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葬礼

民国时期，一位政治人物的辞世正是定义他今后形象的关键时刻。首先，在葬礼这种重要时刻，将亲属和家人排除在外标志着个人从家庭向公众领域的最终转移。孙中山临终前由儿子孙科（孙中山与第一位夫人所生）及其年轻妻子宋庆龄看护，但是在孙中山去世和葬礼这段时间，两人不断被自称是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汪精卫抢了风头。一位参加过孙中山葬礼的国民党成员回忆道，葬礼后，汪精卫嚎啕大哭，就好像正在埋葬自己父亲一样。而且据报道，在孙中山去世后，是汪精卫而不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因悲痛而跪倒在地。重要政治人物去世和葬礼上将家人排除在外的情况还有宋教仁和黄兴。1913年，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身亡，他的葬礼由其革命友人于右任和陈其美而不是他的家人举办。三年后，前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黄兴在临终前令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要为他哭泣，而要将他们的眼泪留给人民，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称得上是他的子女。

重要政治人物逝世的时刻，同时也是争夺其继任权的重要时刻。在孙中山逝世前，他身边的随行人员及其他身处广州的国民党派人士卷入了继位之争，当时国民党内部已因为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产生分歧，因此许多人担心这将会进一步分化国民党。这一继位之争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反对孙中山北伐之旅且在广州担任国民政府领导的胡汉民和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汪精卫。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并与孙中山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除这二人外，有意竞争孙中山总理之位的还有国民党左翼人士廖仲恺、云南和贵州军队总督唐继尧、西北地区主要军队领导人和当时身为苏联盟友的冯玉祥。

这些与死亡相关的诸多方面在政治遗嘱的产生过程中被汇聚在一起。清朝时期，一份以书面形式呈现并公布的遗嘱是皇室丧葬的特征而不是普通人丧葬的特征。对普通人而言，不论身体健康时还是临终前都没有写遗嘱的习惯。但是，普通人临终前亲属到场并见证其做临终遗言则是普遍现象。根据清朝传统，皇帝在临终前立遗嘱，并在遗嘱中指定一位皇子作为其继承人。在遗嘱中，皇帝会回顾其统治，向其继任者传达指示并对其葬礼做出安排。然后，这份遗嘱将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从孙中山的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他的这份遗嘱就面向更为广泛的群体。民国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人已不再是他们的儿子，与此同时，留书面遗嘱这种西方思想开始影响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们。孙中山这位新的共和国领导人并没有留口头指示给自己家人，而是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书面的遗嘱。同样举个例子，宋教仁也是将临终遗愿托付给好友于右任：宋的遗愿中第一条即是将他的藏书捐赠给南京的图书馆；其次希望于右任和黄兴能照顾他的母亲；最后，他希望他的革命友人能够替他担负起革命重任。

孙中山自我形象的呈现及其追随者企图控制孙中山形象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其政治遗嘱的组成中。汪精卫试图击败其竞争对手，因此他和孙科以及孔祥熙、宋子文一起拜访了病危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处于昏睡状态，似睡未睡之中，听到有人声进来，便醒来问汪精卫等人想要什么。汪精卫说道：

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之后必须长时间的调养。在调养的时期之中，本党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去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为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

在很长时间的停顿后，孙中山回复道：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呵。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许多话说不完。我就搬到汤山去休养，费几日的功夫，详细的分别对你们说。我的病如果是不能好，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当汪精卫重复其要求时，孙中山疲倦地问他们想让他说什么，而此时，汪精卫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该文件由孙中山随从中的六位核心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起草。这个委员会由左翼成员掌管，反映出了孙中山当时的政治倾向。除汪精卫外，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以及两位来自国民党左翼的成员。正是这些人起草的文字成为国民党后期对孙中山如同宗教般崇拜的载体，在今后的总理纪念周上，在校学生、士兵和国民党内官员每周都会诵读这些文字。汪精卫呈献给孙中山的文字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份声明以及一份关于将其私人物品留给其妻宋庆龄的简短文件。孙中山在逝世前一天才同意签署这两份文件。孙中山在其临终遗言中催促汪精卫等人举行国民会议——这也是他此次来北京的目的，同时孙中山还敦促他们实行“三民主义”——这也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核心。尽管这些都是孙中山本人的话语，但是它们并未像由汪精卫撰写的孙中山遗书那样为人所知。最后，当孙中山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听到他用英语、粤语和普通话三种语言说道：“和平……奋斗……救中国……”

