈小而紧密。他爱健身，也带动身边人健身；他爱做饭，愿意花上半个月，研究一道牛肉的做法，被美食家朋友形容为“厨房艺术家”，他每天和心爱的小狗相处，最近又添了一只……在这些琐碎却踏实的探索中，他成为了自己表达世界里坚定的“王”。
凝视与一种回应
蒋友柏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不太有占有欲的创作者。他觉得自己和作品的连接，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一旦挂出去，它们就属于观赏者。
他不爱听赞美，也无所谓作品有没有人懂，但仍然迷恋去现场与受众见面。
不管网络媒介如何发达，都无法取代线下的魅力，他作品的笔触和肌理，在不同天气呈现出的不同光泽，不是图片和视频所能承载的。
值得强调的是，和人见面很重要。他说：“我很讨厌不见面，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人，都会觉得无法相信。”
藏家们从一幅画中看到什么，答案总是出乎他的预料。他的最小藏家，是一个只有十个月大的孩子，孩子父亲说，这幅画让他想到儿子哭闹的场面。另一位藏家看中的作品，画面上四只小熊猫，买下这幅画时他只有两个孩子，最近家里又添丁，他对蒋友柏说：你的画就是在告诉我，我的家庭还在逐步完整。
“这样也行！”蒋友柏觉得挺有趣，原来看画的人不仅是在共情他画画时的心情，更是在画中看见自己。这种奇妙的共感，会让创作者觉得幸福，他乐意和他们闲聊。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观众完全无视作品，只是冲着他的名气来要一张合影，他会态度坚决地表达自己的不爽。
无论蒋友柏本人还是身边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识：现在的他，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好。设计师吴滨每次和他见面，感觉都有新话题，大到东方美学、AI对艺术的影响，小到讨论一只勺子的设计语言。艺术家的使命是记录和回应当下，疫情中的时间和空间都在压缩，蒋友柏在雕塑作品时找到“真空”作为概念。受日本樱花季启发，他又把“落花一瞬”画成了系列。吴滨称赞他的创造力：“我特别高兴看到他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越来越进入角色，作品也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半年，蒋友柏就要迎来他预设中的49岁了。在自己创造的名为“早知道”的游戏里打怪，他获得了一些意外奖励，如果用东方哲学来讲，可能叫“冥冥之中”——2023年，他的第一次海外展览落地日本，那意味着他被更广阔的市场承认，开幕时间1月13日，刚好是爷爷过世的日子；同一年，他在上海举办名为“天堂的眼泪”主题展，献给父亲，以24小时作为线索，结果在开展那天刚好是秋分节气，昼夜等长。
就在最近，在他专心尝试艺术整整10年的时候，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挑战国画里面的当代青绿，要跟剥漆做结合。”也是在今年，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场艺术展。相比于商业展，这是一次对他创作生涯更深度的挖掘，和更系统的梳理，“肯定是一个里程碑”，他说。
而这些年份数字上的巧合，像是生命中的彩蛋，也是奇迹。
现在就已经有朋友在为蒋友柏策划50岁生日了。那一天，意味着他迈过了父辈的命运写就的那个终点，从此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赚到的。”
然后呢？
好像终于不必“早知道”了，他已经找到想要持续做下去的事，只要接着画就好——每天专注六小时，然后等待画布变干，等待名为艺术的魔法发生，就像他过去十年的每一天那样。
策划、监制 / 于蕾
摄影 / 王志伯
助理 / 叶治欣（王志伯影像视务所）
采访、文 / 闫坤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