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东北哈尔滨刚下了一场雪，本来漆黑的夜里被雪映着还有点发亮，显得有点阴森森的感觉，寒冷自是不必说的。
在一间更加阴森的地下室里，一个中年男人精神亢奋，咬牙切齿地喊道：“眼下是党国命运之关口，我军统局哈尔滨站今日举行别动队宣誓典礼，下面宣誓！”
在中年男子的带领下，另外三人同时起立，跟他一块声嘶力竭地嚎叫：“为党国效忠，暗杀共产党头领坚决成功！”
哈尔滨老照片
因为这是一间十分隐蔽的地下室里，他们也不怕别人听到，所以声音很大也很嘈杂。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国民党军统在哈尔滨的特务头子林再春，跟他一块宣誓的三个人，两个男人分别是国民党滨江组总务科长何士英、别动队队长阎钟璋，还有一位女特务名叫孙格龄。
在宣誓完成后，地下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穿西服的另一位中年男人，他叫余秀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新上任的哈尔滨警察局长余秀豪，实际上也是军统滨江站的站长。
他眼神狡黠地看着几位国民党特务说：“今天是我军统局滨江组特别行动组成立的会议，也是布置暗杀李兆麟的特别会。这件警察局不能做的事，要靠你们去做！”
其实早在余秀豪来哈尔滨之前，军统特务已经对李兆麟展开多轮暗杀，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苏军的打击，为此才有余秀豪前来上任。
余秀豪是军统中的骨干，深得戴笠的信赖，曾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获得警察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就进入浙江警察学校，与戴笠相识。
1943年，重庆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余秀豪担任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为国民党培养5万多名特务，因此被晋升为少将，同时期军统局中能够享受少将军衔的只有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等人。
相比于之前的军统特务头子，余秀豪更擅长特务暗杀计划，手段也更为卑劣，在1946年3月7日，余秀豪通过滨江组总务科长何士英给已经打入中苏友协的女特务孙格龄传达了命令，务必于第二天“三八”节庆祝大会后将李兆麟骗到至水道街9号。
这让孙格龄十分震惊，她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吗？要知道李兆麟可不是普通人，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抗联名将，曾经日本人都拿他没办法。
李兆麟191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铧子乡后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太贫困，没读几天小学就辍学务农。
九一八事变后，辽阳沦陷，面对山河破碎，21岁的李兆麟凭着一腔热血，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和夏尚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李兆麟回到老家辽阳，打起团结抗日的旗帜，将当地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队伍有3500多人，然后开启了十几年的抗日生涯。
在抗日斗争中，他是辽南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指挥了1932年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的战斗，主持创立中共本溪地下组织。
1933年后，李兆麟协助赵尚志创建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联第三、第六军，根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李兆麟率领的抗联第三路军在黑龙江境内与日伪军作战将近四百余次。
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路军与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被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可见对其忌惮。
在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李兆麟于8月23日率领配合苏军与八路军反攻在东北的日军，并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先期占领57个战略要点，为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发挥了先遣队的作用。
当时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还没有到达，李兆麟已经率部进入了哈尔滨，抢占了主动权，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李兆麟担任办事处党政一把手。
