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
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但历史总是重复发生着相似的事。学习历史，本质上是不断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宏观的高度，获得能够跳出问题看本质的“上帝视角”，从而为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3月7日—3月9日，“2025·吴晓波激荡讲堂”春季课之《中国经济3000年》，于山西祁县精彩开讲。数十位企业家与吴老师在此同堂参研，其中不乏连续三年来听课的老同学。
3天时间，吴老师把学术理论、历史人文、商业实战融于课堂，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从战国至民国两千多年间的经济变革得失。
第3天社群文化日，大家一起前往乔家大院和平遥古城，感受晋商家族企业和票号文化的百年辉煌，品味黄土高原上的两部商帮史诗。
为什么在2025年的春天，要带企业家们走进晋商源地祁县？
因为在特定场景中获得沉浸式游学体验，正是激荡讲堂的一大特色。真正的商业智慧，被镌刻在日昇昌斑驳的汇票密押墙上，流淌在乔家大院“慎俭德”的匾额纹路中。
置身历史现场，目之所及的是一座座历经百年沧桑的深宅大院，企业家们仿佛穿越回晋商的黄金时代，亲身体悟前人的创新与局限，在观照自身的同时求得智慧与勇气。
在AI颠覆传统的2025年，走进激荡讲堂的课堂，恰似开展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关于人性洞察、周期驾驭、家族传承的历史答卷，或许正是破解未来商业密码的钥匙。
在此，我们整理了这堂课的部分课程精华，与你分享。
如何理解中国商业秩序的独特性
做企业的，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人，不仅要对商业运作了如指掌，也要对国家乃至全球的历史变迁有深入的了解。
这个过程有点像“扒祖坟”，在历史中寻找基因优势和缺陷，探索当代的靶向治疗。
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商业秩序和国家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历史、地理以及我们的文明基因、文化基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我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探讨，帮助大家与历史和解，从而减轻许多焦虑。
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中国，处理政商关系是一门艺术，因为国家掌握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包括产业准入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土地配置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等等。
若不与国家在生产资料方面达成某种默契或合作，那么良好的商业机会是寥寥无几的。
所以在中国，如果你想把事业做大，首先得回答一个极具艺术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你要离政治多远，而是你能与政治走得多近。
中国十大商帮的前三大——晋商、徽商、粤商（十三行商人），都是官商结合的产物，他们最终的命运，也由他们跟官场之间的博弈和利益关系所决定。
晋商在商业史上的两个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第一商帮，晋商真正崛起于明朝中期，他们在中国商业史上有两个重大贡献。
首先，晋商在金融业方面有所建树，特别是票号系统的创立。
所谓票号，就是明清时期的银行，山西票号通过精妙的汇兑体系，控制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百姓的白银兑换，从而掌控了中国的金融业。
当时票号的总号主要集中在祁县、平遥、太古这三个县，它们之间离得很近，被称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
祁县是晋商的起源地之一，我们都是做企业的，来到这里上课，也算是一次追溯中国“商源”的寻祖之旅。
其次，晋商对思想史也有所贡献，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辩的问题上。
明朝以前，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以义为原则，必要时舍利取义。
明朝中期晋商崛起后，出现了第一个深入思考“义利之辩”的商人群体，他们主张义利并举的经营哲学，认为可以在经商的过程中修炼人生。
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
晋商崛起之路：
官商结合与特许经营
明清500年间，晋商经历了盐商、边商和钱商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1368年，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他重修长城，在北方边关常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
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
当时官方设立了五大盐场，称为“五纲”，分别是蒲州（运城）、宣大、泽潞、平阳和浙直（淮盐）。因五大盐场中“四纲在晋”，山西商人天然地就有资源优势，独享盐利百余年，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
直到1492年盐政变法，“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晋商的地位才受到挑战。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盐商便自动地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后者渐渐控制了主动权。太原、大同黯然失色，坐拥淮盐的徽商则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雄飞于中国商界。
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其实不止晋商和徽商，粤商的崛起也离不开国家的特许经营和政策转变。
乾隆时期，外国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吸引了大量教徒。乾隆皇帝觉得情况过于混乱，于是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粤海关负责对外贸易。
