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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泪的历史》序言中，作者文森布佛开宗明义：“眼睛是灵魂之窗，眼泪则是心灵的信使。”诚然，眼泪是人类天赋的情感权利，悲天悯人是人类的天性，喜怒哀乐是眼泪的品相，眼泪问题不仅关乎性别之分，还关乎古今中外，是当下真实的情感与历史，更是社会的显性表达。因之，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细读《眼泪的历史》后，发出“泪何以下？”“泪为谁流？”“泪何以干？”的情感之问。
今日，我们全文推送《泪为谁流》一文，以飨读者。
泪为谁流
万俊人
滴水识海，一叶知秋。说的是由微见著的道理，也是自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提出并提倡“微观社会学”和20世纪前期法国年鉴学派迅速崛起以后，诸如田野社会学、专门化史学、社会心理（精神）史等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蔚然风行的方法论表征之一，而一旦此种方法同诸如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结成某种理论联盟，别具一格的微观社会学、专门史学或历史哲学、情感心理学等新的学术观念，便很快突破启蒙时代以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天幕笼罩而凸显为现代显学。事实上，这类方法的探究洞见，也让学者解除了许多思想焦虑和理论压力，获得某种自由探究、别见洞天的快感。这是我读完当代法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安·文森布佛《眼泪的历史》一书后，油然产生的一种阅读感受：真切、喜悦而又禁不住若有所思。
春节闲览，让我的目光凝伫于这部译著，感觉一如当年头一次在哈佛书店见到福柯《性史》的英译本。尽管我知道，随着微观社会学、微观史学、微观经济学等新生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化流行，这类专门史已不足为奇，但仔细搜索发现，该书的作者是位女性社会学（史）家，中文译者也是位台湾女性人文学者，其时还是在读博士生，而中译本的阅读让我进一步确信，译者还是一位学风文雅、修辞考究的青年语文学者。中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22年出版发行，那时候新冠疫情尚未完全了结，因此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我极为笨拙的手机在网上下单订购。海外网购自然价格不菲，可让我担心的只是时间，网上显示的时限是付款订购后“两个月”到货，实际上我足足等了近三个月才收到书，逾期等待的焦虑几乎真的让我拆开快递时激动得有些泪眼蒙眬了。看来，确如是书作者所言，眼泪同人的心理、情绪、境遇和背景等因素直接关联，与性别无关。
坦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作者文森布佛女士，点出其女士身份绝非刻意，只是想先表明我的直觉：女人泪总比男人泪来得丰沛动人，女性学者对于眼泪的研究也应拥有强于男性学者的优势。作者自诩这部眼泪史只是一部“小小社会学史”，可我读后却有些滴泪观海的感受，思绪难以平复。氏著除“序”“引言”之外，共策三部13章，中译本近450页，法文原版于1986年出版，2022年台湾商务出版的中译本所依据的是2001年的法文修订版，应该是最新版本。
泪何以下？
不知是作者用心设计，还是某种自然巧合，氏著的运思铺陈竟然同泣者泪如雨下到泪随风干的流泪过程几乎重合：作者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回答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耐人寻味的诘问：“在哪些社会、哪些时代，我们曾经哭过？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而不是女人）停止了哭泣？为何在某个特定时刻，感性会沦为滥情？”作者仔细收集和分析了18世纪至19世纪大量法国名家重地的档案、小说、日记、信笺、戏剧和戏剧评论、医疗报告、礼仪集丛辑录，还有一些哲学史学名著，小心翼翼地梳理了从法国大革命前后无分男女的“公开嚎啕”，到浪漫主义时期的“私密性抽泣”或“自我镜面式的梨花带雨”，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眼泪女性化甚或女性专属化，哭泣被逐渐弱化、矮化，以至于男人停止公开流泪而最终男女俱近泪干无泣的眼泪“流”程。
