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由四川省委宣传部谋划推出的“天府文化访谈”首期活动在成都进行了现场录制。
本次访谈聚焦考古界两大顶流——三星堆和金沙，邀请到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三星堆与金沙，究竟有何渊源”。
访谈活动现场（从左至右：霍巍、王方、周志清、黎海超）
霍巍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曾有过并行发展的时间线，不能说三星堆文化以后才有金沙文化。
他指出，从空间学上来说，三星堆遗址主要位于距成都30公里左右的四川广汉。从年代学上来说，三星堆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期，废弃于西周。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三星堆是当时古蜀文明的政治中心，当古蜀文明的政治中心向成都平原转移时，金沙承接了政治中心的功能，所以不能说三星堆以后才有金沙。”霍巍表示，金沙文化从发展上来看也有一条漫长的时间线。其中，西周到春秋是金沙文化重要的发展期。
霍巍表示，正是在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金沙与三星堆互为衔接，如同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双子座，共同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链条，让世人认识古蜀文明最辉煌的阶段。
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效 摄）
黎海超认为，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从严谨的角度出发，“祭祀坑”的表述仍需“打上引号”。
在他看来，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各类器物应该是祭祀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但对古蜀人挖坑埋藏器物的行为，目前仍无确切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这或是一种特殊的祭祀过程，有的学者则认为或因外敌入侵才销毁核心祭祀器物，因此在表述方面仍需更加谨慎客观。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文物
周志清也提到，目前发现的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场景。
“我的观点是，三星堆的祭祀坑可能代表了祭祀行为的末端。但是金沙的（祭祀区），展现得更多的是一个在场的行为，它呈现的是祭祀的前端行为。因此它们的表现的内容，就可能有差异。”
三星堆和金沙金面具对比图（资料图）
而两处遗址出土文物中的“撞脸”，在周志清的解读中，这种风格上极高的相似度，是来源于信仰认同的相似。“从目前来看，金沙祭祀区有1000多年祭祀传统，有发展有低潮有高潮，但中心没有位移。它把这个地方作为祭祀中心延续千年，体现了超稳定的信仰传统。”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文物
“我认为三星堆8个‘祭祀坑’是特殊祭祀行为的一种反映，而金沙的祭祀活动体现的是古蜀社会日常的祭祀行为。”王方在访谈中提出，金沙的祭祀活动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三星堆文化是古蜀社会的中心区，金沙没有掌握太多的资源，所以金沙主要用陶器、漆器、象牙来进行祭祀。
在三星堆埋藏8个“祭祀坑”的事件发生后，金沙的祭祀区突然出现大量金器、玉器、铜器等高级器物。在西周到春秋早期，金沙的祭祀现象又发生了变化。玉器、象牙逐渐减少，开始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进行祭祀。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铜立人（王效 摄）
“我们常常说三星堆有很多造型奇绝的大型青铜器，但实际上我们在整理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大型青铜器的零件，包括青铜人像的头盖顶、大型青铜容器的零部件等。”王方说，金沙表达的是古蜀社会日常的祭祀行为，而日常祭祀不会把大型青铜器倾其所有去埋藏。
游客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参观（王效 摄）
王方指出，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社会经历了一次社会转型。青铜器在金沙祭祀活动中有所减少，玉器、金器在金沙祭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我认为金沙继承了三星堆一些祭祀传统，但金沙的祭祀行为又随着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些变化。”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