筹办葬礼

孙中山去世后，人们立刻对于由谁来举办孙中山的葬礼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孙中山的葬礼该由段祺瑞掌控的北京政府、国民党成员还是广州国民政府来承办成为争执的首要问题。当各方对葬礼举办方一事宜达成妥协后，孙中山的家人和国民党左翼成员之间对于是否举办基督教葬礼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普通民众的感受在这些争论中起着极其重要、通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孙中山的家属和国民党左翼成员都深刻地认识到，北京市市民将会参加孙中山的葬礼，如果市民们不接受他们举办的葬礼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暴动和混乱。

首要问题是葬礼仪式的本质。孙中山的追随者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并且急于为孙中山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另一方面，段祺瑞担心学生发起暴乱，因此他尽可能地限制学生活动。同时，他十分热切地将孙中山尊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并声称自己所领导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的继任者。各方一致认为，孙中山是民国第一任总统，应为其举行国葬。

孙中山去世当天，政府内阁成员在段祺瑞府邸举行会议并讨论此事的反响。内阁成员决定为民国政府另一位前总统冯国璋举办同样的仪式，因为北京政府最近正在筹办冯国璋的葬礼。他们通过电报向全国发布降半旗三日的公告，同时邀请外国大使馆派遣代表。国会一致通过了举行国葬的决议，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此提供10万元。尽管国民党成员全然支持向本党派已逝领导人孙中山表达敬意，但是国民党中几位重要人物却反对举行国葬，因为他们认为北京政府和北京国会都不具有合法地位。这些国民党成员建议举行“党内葬礼”或“国民葬礼”，而不是国葬。此外，段祺瑞提议在北京天坛或中央公园建一尊孙中山的青铜像，国民党同样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向孙中山表达尊重的权利属于今后具有合法地位的政府或公众组织。然而，身处北京而对北京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十分困难，而且他们也急需这10万元，所以国民党最终同意举行国葬。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中山遗体安放地和相关仪式举办地的选择。孙中山去世前，他的一些追随者希望在广东举办葬礼，广东是国民党的地盘，这样的话，华北地区来参加孙中山葬礼的政要们将不得不与国民党进行协商。然而，并不是所有国民党成员均同意这一做法。一位记者有幸在孙中山去世当天的清晨参观了孙中山在北京的住所，他发现吴稚晖、李石曾和于右任三人分席而坐，正在策划孙中山的葬礼。他们讨论的众多提议之一是开放故宫的主要入口——天安门，并将孙中山遗体安放在太和殿，然后在北京香山举行葬礼仪式，这一点展现了革命精神永存于华北地区。天安门是古代皇帝祭祀仪式的入口，因此，为孙中山葬礼开放天安门，并在故宫中最重要的宫殿中举办葬礼仪式表明，人们对孙中山的尊重程度远超过同一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不出意料，段祺瑞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将遗体放在先农坛供公众瞻仰，因为先农坛远离城市中心，可以将发生民众暴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后，段祺瑞不得不承认先农坛紧挨着一所娱乐公园，在此安放遗体不合时宜，因此他建议在先农坛旁的天坛举办葬礼。此时，负责孙中山葬礼的国民党委员会取消其将孙中山遗体安放在太和殿的建议，并提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葬礼，将孙中山遗体安放在社稷坛的主殿。中央公园，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公园，位于故宫的一角，面向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于1914年面向普通民众开放，并成为一处受人欢迎的景点。社稷坛地势开阔，十分适合公众集会，同时社稷坛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举行祭祀仪式的重要场所之一。