自古以来，眼泪都是人们常见却又不敢轻易谈论的一种个体生命的心理—情感外显症状。这并非只是因为人们恐惧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一把辛酸泪”终究只能换来“满纸荒唐言”的教训所致，也不仅仅是因为眼泪多半蕴含着某种消极痛苦的情绪使然，更重要的是因为眼泪作为话语主题或思想论题的极端含混，以至于很难说得清楚，论得明白。很显然，同样是流泪，你不能把毕加索《哭泣的女人》同17世纪西班牙教堂里的《圣母的眼泪》相提并论，两者的差别绝不只在前者夸张的油墨泪珠同后者晶莹剔透的玻璃泪珠之间；甚至，同样是女人的眼泪，你也很难把毕加索笔下油彩的情人眼泪同曹雪芹宣纸上林黛玉的苦泪等量齐观，纵然毕加索的情人泪或多或少也有心酸与悲凉，他从自己两位情人愤怒而绝望的眼眸中看到的眼泪，绝不会只有愤怒与绝望。与之类似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人们从叶圣陶先生的《眼泪》中可能读出的，同我们在文森布佛女士《眼泪的历史》中可能读出的必定是五味杂陈，莫衷一是。诚然，你可以说，快乐人劝稻草人去车站、码头或者婴儿的摇篮边寻找他所确信的“同情的眼泪”，因为人们的日常直觉是，车站、码头多是离别或送别的特殊情境之所在，婴儿的摇篮里更是流淌着纯真的婴儿啼哭与纯美的母爱泪流之特殊所在，其间发生自然流泪——与人为仪式化的流泪相对应，如葬礼或宗教仪式——的概率远高于其他地方。让人意外的是，稻草人最终找到同情之泪的地方不是车站、码头、摇篮，而是少年见母屠鸡的刹那间，当少年猛然看见母鸡被宰，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按住屠刀，哀求母亲放母鸡一条生路，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稚气未消的脸上热泪滚滚，那是源自生命挚爱生命的同情之泪！又岂是现代剧场里那些贵妇名媛故意显露的点滴“粉泪”，甚或亲人、情侣相拥重逢或挥泪告别时的眼泪所能比拟的？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人类的眼泪从来就有性别之分，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不单有性别标识，而且还暗示男人的眼泪要比女人的眼泪来得沉重、稀罕，因之较为珍贵，这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女性天然敏感的泪腺，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不允许他们像红楼里的女性那样，稍不如意便梨花带雨、盈盈粉泪。此外，眼泪问题不独关乎性别，还关乎古今中外，不单有溅湿襟袍的英雄泪，还有街头血肉横飞的革命者带血的热泪，以及在各种各样日益翻新的现代影视和网络视频上胜似落英缤纷的“角儿”“秀泪”，不管是凭借高超演技抛洒出来的，还是借助某种特殊“眼药”的刺激催生出来的，抑或是仰仗诸如人工智能（AI）之类的前沿高科技再造出来的，都表明同一个问题：眼泪问题非同小可，不可轻慢，弄不好就会惹得一身气味，一地鸡毛。也正由此，我们才得以见识以“小小社会学”（史）家自诩的文森布佛的理论胆识和学术勇气，以及《眼泪的历史》非同凡响的分量。
《眼泪的历史》安·文森布佛 著 许淳涵 译
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开宗明义：“眼睛是灵魂之窗，眼泪则是心灵的信使。”可这湿漉漉的天使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要来？何时到来？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关注眼泪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尤其关注男人停止流泪作为感性流露的特殊症候何时变得“滥情”无忌，这当然是他本人借评拉辛戏剧而兴其伤感主义符号美学的疑问：我们在哪些社会、哪些时代哭过？男人何时停止了他们“大老爷们儿”式的哭泣？为何停止？哭泣又何时成为一种滥情的俗套？坦率地说，巴特的这些问题关乎社会历史之大者。