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岁的高李华，是高崇超小组里“需要被催婚的对象”。连续5年没带女朋友回家过年的他，听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或是“他们家里的女儿，你见一下。”
催婚，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尤其在农村地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引发社会热议。“你看，国家都开始催婚了。”湛江吴川塘尾街道高杨社区高屋居民小组组长高崇超笑着说。
“要进一步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表示，现在乡村振兴不振兴，不仅要看农民的腰包鼓不鼓，还要看乡风好不好。
2024年3月，高屋居民小组发布《关于高屋村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媒人的激励办法》，凡给本村35岁以上（含35岁）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媒人，村小组给予1000元介绍费予以奖励。
事实上，在广东，除了高屋居民小组外，湛江吴川市长岐镇顿流村岭头自然村、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青福村、河源市龙川县铁场镇铁东村等地都在2024年发布了媒人奖励办法，被网友们称为“红娘奖”。
截至目前，仅有旦场镇成功发放了“红娘奖”，其他村的“千元奖励”仍难发放，也有如信宜市水口镇横茶村、玉都街道旺同村等村“跟风”发布政策。然而，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许多农村青年依旧被困在婚姻之外。
婚恋困难
农村性别比失衡是主要因素
这个春节，高李华并没有往年“忙碌”。在家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月，亲戚朋友只介绍了一个女生给让他相亲，“可能大部分女生都结婚了吧”。
高李华在深圳工作，身高一米七五，“工资一个月能有一万五左右。”高李华对自己迟迟未能谈恋爱、结婚的事情感到无奈：“可能是圈子太小了，身边没什么女生。相亲介绍的女生不一定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经常见不到面谈后续就更难了。”
高李华的情况并非个例。仅仅是在高屋居民小组，就有200多名30岁以上青年未婚。在吴川市长岐镇顿流村南清自然村，1100个村民中至少有120名35岁以上的青年还没结婚。
2024年，广东省民政厅曾发布广东各市2024年结婚、离婚对数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共有51.19万对新人结婚，湛江市有32737对新人结婚，“近5年来，湛江结婚登记量都在全省第三。”湛江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但乡村的婚恋形势依旧严峻，“不仅是湛江，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这样。”
“就是男多女少。”一些乡村的村干部和年纪较大的受访对象认为男女比例失衡是当下农村青年婚配难主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现象比较普遍。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全国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20至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根据“七普”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
在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的成因中，性别比失衡确实是最大的结构性背景。“六七成是男的没找到老婆。女的要是想找还是相对容易一些。”高崇超坦言，村里未婚的男青年中，条件稍微差一些的占了小部分，但条件不错的也大有人在。“有些是读过大学的，有些是做生意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但一来二去，就是没能找到合适的，但哪有那么多人给他挑呢？”
“我不抗拒相亲，除了家里人催，自己也很急。但我们身边没什么女性朋友，接触不到。”高李华直言，自己在珠三角城市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合适的人。即使回到老家，由于社交圈子有限，也很难遇到心仪的对象。
试水一年
解题关键不在于政策性奖励
2024年3月1日，吴川市塘尾街道高杨社区居民委员会高屋居民小组发布《关于高屋村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媒人的激励办法》，试行1年。
“大家有需求，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高崇超说，前两年村里许多老人因为孩子迟迟没有结婚而心急如焚，纷纷求助村委会，在多方同意后开始实行媒人奖励办法。“发布‘红娘奖’后，最远的甚至有安徽、湖南等地的媒人打电话询问，也介绍了一些女生，但都没有促成。我们的要求是要成功结婚才能给予奖励。”
顿流村岭头自然村的村组长李俏光是从此前爆火的“王婆说媒”获得的灵感。“我们村户籍人口有1380人，30多（岁）、40多（岁）还没结婚的有10多名。”李俏光在村民的同意下，在2024年1月对外发布了媒人奖励办法，希望吸引一些“王婆”到村里解决问题，“奖励金由乡贤支持，大家都想解决村里大龄青年结婚难题。”
然而，一年过去了，原本满载乡亲信心的“红娘奖”，并没有成功发放过。
对此，高崇超持积极态度，“总归可以多点渠道让人给我们村多介绍些女孩子。”但顿流村的村两委干部、村小组组长则略显消极，“搞了一年没什么用。不是红娘的问题，是没那么多‘资源’了。”顿流村某干部表示。
“我就想在村里形成一种‘人人都做媒人婆’的氛围。让更多人留意、留心身边适婚的单身男女，互相介绍、牵线。”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青福村是唯一一个成功发放奖励的村子。青福村党支部书记邓园告诉记者，全村户籍人口有10151人，据不完全统计，有400多个30岁以上青年还未结婚。“施行媒人奖到现在，我们村已经有11对登记了，有8个人来村委会领了奖。很多不是专业的媒人，就是朋友邻居这种留心介绍的。比专门的媒人介绍更自然。”