在葬礼选址问题上，段祺瑞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国民党委员会，反而使有关这一问题的矛盾加剧了。一方面，段祺瑞仅仅派了一位内阁成员——王耒到铁狮子胡同宣布无法接受社稷坛作为葬礼举办地。负责孙中山葬礼委员会的汪精卫和李烈钧愤怒地向王耒喊道，社稷坛是国家的，不是段祺瑞的，而于右任则冲出房间径直来到段祺瑞北京政府的总部，他站到段祺瑞的面前，用力拍打桌子以表达他的愤怒。最后，由冯玉祥的代表鹿钟麟出面协调，他向段祺瑞提出，如果他们满足国民党委员会的要求并且在中央公园举行孙中山的葬礼仪式，北京的学生事实上并不会制造麻烦。鹿钟麟还劝说段祺瑞亲自参加孙中山的葬礼，以提升他的个人形象，但并未成功。最后，段祺瑞只同意在中央公园举行葬礼。

一些主要政客也看到了葬礼仪式潜在的政治宣传作用，很多重要人物前来吊唁孙中山。冯玉祥不仅派出协调员调解段祺瑞和国民党之间关系，还同意承担葬礼的费用。前往铁狮子胡同凭吊孙中山的人有梁启超、苏联大使加拉罕（Karakhan）、黎元洪派遣的代表等。他们在孙中山去世时将其宣传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廉洁的政治家，这样做也将孙中山塑造成了真正享誉全国的人物，这一形象受到理想主义者、军阀和普通民众的敬仰。

民众

孙中山基督教葬礼举行的同时，民众游行队伍也开始在医院门口聚集，他们将把孙中山的棺材送往安放遗体的中山公园。仪式结束时，街上已聚集约12万人。当孙中山的棺材从小礼堂抬出时，人们自觉形成送葬队伍。有些报道详细记录了送葬队伍的人员名单及排序：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警察、乐队和来自两百多个组织的代表，其后是段祺瑞政府代表、中小学生、孙中山的亲属、国民党精英，最后是孙中山的棺椁。这份名单似乎向人们展示了参加送葬的人员，但是人员的排序则更像是组织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下图向我们展示了茫然的人群穿过北京宽阔街道时的景象，而旁观者则爬到树上或车顶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视角。根据《北华捷报》的报道：

送葬队伍艰难地穿过挤满人群的街道。街上的人群不时地冲破警察和军队的防线，想一睹由国民党成员轮流抬着的孙中山棺椁。

孙中山送葬队伍

一位当时参与送葬的北京政府警察回忆道，当时人群不断地向前挤，想要靠近棺材或者触摸棺材，警察几乎无法维持秩序，警察和群众相互拥挤，双方都有人员被撞倒。人们高喊着“孙中山思想万岁”“人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人们展现出高涨的热情，事实上，甚至孙中山的一些追随者都对人民群众的热情感到震惊。下文节选自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广东军事学院所做的演讲：

大元帅在北京逝世了之后，那些民众哀痛的情形，恐怕还要过于我们广东。譬如一听到说大元帅逝世的信息。他们不待政府的通知，就自由举哀。除了日日结队往铁狮子胡同行辕和中央公园吊唁以外，并且用种种文字和宣传，来表示他们哀痛的心理。最奇怪的是大元帅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的那一天，十几万民众，恭迎于协和医院之前，有无数万人们，祈求一个执绋的机会而不可得。

孙中山的棺材抵达中央公园后，送葬的人群一直从中央公园排到天安门广场。但是人群十分混乱，而且人们相互推搡；汪精卫和其他抬棺者就是在这样的困难中将孙中山的棺材运到了其安放的礼堂。当段祺瑞政府的代表尝试进入礼堂时，人们将这位代表挤了出去。这位代表身着正装站在原地，四周都是人，因此，无论是想进入礼堂还是离开似乎都显得十分困难。组织者们担心无法维持秩序，因此关闭了礼堂大门。人群等待的时候，很多学生起身并发表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则是敦促召开孙中山生前所呼吁的国民大会。他们带领着人群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执政府”，而身处人群中的政府代表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装作没听到。人们高喊的口号反映出当时主要的政治问题；而在孙中山的葬礼上高喊这些口号，则使得这些问题与孙中山逝世的象征符号紧密相连。