文森布佛对此了然于胸，但却采取了以小博大的解答方式：她撇开了诸如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诸人文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风格，用心于从各种私人信札、名签、日记和小说、戏剧或剧场、沙龙、酒吧、咖啡馆等细微幽静之处，发现可读、可解、可论的泪之奥义。在她看来，与其习惯性地浏览那些赫然鼎立的名山大川，不如耐心从容地观察脚边的小花小草，很可能后者让你更好地领悟其中真意。果然，文森布佛发现，眼泪是当下真实的“历史”，情感流露是人们当下真实的“心”理和“情”境，无论是自我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还是他人无法掩饰的热泪盈眶，都是某时某刻因某种情绪被激动而产生的“情理脱序”，既不可阻挡，也不可强催。“想要止住眼泪，和硬要挤出泪来同样难受。情绪泛滥与猝然惊愕一样，让情绪管控或强颜表态都变得无比困难。”
眼睛不过是被临时盖住的泉眼，一俟被某种力量撬开并搅动，哪怕是不经意间的轻轻点拨，泪水便从中涌出，挥洒狂飙。翻看17世纪法国的许多小说、戏剧，不管是出自贵族夫人的手笔还是闺密或笔友的随笔，都会让人读来感同身受，悲从中来。而且，产生这类情绪效应的不只是《红楼梦》式的言情作品，还有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伤感文学”，以及更多的藏在深闺罗帐内的那些美人日记、私人信笺或私密幽会时的喃喃细语。甭说是日记、札记、信笺之类，就是诸如小说、戏剧、诗歌等带有作家想象、寄托甚至魔幻化的文艺作品，都不是无风起浪的乌有虚构，而是朝朝暮暮发生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异域探险或他乡采风的日常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从《克莱芙王妃》到不知名作者写的《一个避世好人的回忆录》都会让读者满目热泪，欲罢不能。
何以至此？文森布佛的考察发现，这些作品的“催泪手法”并非其哲理思想对读者的心灵触及，而是其描绘美学与伦理问题的情感刺激及其引发的灵魂骚动，诚如《无常的烦恼》的作者C. J.多拉所言：“思想受到灵魂的愚弄。”此时此刻，“冰冷的理性”遭到遗弃，“温柔的沉湎”激起涟涟泪泉，这正是为什么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比他的许多政治哲学著作更能感动读者的真实原因。阅读产生的泪水源于心灵感应、情感共鸣带来人们“心心相印”的相互信任。悲天悯人是人类的天性，18世纪法国的卢梭和几乎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亚当·斯密都确信，相较于理性或知识，诸如同情、同感、移情之类的情感作为人类道德的“第一根源”更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眼泪本身便是一种美德，它表露着人的情怀和能力：乐他人之所乐，悲他人之所悲。这让我想起20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居友的名言：每一个人都有多于自己快乐所需要的微笑，也都有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泪。同情、道德、利他、牺牲……几乎所有人类美德都是其生命自身“生殖”和“增殖”的天然表征。而且，催生眼泪的不只是私人或人际的情感感应，即便是私人和人际的情感感应也未必都只是人为的或属人的。目睹奇异的自然风光，人们也会感动得泪湿心眉，更不用说亲历某种庄严的宗教仪式或突发事件了。更复杂的是，眼泪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显形表达。“感性是社会（社群）性的自然表现。”正是因为人的群集和社会交往，眼泪才获得其感通分享的社会意味，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人们相互间的情感交通和情感认同，某个或某些人的泪腺才会被拨动，泪泉的闸门才能被打开。而且，文森布佛还有更深的洞察：“同情的天性是围堵过分自私与专制武断最好的防线。”