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是留学俄国的年轻俊杰，出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而年轻人的热血不足以支撑一个政党的科学发展，因而在指挥红军反“围剿”时出现很大的失误，酿成了一些本该避免的惨重损失。
因而中央在痛定思痛后，紧急召开了遵义会议，提出了更换领导权的问题。经过实践的检验，博古被证明在当时复杂险峻的背景下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的临时负责人。而调整的人选大部分人倾向于张闻天，但没有最终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召开后你，中央的两个“挑子”---印信和文件依然被博古保管着。而博古显然也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思想上仍然对中央的集体决定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召开过的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中央常委再次召开补充会议，讨论党内的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总负责。而会议结束后，博古依然没有把印信和中央的文件交出来。因而当晚，周恩来找到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毛泽东的，但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清醒的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单纯的迷信“洋经”，并由一群不了解中国真正国情，吃过几天“洋面包”，喝过几口“洋墨水”的人来领导的话，那中国革命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最后沦为附庸。因而他一见到有些落寞和失意的博古，就开门见山的说道：
“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的革命，而且他才能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周恩来大公无私，一心为中国革命的肺腑之言最终打动了固执的博古。第二天一早。博古就心甘情愿地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尤其是在后来的张国焘妄图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另立中央时，他没有为之所动，落井下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晚，周总理对博古的交心。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总理的伟大在于无私为民，在于甘当绿叶，在于心念苍生，在于不居功，不自傲，永远谦逊，永远为了大局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是@，专注分享教科书上看不到的历史掌故，喜欢就关注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