人们对孙中山的凭吊持续了两周；在这两周内，公园内悬挂了上千副挽联。这些挽联分别来自工会、学生群体、地方联盟、国民党、其他群体和个人；每副挽联上都写着一副表达对孙中山敬意和哀悼孙中山的对联。葬礼主办方命人将这些挽联挂在公园中主路的两旁。公园的扬声器播放着孙中山讲话的录音，此外，主办方还向前来凭吊孙中山的人发放印有青天白日旗、孙中山遗像、遗嘱或孙中山三民主义节选的小册子，其中比较典型的册子中都会有一篇名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孙中山遗嘱》的文章。

中央公园悬挂的挽联

人们为孙中山举办了一场正式的哀悼仪式，参与者为段祺瑞政府的内阁成员。士兵列队站在街道两旁，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段祺瑞本人亲临现场。一个小时后，有消息传来——段祺瑞本人无法前来，因为他穿不进他的皮革鞋；哀悼仪式在段祺瑞缺席的情况下继续举行。人们后来对段祺瑞缺席的解释是段祺瑞当时太忙了、他收到一封死亡威胁或者是他怕年轻人不够尊重。英国外交官强烈反对孙中山的国民党，因此他们最初并未打算出席，并希望其他的外交使团能够追随他们的脚步。但是他们愤怒地发现，一位美国外交官打算向孙中山捐赠花圈。国葬仪式和民众抗议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当人们在街上高喊“打倒军阀”或“打倒帝国主义”时，段祺瑞和英国外交官不敢去参加孙中山的葬礼，普通民众公开表达对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的敌对情绪并不能推翻他们，但会削弱他们的权威。

国葬公祭期结束后，孙中山的棺材被运往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安放。这一次送葬队伍似乎更加有序。街道两旁挂着白旗。孙中山的棺材由一辆小汽车运送，而宋庆龄坐在汽车后的一辆马车中。警察、陆军、海军以及各类社会群体组织参与了此次送葬，这些社会群体包括：女子学校或大学、公共组织和职业联盟（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蒙藏专门学校）、大学、中小学、工会等等。当送葬队伍途经西直门时，队伍停了下来并让装有棺材的汽车通过，然后送葬队伍便解散了。灵柩车继续前往西山，路上很多学生前来围观并高喊“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打倒一切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促成国民会议”。最后，孙中山的棺材被运至碧云寺，他的遗体在这里安放了三年，直到蒋介石于1929年将其运回南京。

奉安大典

1929年6月1日的黎明，孙中山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比他生前看起来更瘦、皮肤更暗，遗体安放在新首都南京的国民党总部内。当太阳从紫金山山顶升起时，数以千计的人们聚集在新建成的中山路上，一阵枪响声向已经等候了数小时的人们宣布，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开始了。……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遗体被运往北京碧云寺，当时人们自发组成了送葬队伍，与之不同的是，本次送葬队伍由葬事筹备委员会掌控和安排的，换言之，本次送葬队伍是由政府和国民党领导人掌控和安排的。

人们安静地站在挂满党旗的街道上，当他们听到乐队一遍遍地演奏着哀乐时，他们就知道送葬队伍到了。这首哀乐重复播放着，1994年我采访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送葬仪式的女士，她至今仍能够哼唱起那首曲子。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大，一队骑兵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其中两名骑兵举着国旗和党旗；骑兵后面是上海警局的队伍和步兵营，步兵营后面跟着中央党校的全体教职工和学生，最后是农民和工人代表。

送葬队伍的第一梯队是民众代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各自组成不同梯队跟在后面。根据送葬安排，各省选派农民、工人和商人代表各三至五名参加送葬，各主要城市还要单独选派工人和商人代表。让各省、各主要城市以及各职业群体选派代表参加孙中山送葬，是为了彰显送葬仪式的国家性以及孙中山作为国家领导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照旧，因为代表们只有拿着当地国民党组织开具的介绍信才能参加送葬仪式。此举确保了仪式的参与者全都支持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政府并未明确规定各省应如何选择参加送葬仪式的代表，但由于参加孙中山送葬仪式象征着崇高的荣誉，且各地国民党支部被赋予了一定的选择其代表的权力，实际上参加孙中山送葬仪式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要么是国民党党员，要么是国民党附属机构的成员。