眼泪所表现的同感、同情之所以具有人类美德的意义，恰在于眼泪提示或者警醒我们，我们能够、应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必须学会情感分享或情感互助，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麦金泰尔所说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同我们的人类同胞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一个人生活于孤岛既不可能，也未必幸福——更因为诚如居友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多于自己的快乐所需要的微笑和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泪，因之能够、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乐他人之所乐、悲他人之所悲。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呈现的尽管有些极端却相当普遍的流泪经验，无比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眼泪不单成了社会化的行为“修辞”，而且也“能从眼泪中读出政治意涵”，不只是在启蒙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急就章式的著述中，更多且更触目惊心的是在剧场、广场、咖啡馆、酒吧，有时候甚至是大街小巷，从大巴黎区到“外省”乡村，几乎法国的每个角落，都成了人们无所忌惮地抛洒热泪的绝佳时机和绝佳场所。眼泪从来没有像斯时斯地这样获得如此鲜明而充足的社会公共性，尽管因为革命激情的超度刺激，狂飙的泪水不时夹带着血迹，以至热泪带血，点滴心头。因此，18世纪的法国眼泪彻底扭转了此前眼泪的私人性和私密性，同时也消弭了长期盛行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性别界限。流泪不再只是女人的情感特权，在革命的岁月里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儿抛洒的眼泪远比女人的眼泪更热、更多、更肆无忌惮，并且伴随着更高分贝的哭声——法国大革命将哭声变成了“街嚎巷哭”：在声势浩大的游行街头，人们抱头大哭；目睹街巷战场上的鲜血和尸体，失败者的抽泣虽然被胜利者的欢呼盖过，却依然隐约可闻，甚至更动人心弦。看来不管是因私还是因公，也无论是好是坏，只要发生的事让人动情动心，眼泪就会止不住夺眶而出，差别只在于眼泪的品相：或喜极而泪，或悲从中来，抑或怆然涕泗；而流泪的样式也有独自抽泣、相拥而泣或无所顾忌地嚎啕大哭、尽情抛洒，抑或梨花带雨、涕泗横流；如此等等。
泪为谁流？
令人费解的是，弄清流泪的起因并不等于明确了人们为之流泪的真正对象，许多情形下，流泪者并不一定清楚泪为谁流，也未必全然明白有时候自己突然就会鼻酸眼湿，眼泪夺眶而出，所谓情不自禁很可能也是泪下无由。文森布佛通过多方面、多场合的细心考察发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眼泪，虽然因其集体无意识大爆发和社会无序而远比17世纪遮遮掩掩的剧场眼泪来得坦然和放肆，但终究还未脱出剧场效应的范畴，只不过是后者无节制、无羞耻感的无限放大而已。当然，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因而看起来也总是无伤大雅地把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眼泪定性为“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甚至是被社会“制度化了的”眼泪。如此一来，泪为谁流就更说不清楚了：诚如海德格尔所洞见，任何事情一旦流行于公共时空，人云亦云，或者演唱会式的人笑我笑、人哭我哭、一人疯狂即全体疯狂，旋即便陷入“匿名”状态，不知是谁，也不知为谁，更不知谁为了什么。
在公共时空里，如何识别流泪的主体动因和真实对象？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现，大革命的起因并非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失败及其导致人们生活不堪承受的痛苦。康熙大帝在奉劝老臣们归还“国库欠款”时注意到，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若上无片瓦，尚能露宿街头、荒郊野外，但若无米充饥，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原因十分简单，无米充饥关乎生命本体能否继续生存，远非居无定所或衣不裹体的困境所能比拟，易言之，无米充饥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可是，托克维尔发现，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火源恰恰生发于国家财政较好、国民生活较优的地区和时段。