同时他按照中央指示，联系了一批地下党员成立了中共松江地委，他担任书记，同年10月，滨江省政府成立，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副省长，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1945年11月底，中共军队应苏联占领当局的要求，主动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随即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哈尔滨，并任命关吉玉为松江省省长，杨绰庵为哈尔滨市市长。
在这样的处境下，李兆麟辞去副省长的职务，当时苏军还没有撤出哈尔滨，因此李兆麟留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此后，李兆麟在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和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工作，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积极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和重用。
1946年1月，李兆麟被任命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1月2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定李兆麟为中共东北地区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前排左二为李兆麟
正因为李兆麟在哈尔滨的影响力实在过于巨大，又有苏军的背景，国民党军还没有大批开进哈尔滨，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想出了暗杀李兆麟的想法。
其实，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戴笠就已经决定在东北建立军统特务组织，经过他慎重遴选，张渤生被选派负责筹建东北地区的特务网。
张渤生遵照戴笠的指示，建立了“滨江本组”的特务组织，其工作内容主要负责搜集东北地区的情报，以及组织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而李兆麟在哈尔滨的一系列行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张渤生因此将李兆麟列为暗杀黑名单的第一号人物。
然而李兆麟可不是等闲之辈，以张渤生为首的特务，三番五次下黑手，都没能成功。
在1945年10月，军统特务阎钟章探悉李兆麟将外出参加宴会，试图以投毒方式下手，没有得逞，11月又探悉李兆麟要外出参加宴会，想以绑架的方式动手，也没有成功。
12月8日，张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动的情况，于是和阎钟章一块带人埋伏，结果却错误地将体态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枪杀。
连续三次暗杀失败，没有让张渤生气馁，静下心来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制定了两套暗杀方案，争取势在必得。
哈尔滨老照片
第一套暗杀计划是，他们针对李兆麟喜欢步行的特点，准备在路上寻机暗杀。
然而在李钧意外被杀害后，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决定为李兆麟配备专车，并且给他下达了命令，要他出门必须乘坐汽车，这样第一套暗杀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破产了。
第二套暗杀计划是，特务们策划侦查李兆麟所乘汽车的行动路线，企图制造“交通事故”，但是因为李兆麟行车路线不断改变，始终没有让特务们找到规律，最终使得第二套暗杀计划破产。
两套暗杀计划失败后，张渤生决定派遣特务直接闯入李兆麟所在的中苏友协进行暗杀，为此又制定了三套暗杀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派遣特务打入中苏友协中伺机行刺；
第二套方案是让特务何士英重金收买土匪，以武力闯入中苏友协后，直接杀害李兆麟；
第三套方案是派遣被李兆麟处决的抗联叛徒之子，加入中统的特务葛新民，由他闯入中苏友协动手。
然而因为中苏友协防范严密，始终未能得手，三套方案全部告吹。
不肯罢休的张渤生见中苏友协防范严密，不好下手，就决定抓住李兆麟经常参加各种公开集会的机会，趁乱进行下手。
有一次，特务们侦知李兆麟将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剧场集会并上台讲话，立即派遣特务混入会场，准备在李兆麟演讲后拉下电闸，然后趁乱行刺。
然而由于特务经验不足，在其拉电闸时，李兆麟已离开会场，刺杀计划失败。
此后，张渤生又探悉李兆麟的两次外出参加会议的消息，但是这两次会议，一次临时提前召开，一次变更了开会地点，都使得特务们白忙活了一场。
在连续不下10次的暗杀行动中，都以失败告终，张渤生也感觉力不从心，于是决定返回重庆向戴笠汇报工作，同时将一些关于苏军的情报上交。