工人代表后面是高举海军军旗的海军官兵代表。再后面是警察代表。警署是民国时期才出现的重要新机构之一，几乎在所有的仪式上都能看到警察的身影。警察代表后面是女性代表——各女性团体受邀选派三至五名成员参加送葬仪式。女性还加入了其他一些职业团体，因此，参加送葬仪式的学校当中就包括四所女子学校（中学或大学），包括著名的金陵女子大学。女性作为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如女学生、女工）参加送葬仪式在民国早期的仪式中是十分常见的。女性本身能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正常参加这些仪式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动员运动。简单来说，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促使那些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的人支持国民党。为此，国民党中的活跃分子便成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和妇联协会。正是国民党掌控下的女性团体（尤其是南京妇联协会）中的女性成员参加了孙中山的送葬仪式。个体女性团体受邀派遣代表而不是由各省指派女性代表这一事实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成员中女性只占不到4%。

女性代表后面是国家铁路委员会代表，这也使人们意识到铁路系统控制权在当时的重要性。随后是商人代表，这个代表团当中还有一群中国穆斯林。商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组织，即商会，而商会在很多大城镇和城市中都有分会，而且商会在民国早期就已成为十分具有势力的一个群体。国民党在群众动员运动中试图通过控制商会中的重要职位，或组建其他商人组织来削弱商会的权力。因此，参加孙中山送葬仪式的商人代表都来自这些经国民党重组的机构。

随后是学生代表，每所学校都选派了一些学生代表来参加送葬仪式。与大多数缅怀孙中山送葬仪式的人一样，学生们也将参加此仪式视为极大的荣耀。1994年，程仁兰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了当时参加送葬仪式的情景，她说道，当她被学校选为代表时，她十分高兴；当时，每个班级选两到三名人选，然后校长从这些人选中选出最终参加送葬仪式的人。每所中学或大学队伍前都有一名旗手举着国民党党旗，有时还会打出印有校名的条幅。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有100多人参加了送葬仪式。学生代表们站成四路纵队，缓缓前行，因此22所参加送葬仪式的学校代表团全部通过一定花费了很多时间。

送葬队伍

学生代表后面是海外华侨代表和内蒙古及西藏地区代表。国内外的华侨组织可以选派一至两名代表。与农民、工人、商人和学生代表一样，华侨代表也需要介绍信，只不过该介绍信是由华侨所在地的国民党办事处和中国领事馆或政府华侨协会开具。

从习惯上来说，参与送葬的人越重要，其排位越靠后。围观群众可以发现，除领头的士兵和作为警卫和军乐队的士兵以外，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依次是农民、工人、妇女、商人、学生，以及内蒙古、西藏和华侨代表。这些团体都是由国民党精心挑选的，而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人民”或者说是“民众”——参加送葬仪式的人员说明的标题就写着“民众团体”。在以上这些代表的后面是军队、政府和国民党代表。

军队代表包括最高指挥机构成员、军校代表以及一系列所谓“解散会议”（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非国民党军队）的成员。随后是各省和各主要城市政府代表，这也是一种通过政府表现出来的国家地缘边界。再后面是南京市政府各部、机关、法院和协会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拿着印有部门名称的横幅。政府部门机构后面是各国民党支部的代表：各省、各主要城市的党支部代表、南京党支部的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党委代表。送葬队伍中又加入了一队步兵营，旗手高举横幅提示围观群众立正行礼，而后是一幅蓝白色的孙中山遗像。接下来是送葬队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灵车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时，最后一部分是外国使节代表。除苏联外，各主要外国势力都派遣了大使或特使来参加孙中山送葬仪式。1925年，苏联是当时唯一正式派遣大使参加孙中山葬礼的国家，苏联大使加拉罕（Karakhan）在一众国民党成员中担任护柩者。蒋介石的清党行为终结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却改善了他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外交关系，因此，1929年苏联外交官并未参加孙中山送葬仪式。南京夏季天气炎热，外国使节不愿身着礼服步行六公里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孙中山奉安大典正式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便安排了摩托车将这些外国使节送到中山陵。然而，将外国使节安排在送葬队伍中最靠近孙中山灵车的位置却十分讽刺，因为孙中山的反帝主张使他在外交界十分不受欢迎。