无独有偶，文森布佛通过书信、关键性场合的纪实档案或私人札记等发现，革命者中确实有“时常沾着自己的泪水”吃着“被泪水泡软的面包”的、穿不起“套裤”的穷苦者，也有穿着“套裤”戴着“礼帽”的贵族绅士，而且担当革命运动组织者和领袖的更多是那些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新生有产者和新“土豪”、新型知识分子（倏然联想起近代中国革命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例如，浑身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总是穿梭于贵族夫人和时尚美女之间的大哲卢梭先生，他的政治哲学著述不仅是大革命的激情动力，也成了大革命的思想指南。
更吊诡的是，当国王路易十六终于妥协并含泪签下退位诏书、缓步走出凡尔赛宫时，革命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乡下和矿区的劳工大众竟然为他们昔日的国王和王后虔诚行礼，热泪盈眶，有的甚至放声大哭。他们不是在为革命的胜利而哭，不是“泪洗（新诞生的）宪法”，而是为国王和王后而哭：“国王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每个人眼泪汪汪。”“这一天和这次的启程，凡尔赛永远不会忘记。一群老臣见到国王陛下在平民百姓的簇拥下离开，没有肃穆的仪式，也没有森严的戒护，在场者无不泪流满面。”仿佛国王的离开也带走了他们珍藏于心的东西，而且多年以后人们坦言，国王确实带走一些人民不舍的东西，比如，习俗、礼仪、秩序和优雅等。然而，一旦路易十六再次转向复辟王朝的反革命立场，革命者又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断头台，愤怒的呐喊代替了怜惜的泪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革命政治家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一度以其豪情万丈和“不可腐败者”的名誉而让其追随者为之感动得热泪狂飙，但仅过一年便被当作“腐败的独裁者”而被发动“热月政变”的热月党人送上了同一断头台，而且那些曾经为他流泪的革命者此时此刻却怒目圆瞪，眼眸中只剩下了怒火。仅仅就在一年前，正是罗伯斯庇尔把路易十六送上的断头台，谁能想到，革命者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将他者送上断头台的人也被他人送上了断头台，激动的眼泪随之变成了愤怒的心火。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人们一下子仿佛失去了判断眼泪的能力。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现场
大革命的眼泪带有血腥味，街头确乎给人们肆意挥洒眼泪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场所，却因为血泪交织而让人们失去了辨识眼泪本身的从容与确信。这或许是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法国人的眼泪开始“由笑转哭”而变得“反复无常”的内在因由。眼泪成为“浪漫主义的痛苦主义反讽”，并“撼动了个体意识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有时候，人们甚至难以辨识一个泪眼婆娑的人究竟在笑还是在哭、是高兴快乐还是痛苦忧伤。于是，眼泪被当成某种带有女性固有特性的神经—心理症状，或者被视为世态或风俗的社会症候。更有甚者，人们又开始重新呼吁：做回自己“眼泪的主人”。《世态字典》将眼泪重新定义为：“……眼泪是女人为了要隐藏不忠的行径，或得到一件喀什米尔毛衣动用的伎俩。在精神危机发作之后，发动眼泪的武器可以达到最佳效果。”文学家福楼拜在《庸见字典》里将眼泪与神经病相提并论，而且暗示，眼泪所表现的症状让“疾病和装病的界限十分模糊”。小说家司汤达在其《论爱》中则把眼泪说成是“笑靥的极致”。另一位被称为“作为社会观察家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在谈到其《人间喜剧》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时坦承，19世纪流行的“世情喜剧”“煽情戏剧”、微观社会学发现和社会日常风俗才是他创作《人间喜剧》的直接灵感。