然而此时，苏军已经发现了张渤生的特务身份，于1945年12月在哈尔滨将其逮捕，张渤生被捕事件给予“滨江本组”沉重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秀豪临危受命，到哈尔滨以公安局长的公开身份，暗地里主持整个北满的军统特务活动，他的首要目标自然也是暗杀李兆麟。
相比于张渤生“以量取胜”的蛮干方式，学院派出身的余秀豪逻辑思维更缜密，他掌管军统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后，首先是总结张渤生主持暗杀失败的经验教训。
他总结出：“考虑干掉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一是要利用他与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相比于张渤生来说，老奸巨猾的余秀豪那是相当阴损了。
除此之外，他认为暗杀不是一个人的活，是需要团队配合的，而这个团队不需要太庞杂，一定要精练，所以他成立了滨江组特别行动组，并选定了何士英、阎钟璋、孙格龄等精明能干的人加入到特别行动组中来。
对于暗杀方案，他认为“必须干得人不知鬼不觉，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火引到国民党身上来。”
鉴于李兆麟在哈尔滨多次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和中苏友协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交涉，余秀豪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国民党政府要员邀请李兆麟谈判的名义，对其实行诱杀。
当时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吉玉与李兆麟是辽阳老乡，与李兆麟有一定的交情，就决定以关吉玉的名义行骗，考虑到不能在关吉玉的办公室动手，余秀豪决定找一个好的行凶地点，经阎钟章推荐，余秀豪最终选用水道街9号，特务孙海静的住宅作为暗杀地点，这里曾是伪满“松浦洋行”后一度改做书店，被张渤生用做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点。
把李兆麟引到水道街9号的任务就交给了女特务孙格龄。
为什么余秀豪会选择孙格龄呢？她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
孙格龄的父亲是山东掖县人，在闯关东后来到了东北，跟俄国人做生意，赚了点钱，后来又娶了一个沙俄军官的女儿，生下了混血儿孙格龄。
孙格龄作为中俄混血儿，有着俄国人的长相，皮肤是白的，但是头发是黑的。
在抗战期间，孙格龄加入了军统，因为她在哈尔滨长大，所以就被戴笠派到这里工作，在抗战期间，她曾暗杀过一名日军大佐，这是很多男人都完不成的任务，因此她也被戴笠当作军统的秘密武器，几乎很少启用，只要启用就必然成功。
在暗杀李兆麟的过程中，军统特务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那就是李兆麟手下曾有一个警卫连长，这个连长为了保护李兆麟牺牲了。
这位连长有一位俄罗斯的妻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字叫柳芭，这些李兆麟都是知道的，当时东北抗联的条件很艰难，李兆麟也来不及寻找这位部下的家人，后来又撤退到苏联，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东北。
李兆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回国后就开始找寻牺牲连长的家人，多方打探也没有消息。
余秀豪就决定让孙格龄冒充柳芭，为了创造不经意间与李兆麟相遇的场面，军统安排孙格龄为国民党政府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秘书。
因为工作原因，孙格龄需要与李兆麟接触，当时孙格龄为了获取李兆麟的好感，经常有意无意地说国民党的坏话，让李兆麟感觉意外。
后来，孙格龄在与李兆麟相处时，说自己的父亲也是抗联战士，在抗日时候死了，李兆麟当即询问她父亲的名字，孙格龄就报了那位连长的名字，李兆麟以为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位部下，当即流下眼泪，把孙格龄当作了柳芭。
孙格龄也表示，愿意作为内应，给李兆麟提供国民党的一些情报。
没过多久，孙格龄就给李兆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更让李兆麟相信孙格龄的身份。
正是有了这层关系，余秀豪才让孙格龄诱骗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这也符合余秀豪总结的：“一是要利用他与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
1946年3月8日，李兆麟和关吉玉、杨绰庵都参加了“三八”大会，孙格龄在大会上也与李兆麟接触，然后借机谎称国民党“接收大员”将邀请李兆麟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还特意说道她自己也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要他务必于大会结束后前往水道街9号。
因为李兆麟当天已有活动安排，因此婉言谢绝，孙格龄担心李兆麟会派人调查水道街9号，在大会结束后又打电话谎称事情紧急，请李兆麟于第二天下午一定要前往。