在乡镇当红娘10余年的康姐认为，媒人奖励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大家参与介绍农村婚恋的积极性，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婚恋的困境，还需要广大农村青年从拓宽社交圈子、提高个人综合素质等多方面入手。“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靠说媒就能解决问题。”
记者在走访许多群众发现，广东农村彩礼金额普遍较低。如吴川，彩礼在1.8万元到5.8万元之间，为的是讨个好彩头。“我们村里没有哪一户给不起彩礼，这些家庭里的青年不结婚，跟经济因素没有关系。”高崇超说。
当经济条件不再是最大的阻碍，农村青年的婚恋之路为何还是步履维艰？
有关学者认为，很多农村青年有离农脱农的倾向和冲动。“当青年男女对于未来城市生活充满憧憬，而对农业农村当下生活感到信心不足，他们会选择离开乡村，留下了一个空虚化的乡村。而这类青年群体，到了城里，又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婚恋市场上面临很多现实难题”。
观念枷锁
农村催婚背后的催生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催婚话语体系背后，实际上还暗藏着催生这一终极需求。
记者采访中发现，许多基层干部、村民对于这些大龄青年迟迟未婚的担忧更多是养老问题。“不结婚以后养老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们？”高崇超直言，村里之所以着急推动大龄青年结婚，更重要的是担心他们老了之后无人照顾。
“每次回家，亲戚邻居都会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好像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高李华表示，自己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况且如今养孩成本这么高，教育、医疗、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
催生的压力，又是不少农村女性抗拒婚姻的原因。“没结婚还好，结了婚就要问你考不考虑生小孩。”离开农村在深圳工作3年的李红面对父母的催婚很抗拒。她表示身边女性朋友都不想因为结婚生子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我们希望能够在经济和精神上保持独立，而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属品。”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大龄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不婚不育还意味着“不稳定因素”增多。“村里的‘光棍’多了，对基层治理是不小的挑战。”顿流村两委干部谢伟新说，“等他们老了就是五保户，现在这个年代不比以前，万一他们有什么意见，又没人能说得动他们，我们就很难应对。”
早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曾指出，多年来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积聚了多层面的衍生风险，如不积极介入，将会带来诸多社会影响和长期后果，这其中就包括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失范行为冲击地区和社会正常秩序。
破局寻路
直播间里兴起乡镇“相亲潮”
2021年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关注农村婚恋。今年特别强调要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桥梁作用，鼓励其扮演“红娘”角色，提供针对农村适婚人群的公益性婚恋服务。
“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中央的号召，组织开展多次公益相亲活动，为农村适婚青年提供更多的交友机会。”吴川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骆禹荣介绍，当地正依托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文化站等场所，准备建立农村适婚群体信息库，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等信息，为精准匹配提供数据支持。
在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做了十几年红娘的琼姑从去年开始“转型”，将乡镇青年相亲的地点搬上了直播间：“以前都是线下介绍。现在有了直播平台，方便多了，大家直接在手机上就能互相‘见面’。”琼姑说。在琼姑的直播间里，经常有几百人在线观看，男女双方通过视频聊天，觉得合适了再约线下见面，大大提高了相亲的效率。
“这完全是非盈利的，就是想为镇、村广大单身男女搭建一个安全、高效、温馨的交友平台。”河头镇妇联主席陈兰芳十分认可琼姑的做法，也推动其创建的服务号“河头琼姑”成为河头镇“红娘工程”公益相亲项目。
如今，在广东各地，许多人正在想法设法搭建平台，给予农村青年更多接触合适异性的机会，让“缘分”成为农村青年婚恋困境的解题之钥。
在深圳龙岗的城中村里，29岁的吴川姑娘林嘉欣创办了“湾区候鸟读书会”。“我们抱着交友的目的参加，缘分到了就谈场恋爱。”林嘉欣坦言，读书会里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为热爱阅读而聚在一起，相处久了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感情。“比起相亲，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更让人接受。”
然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题，一两场活动也许并不“止渴”，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红娘奖”虽然没有发出去，高杨社区高屋居民小组仍希望能有人能领到，高崇超也希望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我相信只要坚持推进这项工作，这1000元总能‘送’得出去。”
采写：南方农村报记者 唐瑞谦
摄影：胡港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