大革命不仅“让老国王的女人能哭的泪水所剩无几”，也让几乎所有法国人失去了把眼泪奉献给公共世界和公共事务的激情和动力。因之“把真心留给私领域”，甚至把眼泪还给女人悄悄成为浪漫主义忧伤情调的主旋律。“私密即深邃”，点滴藏春池。女人是由戏剧和眼泪糅合而成的，眼泪和戏剧之于女人，一如美酒、诗和剑之于男人，这说法同“男人如山、女人若水”一类的中国山水修辞十分相似。“对女人而言，获救的方法唯有眼泪一途。”女人即泪人，尤其是独在深闺人不知的时候，“人母和人妻都是泪人儿”，更不用说那些情窦初开或正在相思台上泪水轻弹的少女了。当然，不同年龄段的女人眼泪有着殊为不同的内涵：婚前与婚后，泪下殊不同：“前者只有泪水和欢笑，后者只有销魂和悔恨。”导致这种差别的只是婚姻，而作为一种介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社会性制度安排，婚姻及其带来的家庭竟然能够改变眼泪的滋味和性质，使得眼泪的公私界限重新变得含混起来。婚姻和家庭被现代人当作社会的“细胞”，殊不知这“细胞”也是人类泪腺的渡口：它既可能暴露私密的某些信息密码，也可能遮蔽甚或扭曲私密信息的真实意涵。文森布佛的眼光果然犀利，她悉心发现，一位拥有新爵头衔的绅士不幸被自己美丽动人的妻子戴上了绿帽子，为了形象和尊严，他在有人的地方欲哭而不能，只能在无人的隐幽处独自绝望地哀嚎。更让他痛苦不堪的是，他的母亲、尊贵的老夫人目睹儿媳伤风败俗也只能忍气吞声，为儿子也为家门而绝望。无处寻找解除羞耻的伦理援助，又不能不顾及好不容易新建起来的豪门荣光，这就是19世纪豪门新贵欲哭无泪的心—情“内伤”。
浪漫主义的情感世界诚然浪漫，更充满苦涩，因之被冠之以浪漫主义的伤感主义之名，这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无奈和短命。随着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世俗化，以及新生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眼泪被不知不觉地并入了现代“身体的符号经济（学）”逻辑。眼泪终于被现代化了！眼泪的现代化即是眼泪的私有化＋病理化＋资本化，这不仅使得泪为谁流的对象更加无从确认，而且也使得泪能否再流也成了问题。
泪何以干？
或者，何处能够找回我们的手绢！
人们习惯性以为，眼泪不过是女人自我拯救的不二法门。文森布佛的研究提示，眼泪何尝不是所有男女老少自我救赎的情感方式？婴儿的泪水可换来奶水，老人的浊泪是他们递给晚辈的老酒，女人的眼泪能够博得男人的玫瑰，男人的泪珠可兑换天雨。人幸有眼泪，人类不可没有眼泪！
眼泪是人类天赋的情感权利，当然要自我主张，自我维护，自我珍惜。19世纪浪漫主义对重新做回“眼泪的主人”的吁求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满足，尤其是在被称为“道德黄金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明白，眼泪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被收购；既不能成为新天主教“赎罪意义的受难”之“痛苦主义”表达，更不应蜕变为革命的或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表述”。眼泪只属于你我真心或者人我之间的“温柔”，无须挪用英雄主义或者救赎论的美名。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太短暂了，其给予人类眼泪的道德庇护也太过脆弱。很快转入19世纪下半叶，法国人的眼泪似乎和欧洲所有沉醉于现代化浪潮中的人的眼泪一样，被涂上了资本和市场的眼药。早在启蒙时代，天才哲人卢梭便觉察到，“人们缴纳眼泪税的方式，就是去看戏”。剧场同时扮演着公共税务局的角色，眼泪则从情感权利悄悄蜕变为公共情绪的义务税。事实上，“……到了19世纪，……身体的符号有了一套新的经济体系，渐渐改变人们互相传情的方式”。如果说，18世纪法国人“哭泣的修辞”主要是公共政治意识形态，那么19世纪的眼泪修辞方式则逐渐被市场资本化了。