李兆麟始终相信孙格龄是他曾经部下的女儿，再加上之前就经孙格龄安排，就“国大”代表问题与关吉玉、杨绰庵等国民党官员在不同场合和地点会面，因此没有怀疑约定，于是允诺会准时赴会。
当天晚上，李兆麟嘱咐夫人，第二天他要会晤国民党要员，请她把衣服熨好。
在出发之前，李兆麟将自己的行程与中共哈尔滨市委进行了报备，获得组织上的批准，出发前，他的日历上还写着“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当天下午1点左右参加市委会，会议一直开到2点多钟，开完后他就坐车回到中苏友协，车子行至中途发生了故障，由司机卢德才和警卫员李桂林两个人修理，恰逢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乘马车路过，李兆麟便乘坐马车返回中苏友协，等待车子回来。
到下午4点，距离赴约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小时，车子与警卫都没有回来，考虑到水道街9号距离中苏友协距离并不太远，本着对孙格龄的信任，李兆麟便单独赴约。
在出门前，他还叮嘱秘书于凯说：“我到水道街9号去，李桂林回来后，你告诉他，那个地方离华丰楼不远。”然后李兆麟就出门了。
余秀豪早已在水道街9号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把特务分成两伙，特务马建胤、刘希贤、阎力维、刘明晨、李中士一伙在水道街9号外围进行警戒待命。
特务何士英与刘文升、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一伙在水道街9号屋里进行埋伏。
刘文升负责将毒药放入暖壶里，这种毒药是何士英专门找到潜伏在药厂的特务买的，这是一种易溶于水的剧毒，吞食微量就可中毒身亡，缺点就是有微弱的苦味。
余秀豪的计划是等到李兆麟前来，进行毒杀，如果毒杀不成，再由藏在厨房中三名特务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出来动手。
在水道街9号等待的孙格龄十分焦急，他们约定的时间是3点，如果李兆麟没有按时赴约，很有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那样的话在屋里的人谁也跑不了，为此他们时刻等待上峰下达撤退的命令。
在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听到李兆麟的敲门声，孙格龄当即让屋里的特务潜伏好，见到是李兆麟一个人来的，她更放心了。
在开门后，就邀请李兆麟进了屋，在谈了一会看似重要的内容后，孙格龄说国民党“接收大员”一会儿就来，然后让他等一会儿。
国民党官员喜欢摆谱，李兆麟是知道的，因此也没有怀疑，不一会儿孙格龄端来一杯茶，让李兆麟喝。
3月份的哈尔滨还有一点冷，老百姓都习惯进屋就喝一杯热茶，李兆麟正好口渴，当即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喝完后，他感觉味道不对劲。
通常这种毒药只要0.1克就可致人死亡，但是负责下药的刘文升没有概念，下的就有点多，所以才导致有苦味很重，发作也很快，不一会儿李兆麟就感觉有点头晕。
孙格龄见状知道药力发作，当即向厨房大喊事先约定的暗号“再换一杯吧！”然后自己趁机下楼逃走。
厨房里事先潜伏的三名特务当即冲入客厅，举枪喝令李兆麟“不许动”。
当时李兆麟尚有知觉，知道自己中计了，但是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选择与敌人战斗到底。
特务们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对中毒的李兆麟下死手，其中的高庆三是特务们花大价钱雇的土匪，用匕首连刺李兆麟7刀，再加上药效发作，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从没有屈服过战将，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
特务们在狂欢自己取得成功后并没有麻痹大意，而是按照事先预定的方案进行行动，余秀豪早就指示特务们，在杀人获得成功后，按照这三步应急方案处置。
第一步是，由特务阎力维进行分尸，然后将尸体装入麻袋，扔到松花江的冰窟里；
第二步是，将早已准备好的“桃色新闻”发布出来，污蔑李兆麟是与孙格龄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混淆视听；
第三步是，抛出直接行凶的土匪高庆三和孟庆云两人冒名顶替，声称他们杀了李兆麟。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嫌疑，另一方面是诋毁李兆麟的声誉，由此展开对共产党的污蔑。
在李兆麟倒下后，阎钟章将李兆麟身上的手枪子弹搜走，又用李兆麟的军大衣盖住头部，将遗体拖到卧室的床下，然后将门锁好，然后去找在外面活动的阎力维，让他去毁尸灭迹。
然而就在阎钟章、高庆三和孟庆云三人下楼时，正好碰到已经修完汽车来接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
李桂林询问他们：“看见一个中高个，身材魁梧，穿大衣的人没有？”
阎钟章因为以前就跟踪过李兆麟，自然认识李桂林，于是就说到没看见，然后就下楼跑了。
李桂林在水道街9号没有找到李兆麟，就立即返回中苏友协汇报，然后又和几位同志寻找，仍然无果，他们知道出事了，立即向市委汇报情况，市委请苏军协助寻找。
当晚11点，苏军将水道街一带包围戒严，进行全面搜查，虽然没有找到李兆麟，但是此举还是直接挫败了阎钟章等特务准备毁尸灭迹的计划。