外国使节乘车前往中山陵之后，送葬队伍最后一梯队由国会成员带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员紧随其后。他们与送葬队伍的其他部分不同，不仅因为他们举着孙中山遗像，还因为他们的衣着。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参加送葬仪式的普通政府员工需要穿白色的夏季中山装。天气炎热，而且白色是传统丧葬的主色，因此穿白色夏季中山装是最合适的。大部分学生也穿着同样的衣服，尽管部分学生穿着长袍，士兵们穿着蓝灰色的制服。然而，政府和国民党高级官员则身穿被视为国家正式服装的黑色长袍。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孙中山灵车之间是孙中山的朋友和亲属，而孙中山的女性家属都坐在灵车后面的黑色马车中。送葬队伍最后是机关枪队、步兵一连和骑兵一队。

之所以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送葬队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理解国民党政府主要结构特征的良机——一个基于群体利益的国家模型。国民党政府通过孙中山奉安大典展现出来的社会愿景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群体等级制度。参加送葬仪式的团体和部门在送葬队伍中的地位低于国民党的地位，个体参与者也来自受国民党政府控制的组织，而且必须由当地国民党支部提出担保。送葬队伍人员的排序体现了国民党政府计划的社会结构，即依次是人民群众、军队、政府、国民党、国民党领导人和孙中山的家人，最后是孙中山本人。这些社会阶层的词汇成为民国早期几乎所有主要国家仪式的构建思想。然而，国民党在孙中山送葬仪式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思想操纵并改变着民国早期的社会思想。

国民党试图合法化其权力统治并追寻其合法化地位的血统，而国民党的这一行为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国民党作为一个团体，试图在团体的新世界中寻找其合法性，并通过社会各界这一概念找到其合法性。国民党使用由各“界”构成的“民”这一概念，而由国民构成的各界成员又加入各种正式组织来代表社会团体。孙中山的灵柩从碧云寺运往北京火车站准备南下南京的这一过程中，社会各界成员都参与进来了，而国民党政府计划向参与者颁发证书；证书上印有参与者组织机构的名称以及参与者所属的“界”（如国民党、政府、军队、警察、学者、农民、工人和商人）。各种协会都隶属于国民党，而国民党则包含社会各界。孙中山奉安大典这一过程就向参与者和旁观者展现了这种社会和国家结构。国民党通过孙中山奉安大典向人们展现了一种新的合法地位的声明。国民党通过控制参加奉安大典的权限，一方面保留了民国社会根据职业将人们划分为各界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形成这些社会各界结构组织的本质。原本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包容性结构，因为社会成员可以归属于任何一个“界”，但国民党形成的社会结构却是一种排斥性结构——商人、工人和农民在参加奉安大典前都必须与国民党政府先形成联系。道路两旁的士兵高举装着刺刀的长枪，这是为了确保参加送葬仪式的人员都经过了国民党的允许。

国民党政府提出社会愿景，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只有附属于国民党政府的机构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民国的国民。尽管民众仍被认为是国家背后的合法群体，但民国早期的那种包容性社会结构已被新的社会区分所取代，即国民被划分为“民众”和“国民党和政府”。参加奉安大典的成员代表了吊唁孙中山的人，但是离孙中山灵柩最近的人全都是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这些人占送葬队伍总人数的2/3。被划分为学者、农民、工人和商人的民众占另外的1/3。这种社会阶层划分的核心与清朝官、民划分的核心十分相似，即国民党和政府是官，民国国民是民。

当葬礼组织者通过将农民、工人、商人、学生和女性代表放在一起来表示“民众”时，他们是在充分利用当代语言的社会分析。这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分析语言，因此组织者需要在一系列共存的、与不同利益和偏见相联系的社会语言中进行选择。送葬队伍的排序表明，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像葬礼组织者一样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的人）都倾向于在“界”的概念下进行运作。社会结构二分法回归，而国民党理论上又通过社会阶层对社会进行划分，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国民党为何使用这种方法将社会划分为“界”。我们可以从每个系统的政治含义中找到答案。与阶级划分法一样，社会结构二分法具有潜在的冲突性，采用“界”这一概念进行划分则可以避免这种冲突。将社会分为官与民就是在展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区分。如果社会合法性需要依赖于那些被统治者和弱者的话，那么该社会结构则具有潜在的危机。相反，如果将社会分为各“界”的话，那么“国民党政府”就是各种职业团体中的一种，而“各界”则划分了国家权力并呈现出一个团结社会的景象。这一时期，蒋介石意图破坏共产党提出的社会阶级划分，“各界”的划分刚好符合他的需求。

