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宋学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宋代儒家学术的天空。广义上的宋学，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犹如一座丰富的宝藏，等待着后世去挖掘和探索。而狭义上的宋学，则是一种与汉学截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它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着学术的原野，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汉宋之学的差异，犹如两条并行的河流，各自流淌出不同的风景。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学术方法上，更深深植根于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之中。宋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
宋代，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时代，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上，寒门举士与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新兴的士阶层在统治阶层中崭露头角，他们犹如初升的太阳，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文化上，儒学的复兴与疑经风气的兴起，共同催生了宋学这一独特的学术体系。它犹如一朵奇葩，在历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内圣外王”，这一概念虽然在北宋以前并未被儒家广泛使用，但它的思想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孔子，犹如一条看不见的脉络，贯穿于儒家思想的长河中。孔子一生克己复礼，认为只有圣王才能践行“内圣外王之道”，他的思想犹如一颗种子，埋藏在历史的土壤中，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芽生长。宋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将其发扬光大。
“内圣”强调修身养性，通过“内求于己”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以达到理想的“圣人”状态。它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内心的善恶美丑，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和提升自我。而“外王”则追求外用于世，复兴三代礼乐王政、重建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以达到修己安民的目的。它犹如一座桥梁，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责任紧密相连。宋儒认为，“内圣”和“外王”并不冲突，应该通过“内圣”来实现“外王”的理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在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发展过程中，孔子无疑是其源头，他的思想犹如一股清泉，源源不断地滋润着后世的心田。而到了两汉时期，董仲舒则更多地偏向外王层面，强调统治者的自我修养，他的思想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在“内圣”方面的思考逐渐不足，与新兴的道家相比，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儒家自身的发展，尤其是解经体系的创新，为内圣外王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汉代由于战乱、文献不易保存等原因，导致经典失传、散佚或难懂，汉学家因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字章句训诂之法。然而，汉学过于繁琐、远离经义的缺陷也逐渐显现。
在此背景下，宋学兴起。宋学始于唐宋的疑经风气，主张改变以往只重视训诂的方法，回归儒家原始文献，直接学习圣人之道。宋学十分重视《四书》，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的心性体系，发掘出经典对于内圣的要求，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和阐述义理。
道家的心性论也对民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犹如一阵清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然而，道家过于强调炼丹等行为，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儒家在吸收了汉学的外王实践，同时借鉴了道家的心性思想后，提出了相关的思想理论与之竞争。宋代内圣外王之学的发展，王安石的新学功不可没。他主张变法，在讲究“内圣”与“外王”通融的过程中，实际上对外王的涉猎相对更多。此后，程朱和陆王也将内圣外王之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前代士大夫出身以世家贵族为主，而宋代则改变为以“寒族”为主。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科举录取制度之中，犹如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改变了士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格局。宋代士大夫为了取得社会对于他们的认可，不得不以道德为标准来约束自己，以取得他们这个新兴阶层的社会公信力。
在“重文抑武”“崇文措施”和“以文为贵”的政策环境下，以及本身阶层的变迁，宋代士大夫形成了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如程颐将“利”视为万恶之源，认为人的无止境的欲望追求就是被“利”所驱使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须“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
范仲淹画像
汉宋之学出现差别的原因与时代的变化和儒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从内因上看，汉学“天命”观念的衰微迫使宋学家寻找新的替代观念来吸引民众，儒家解经体系的变化与更新也为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因素也在影响着宋学的变化。一方面是科举的发展，为士人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加入了道家不断完善的心性论，使得宋学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以及道德境界的提升。
宋学与“内圣外王”的思想嬗变，不仅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宋学不仅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激励着我们不断探寻内心深处的光明，以实现个人修养与家国天下的和谐统一。（中央民族大学 戚睿雅 张怡萌 王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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