眼泪被现代化意味着眼泪的消耗激增甚至出现巨大公共消费，18世纪的革命让人们挥霍眼泪，19世纪的浪漫让女人挥霍眼泪，19世纪末以降至今的现代化则让眼泪汇入市场大潮，到处逐浪扬波。然而，“眼泪要是量大，便显得廉价。假设眼泪的效用形成一种经济体系，那背后必受到严格的规范，女性眼泪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会导致她们在情场失势”。巴尔扎克在记叙悲催的高老头临终泪目时，揭示关于人类眼泪的真理：“哭泣一旦变得罕见，便有揭露真相的力量，因为那个真相原本可能被藏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左拉名作《娜娜》里的穆法伯爵若不是蒙受被戴绿帽子这种贵族绅士的奇耻大辱，又怎么会禁不住躲在“静悄悄的庭院，哭得像个孩子”？他为之哭泣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女人是穿裙子的马基雅维利”——情感主义的政治阴谋家？！还有那个时代盛行的“眼泪的达尔文主义”——一种不仅被男士英俊和女士美貌所浸染，而且也被政治权力和市场资本所浸染的性爱优劣互竞秩序所宰制的爱情等级价值观！
电影《赎罪》中罗比因战争残酷而痛苦与受难者的悲悯落泪镜头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其特殊情感偏好，这当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眼泪偏好。文森布佛发现，19世纪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似乎“偏好正色敛容”，注意仪态表情，因此对眼泪抱有相当严肃的态度。可是，架不住时代浪潮的反复冲刷和社会时尚的重重压迫，人们越来越难“管理”好自己的眼泪，毋宁说，人们对自己眼泪的管理权限并未随着现代公民权利的增强而变得更为自由和强大，反而越发失控：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场合，眼泪不再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被催生、被调控甚或是被引诱出来的，因之眼泪越来越多的属于外部性时空，离人性人心越来越远，离市场、资本、时尚越来越近。更有甚者，眼泪本身也渐渐从一种稀罕珍贵的人性真实，蜕变为某种近似“眼泪癖”的滥情症候，问题的关键似乎不是现代人的泪腺变得更脆弱了，而是他们眼泪的情感温度或真心含量减低了。
文森布佛的史笔限阈是17世纪至19世纪末两百多年法国人的眼泪“流”程，其中展示的意涵和味道已然相当丰富、浓厚，读过仍觉余味款款，意欲未尽。试设想一下：假如文森布佛将其眼泪的史域扩及法国以外并延伸到20世纪乃至当下，情形又当如何？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牺牲巨大的法国，人民的眼泪真相若何？其中蕴含的苦难和痛楚又该给予怎样的理解才恰当？再比如，如何理解刚刚过去的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中呈现的LGBT画面？如果诸如LGBT、AI机器人等当代前沿技术的人化应用最终普遍化、完全商业化或日常充分实用化，作为具有自然人和社会人双重本性的我们，还能否“管理”和“理解”自己的眼泪？这些很可能成为更大的难题！如果说从文森布佛的杰作中，我们还能清晰地解读眼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涵，对于当下许多前沿科技应用可能赋予眼泪的意涵我们还能否解读？毕竟，经过这些技术赋能的眼泪已经不再是自然人的眼泪，而是类人化的高智机器人的泪、无性别差别或“雌雄同体”者的“眼泪”，它更近似我们曾经以艺术的方式所摹绘的诸如西班牙教堂里的“玻璃泪”或“彩墨泪”。
察觉到19世纪眼泪的政治经济学蜕变，文森布佛已然开始感叹，人类真实的眼泪日渐稀少，外部公共化或非自然的“饰泪”日趋泛滥，以至于人们曾经习惯用来拭泪的手绢早已在不经意间丢失。现如今，人们对眼泪的担忧恐怕已远不止于寻找手绢或者能否找回手绢，因为即便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核准的眼泪”，或者被身体经济学“价格化的眼泪”，也还属于人类眼泪的范畴，而AI机器人的眼泪却未必如此，经过LGBT技术改造过的非自然的眼泪因失去自然人眼泪的性别辨识标志，也很难再列入人类眼泪的范畴。笔行到此，耳边突然响起早些年风行两岸三地甚至整个东南亚的一首台湾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唱的是沿街叫买的人想收购人们酒后剩下的空酒瓶。时下，我们或许可以叫买回收空泪瓶，谱写一曲《泪干倘卖无》，或者更干脆一些，将其称之为：眼泪呼叫眼泪，或者，眼泪为眼泪哭泣。
仅奉此小文，以祭奠我们几近干涸的真情和眼泪！
万俊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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