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一家法院11日开庭审理足球传奇巨星迭戈·马拉多纳的死亡案件，其私人医护团队中的7名成员被控过失杀人。
检察官费拉里表示，在马拉多纳居家治疗期间，他的医疗团队是“临时拼凑的”，医疗人员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在家中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马拉多纳的女儿认为，马拉多纳当年11月3日做完脑部手术后健康状况恶化，他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
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卢克、科萨乔夫等7名医疗人员因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被控过失杀人，或将被判处8至25年监禁。
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其医疗团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以及阿根廷司法体系如何界定“自然死亡”与“过失杀人”的边界？
医疗团队被控过失杀人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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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根廷司法部医疗委员会调查，马拉多纳的医疗团队存在结构性缺陷：
资质与协调不足。团队由私人医生临时拼凑，缺乏多学科协作（如心血管、神经外科专家），导致对复杂病情的应对能力低下。
关键救治延误。马拉多纳在去世前12小时已出现严重症状（呼吸困难、意识模糊），但团队未及时将其送医，也未采取有效急救措施。
此外还有监测漏洞，尸检报告显示其体内存在未代谢的药物残留，可能因用药过量或监控不力导致病情恶化。
除了上文所提，马拉多纳术后护理亦不合规，他脑部手术后未按标准进行持续生命体征监测（如血压、血氧）。
药物管理失控加剧了死亡。马拉多纳长期滥用药物（止痛剂、兴奋剂），但团队未严格限制其用药剂量，加剧心脏负担。
尽管尸检结论为“自然死亡”，但司法调查认为医疗团队的不作为或错误作为加速了死亡进程。例如，未对硬膜下血肿术后并发症（如颅内压升高、感染）进行充分观察，导致心力衰竭风险倍增。
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卢克等人身兼“健康顾问”与“服务提供者”双重角色，可能因迎合马拉多纳个人偏好（如居家治疗）而忽视专业判断，形成利益驱动型医疗决策。
阿根廷刑法规定，若医护人员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患者死亡，即可构成过失杀人。
2
马拉多纳在选择医生时存在深层问题。
他长期依赖私人医疗团队，反映出名人医疗的典型弊端。一是封闭性选择，更信任熟悉但资质存疑的私人医生（如卢克曾被指控无神经外科资质），排斥外部专业机构介入；二是权力关系倒置，医护人员为维持雇佣关系，可能妥协于患者的非理性要求（如拒绝住院）。
马拉多纳的健康管理长期失控，危机早有预兆。
他有基础疾病累积，长期肥胖、酗酒、吸毒导致心血管系统严重受损，但医疗团队未建立系统性健康管理方案。
关键时刻的危机应对也失灵了。2020年脑部手术后，团队未建议转入专业康复机构，放任其居家休养，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阿根廷法律对私人医疗团队的监督较弱，尤其缺乏对高风险患者（如长期药物依赖者）的强制多学科会诊机制，导致“小圈子医疗”盛行。
马拉多纳本人对自身健康缺乏足够重视，过度依赖私人团队，折射出名人群体中常见的“医疗特权幻觉”——误以为财富与地位可替代科学治疗。
此案若定罪，将确立“医疗过失导致自然死亡加速”的判例，推动全球医疗责任认定标准的细化，尤其对名人医疗团队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
马拉多纳之死的法律追责，本质是对系统性医疗失职的清算。其私人医生团队因专业能力不足、权责失衡及利益捆绑，未能履行“生命守护者”职责，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无论患者社会地位如何，医疗行为必须回归专业规范与伦理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