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瞅瞅这老北京胡同口的石墩子，哪个上头没蹲过几只贼眉鼠眼的耗子？打从老祖宗扛着锄头下地那会儿起，这灰不溜秋的小东西就成了庄稼人的心头大患。
可您说怪不怪，同样是祸害粮食的主儿，兔子那长耳朵白毛团子咋就没人喊打？今儿个咱就掰扯掰扯这桩千年悬案：论吃庄稼的本事，耗子和兔子半斤八两，可为啥古人独独把耗子当眼中钉？
话说康熙年间山东大旱，地方志里白纸黑字记着“鼠群夜行如黑云蔽月，所过之处禾尽枯”。可您翻遍史书，找不着半句“兔群过境寸草不生”的记载。敢情耗子闹腾起来，比兔子狠多了！这可不是老辈儿偏心眼儿，您往细了琢磨，这里头藏着农耕文明的生死账本。
早年间庄稼汉最怕啥？不是蝗虫遮天，不是野猪拱地，偏偏是这巴掌大的耗子。您可别小瞧了它，一只母耗子一年能下六窝崽，每窝少说七八只，子子孙孙滚雪球似的，不出仨月就能把十亩地啃成癞痢头。
您猜怎么着？唐朝人写的书里提过一嘴，说粮仓闹耗子，守夜的兵丁举着火把追，耗子蹬着粮垛窜得比人还快，气得老少爷们直跺脚。
耗子糟践庄稼可不光是偷吃。您瞅那田埂底下，耗子洞七拐八绕像地龙翻身，稻子麦秆被拦腰咬断，地瓜土豆啃得跟蜂窝煤似的。
最可气的是这帮贼精，秋收时把粮食往洞里搬，活脱脱把庄稼地当自家粮仓。明朝农书里算过笔账：碰上大丰收年景，两成收成都得喂了耗子，气得老农抄起锄头骂街，那词儿跟《诗经》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一模一样，敢情这恨意打周朝就传下来了！
您当耗子就祸害庄稼？那可就小瞧了这瘟神。明末那场大鼠疫，华北十室九空，地方志里写着“街巷鼠尸堆积，腐气冲天”。
原来耗子身上带着几十种要命的病，鼠疫、出血热、钩端螺旋体，随便哪个都能要人命。您还记得前清最后那几年东北闹的瘟灾不？大夫带着人烧尸封城，半年工夫愣是折了六万条性命，棺材铺的生意都没这么红火过。
反观兔子，虽说也啃青苗，可人家挑嘴啊！专拣嫩草叶子下口，不像耗子逮啥啃啥。再说兔子跑得慢，老农拎根棒子就能撵上，哪像耗子钻洞上梁的能耐。
更妙的是，兔子肉能炖锅贴饼子，皮毛能做暖手筒，逮着算添个荤腥，耗子肉？嘿，送人都嫌晦气！
您往深了琢磨，耗子招人恨还有层文化账。十二生肖里头它排老大，可这不是啥光彩事——传说耗子骗老牛驮它过河，蹿前头抢了头名，打那落下个“奸诈”的名声。
民间故事里，耗子精总爱偷油骗粮，倒是《西游记》里的玉兔精下凡还知道扮嫦娥做好事。
再看祭祀场上，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得往灶台撒把谷子“贿赂”耗子，生怕它啃了灶王爷的坐骑。
西南彝族的火把节祭词里明明白白念叨：“粮食鼠莫抬，保佑我们平平安安”，您说这是恨还是怕？反观兔子，打《楚辞》那会儿就是月宫仙兽，文人墨客写诗作画都爱拿它比清白，杜甫写“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夸的就是那份灵动。
要说老天爷最公平，给耗子安了副铁齿铜牙，就没给它个好名声。您瞅那故宫红墙根底下，打明朝就养着御猫队，专治耗子作妖。
史料记着康熙年间宫里养了几百只猫，领头的叫“虎威将军”，月俸比七品县令还高。可您听说过哪朝哪代专设“捕兔衙门”？顶多是猎户农闲时打几只打牙祭。
这生态账算得门儿清：耗子能打洞能上梁，水里游的沟鼠、地上跑的田鼠、屋里偷的家鼠，七十二般武艺样样精通。兔子呢？
离了草原活不痛快，庄稼地不过是零嘴铺子，哪比得上耗子把人间当主场。更绝的是耗子能忍饥挨饿，冰河期来了照旧生龙活虎，明末小冰期那会儿庄稼绝收，耗子反倒借着人烟稀少疯长，把地窖存粮啃了个底朝天。
说到底，这场千年恩怨既是生存之争，也是文化较劲。耗子凭着不要命的繁殖本事和钻营功夫，硬是在农耕文明的血脉里刻下深深牙印。
而今儿个咱住着高楼开着车，超市粮垛堆成山，可半夜厨房窸窣一响，照样能惊得人抄起拖鞋——这份刻进DNA的警惕，怕是老祖宗留给咱的防鼠基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