上午8点，领队的骑兵抵达紫金山，继续向中山陵前进，而孙中山灵车后的步兵和骑兵还在三公里之外，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即使是早晨8点，但对于送葬队伍和成千上万的旁观者而言，天气已十分炎热了。当时，南京主干路两旁是一排排的梧桐树，紫金山上树木茂密，人们纷纷走在凉爽的树荫下。这些树大多是为孙中山的陵墓栽种的，然而，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奉安大典举行之时，很多树还是树苗。送葬队伍穿过空荡的乡下，这里没有避暑或休息的地方。街道上除不断重复的哀乐外，一片静寂。士兵们受命列队道路两旁，防止参加者或旁观者大声喧哗、唱歌、吃东西或吸烟。（在北京，将孙中山的灵柩从西山碧云寺运往火车站的过程中送葬队伍同样也不允许高喊口号、分发手册或携带自制旗帜。）此外，还禁止沿途的商店店主和小贩向送葬队伍贩卖水果和饮料。当送葬队伍经过时，分散的围观者们手中拿着帽子，安静地站着。很难想象，1925年孙中山北京葬礼的场景与现在完全不同——当时，人们情绪高涨、高喊口号，并打出了愤怒的标语。

反帝国主义凝聚了1925年参加孙中山葬礼的成员，统一国家的呼声却导致了国家分裂。这种新的分裂是葬礼秩序井然的表象下涌动的暗流。军队和警察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同时也为典礼做安保服务。当孙中山的灵柩抵达南京时，火车站附近布满了手持机枪的士兵。只有佩戴徽章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参加送葬仪式。此外，政府还发布公文，禁止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或示威活动，如有违反，立即逮捕；公文指出，爱国主义应通过合理的、文明的行为表现出来。国民党军队现在防备的是那些因修建中山陵和中山路而被圈地的农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深深扎根于群众，并且源于1925年葬礼的高涨情绪的这种敌对情绪和暴力行为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国民党自身。

一位参加葬礼的英国大使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

可以说，葬礼并未引起当地人们群众的任何反响。在南京，人们看上去都很难过，并且对这个葬礼十分感兴趣，但事实上这个葬礼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现场并无官方报道中写道的大量人群。如果参加人数确实有所说人数的四分之一的话，那么在南京这样一个空旷的地方人们不会看不到。事实上，整个送葬仪式就是完全的官僚主义活动，而且，由于害怕发生意外或遭到共产党的破坏，只有国民党最高将领、军队、警察、学生和官员参加了送葬仪式。

国民党政府将普通民众排外的官僚主义行为等同于将人民重新归类于“民众”。除官方仪式外，孙中山奉安大典并未安排与葬礼相关的大众化的活动。孙中山1912年在南京就职时，街道上充满了人，在道路两旁的家家户户都设立祭台并悬挂旗子。此次奉安大典时，国民党政府并未下令举办这些活动，甚至没有提议举办这些活动，因为举办奉安大典本身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就已经时间紧迫了。热闹的大众化场合往往能够调动人们的情绪，提高人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尽管就职典礼肯定不同于葬礼，但当我们回顾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类似活动的群众参与度都很低。当冯玉祥的副官鹿钟麟和孙中山的副官李烈钧撰写各自的回忆录时，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了同样的事件。很多回忆录都记录了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但他们的观点基本相同，因为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发放的宣传材料的影响。事实上，很多回忆录的作者只是参照当时的宣传材料，把材料中的信息（如奉安大典的参与者名单）抄到回忆录中。程仁兰女士当年参加葬礼时还是学生，现如今她仍然能回忆起她当选为参加奉安大典的代表时的荣誉感，仍然记得葬礼当天的炎热与疲惫、哀乐的歌词以及国民党官方解释的其他事情。民国早期的国民通过参加各种组织和协会明确了自身身份，现在却被划分为“民众”，而且他们的政治理想也需要无条件地屈从于国民党。对孙中山奉安大典的解读是单一的，这恰恰反映出了普通民众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