在这个时候由余秀豪掌控的哈尔滨市警察局也派出侦缉队前来查看，说是查看，倒不如说是来混淆是非，探听消息，让苏军无法找到李兆麟的尸体。
余秀豪担心阴谋败露，于是让何士英一定要稳住高庆三、孟庆云等土匪，必要时把他们推出去当替罪羊，并让其他特务，一定要隐藏好，隐藏不了就逃出哈尔滨，并给大家3.5万元苏军军票做外逃路费，在余秀豪的掩护下，这些特务们都得以潜伏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在警察局里负责督查的中共党员马亮于3月10日，再次率领侦缉队搜查水道街9号，从一楼开始挨个房间搜查，在查了一楼后，又查二楼，马亮发现东北角临水道街和东10道街拐角处有个房间紧闭，门上有一把锁，带路的警察说那是一个存放东西的仓库，并没有人住。
但是马亮观察到，这间房屋把手上并无灰尘，根本就不像是仓库，因此强烈要求搜查这间房间。
打开房门后，马亮当即感觉不对劲，走到卧室后，就有一股腥气扑面而来，马亮看到床下露出一双穿着皮鞋的脚，立即动手抬了出来，发现是李兆麟同志的遗体，然后立即向市委详细汇报了此事。
马亮通过现场的情况，以及特务们来不及处理在煤堆中的凶器以及留有毒物的茶碗碎片等，判断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
李兆麟被害的消息，很快在哈尔滨乃至全国都引发强烈的反响，一致声讨国民党反动搞暗杀的行为，余秀豪为了推卸罪责，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应急方案，大肆散步“桃色新闻”等谣言，哈尔滨市警察局也逮捕了孟庆云，按事先编造好的，因为李兆麟在抗联时期曾剿匪，与土匪孟庆云有仇，因此孟庆云前来仇杀。
坏事做尽的余秀豪，随即诱骗孟庆云吃下注射有慢性毒药的包子，然后再移交给苏军，孟庆云在押往苏联后不久就毒发身亡。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后，1946年3月13日，北满分局向各工委分发的电报中，陈云同志写道：“李同志是东北抗战英雄，坚持东北抗战十四年，光复后，又积极维持地方治安，主张国共合作与东北实行民主和平，为北满人民所爱戴”。
3月24日，哈市人民为李兆麟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各地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在愤慨的情况下纷纷举行集会，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
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国民党当局惩戒凶手
余秀豪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答应组织力量捉拿凶手，事实上，这些凶手早已被他掩护潜逃出哈尔滨了。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由中共接管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发布对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通缉令，时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龙指示：“不论他们逃到哪里，一定要把他们缉捕归案，绝不宽贷，不然，我们就愧对烈士。”
经严密搜寻，在5月22日和24日，马建胤、高庆三相继落网。
高庆三因为是直接凶手，直接枪毙，马建胤只是外围特务，又坦白从宽，被判处徒刑。
那些逃离哈尔滨的凶犯，因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良好，都被国民党当局破格任用，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中共从未放弃对杀害李兆麟凶犯的追捕行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参与暗杀的特务孙海镜、阎钟章、刘文升、刘明晨、阎力维等特务相继被捕，都受到了严惩。
唯一的遗憾就是，设计杀害李兆麟的主要凶犯余秀豪、何士英、孙格龄三人见形势不妙，没有归案。
余秀豪在1948年底东北全部解放之际逃到台湾，因为戴笠早已去世，军统也开始式微，余秀豪也很识趣，找了个地方猫了起来，从此再未公开露面。
而何士英在逃离哈尔滨后就下落不明，既没有被国民党内继续任职的消息，也没有落网的消息，有人猜测何士英可能死在解放战争中。
最为可恨的凶手就是伪装成李兆麟部下女儿的孙格龄，当时余秀豪为了保她，还特意找到一个中俄混血女人当替死鬼，却被人识破。
孙格龄先后逃往长春、沈阳、天津，经香港逃到台湾，据说毛人凤当时很欣赏她，还打算重用她。
不过此时的军统早已不是戴笠时期的军统，在逃到台湾后，军统存在的价值不大，尤其是随着军统在大陆布置的特务在镇反运动中被大量铲除，毛人凤手中的牌已经不多。
蒋经国掌权后，为了加强情报机构的控制，于1955年对保密局进行改组，毛人凤很快被边缘化，并以很凄惨的方式于第二年去世。
所谓树倒猴孙散，曾经为军统做过贡献的孙格龄也受到了排挤和打压，被国民党彻底抛弃了。
此时的孙格龄才32岁，年龄并不算大，大概是因为有白种人血统的原因，很快年老色衰，再加上她女特务的身份，有条件的男人根本看不上。
据说孙格龄自己一个人在台湾，为谋生路，曾沦落风尘，一度成了窑姐，可叹她为国民党反动派做过那么多的事情，最终却是这样一个凄惨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