当时清廷在广州珠江西岸划出一块区域作为通商口岸，这块区域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地区。外商要想在中国做生意，首先要把货物带到澳门，然后才能进入大陆，并被限制在划定的几平方公里内活动。
当年被特许进入十三行地区与外商做生意的人，最后都变得特别富有，由他们组成的粤商群体也被称为“十三行商人”。
晋商崛起的第二阶段是边商。1570年，蒙古内乱，俺答汗之孙弃蒙投明。在晋商领袖王崇古、首辅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通过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开放了边关贸易。
自此，晋商开始和蒙古人大规模做生意，涉及粮食业、棉布业、茶业、颜料业、烟草业及药材干果等行业。
俺答汗之孙逃至大同时，接待他们的是三边总督王崇古。王崇古的哥哥叫王崇义，是位大商人。王家两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东盐场，发展为全国第一大盐商家族。
当时明朝的首辅叫张四维，他的弟弟是著名晋商张四教。张家的致富路径和王家如出一辙，他们控制了北方的另外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
类似的官商结合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和汾阳的牛家等，各自组建了庞大的、集贸易与金融于一体的家族集团，控制了清朝与蒙古、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所以晋商的崛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波是通过盐运兴起，第二波则是通过商帮扩张，而第三波则主要通过票号业的发展。
让晋商富可敌国的票号
1823年，平遥有一位名叫雷履泰的商人，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取名“日昇昌”。
中国是一个白银帝国，有着最庞大的白银交易量，但是白银在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强盗盯上，所以可以替代白银进行交易的票据逐渐发达起来，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
可是票据的真实性该如何保证呢？为此，雷履泰发明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
全年12个月的代码设定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是：“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流通”四字分别代替。
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往往由各票号自己编制，并时常更换，严防泄露。
到票号取完钱后，就要“付银毁单，不见天日”，所以历史上票号几乎没有发生过冒领事件。
太平军起义后，各地商路断绝，清廷于1862年允许官银由票号汇兑，1884年推行“部贴制”（相当于营业执照），由此票号成为晋商专利。
极盛之时，全国共有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祁县12家，太谷7家，太原2家，中央政府和各省财政都通过票号进行汇兑。山西票号每年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上控制了全国金脉。
梁小民老师是晋商研究专家，可他至今没有搞明白晋商到底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晋商的总财富远超当时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乾隆时期的收入则在六至八千万两白银之间，光绪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大约为一亿两白银左右，而晋商的财富总额则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所谓富可敌国，应该就是形容他们这样的财富水平。
但可惜的是，他们最终还是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1904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立户部银行，邀请山西票号的几个掌柜入股，结果遭到了集体拒绝。
由于错过这次产业转型的重大机会，晋商终于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在辛亥革命后的时代浪潮中纷纷倒下。1914年日昇昌票号宣告破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上内容节选自吴晓波激荡讲堂春季课的第四小节《明清的超稳定结构与三个“经济之谜”》。
除此之外，吴老师还讲述了《制度实验的两极：从管仲变法到商鞅变法》《第一个“改革开放周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盛唐雅宋的制度创新与缺陷》，构成了从战国到明清时期2000多年经济变革史的完整脉络。
除了吴老师的精彩课程，我们还邀请了“中国总裁教练第一人”张伟俊老师，带领同学们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度探询和辩论，以期对历史与当下产生更深刻的思考。
来到吴晓波激荡讲堂，企业家们发现，历史能够让我们产生信念、勇气和自我疗愈。我们可以到历史中去了解国家，了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涵养大周期下的前瞻和决断能力。
这些历史基因，终将汇成滋养当代企业家精神的黄河——在坚守与创新间奔涌，于传统与现代处转身，载着文明的厚重向海而行。
“2025·吴晓波激荡讲堂”全新升级，不仅包含四堂吴老师亲授课，还有六堂企业家热门专题课。
接下来的夏季课，6月4日—6月9日我们将跟随吴老师前往意大利，探索中国现代化180年的跌宕历程；秋季课则重点探讨经济周期演进与企业战略范式；冬季课聚焦营销、品牌及资本运营，探讨中国式商业模式及成败。
4月17日—4月19日，首场专题课《禅修与生活哲学》将于杭州开讲，我们将在费勇、张其成两位文化大家的带领下，以哲思澄明心智，以易理洞察大势。
欢迎你加入吴晓波激荡讲堂，和吴老师一起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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