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等：生态共富与乡村振兴——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践与启示
乡村振兴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策略，从生产关系角度探索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随着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认识的深化，生态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两山”理念，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生态维度的拓展，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通过生态化路径推动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激活工业化时代未被定价且长期沉淀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践行“两山”理念、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浙江省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在贯彻该理念的过程中，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浙江省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这说明，浙江省的实践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探索生态化路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实表明，“千万工程”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通过生态化路径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充分的实践依据。然而，部分地区在推广过程中忽略了自身的实际条件，照搬经验模式，导致效果不如预期。因此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千万工程”进行系统化的经验归纳与总结，深入理解并推广生态化路径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实现机制和实践方法。
二、生态共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选择，与西方国家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激进发展模式截然不同。我国坚持以绿色为底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和生态平衡，力图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及治理效益的和谐统一，这不仅彰显了我国在全球变革中的责任担当与智慧，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于实现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与社会保障，确保所有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共同富裕中的“社会公平”和“代际公平”密切相关。共同富裕不仅涉及当代和未来世代之间财富与资源的公平分配，还要求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和管理生态资源，以确保其惠及未来世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色是共同富裕的底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全民共享生态效益，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还是共同富裕“公平公正”本质的体现。在此背景下，需要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多元价值，既为当前经济发展提供动能，又要平衡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性。为此，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索，践行“两山”理念，采用“两化方法”（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提升。
三、“千万工程”中生态共富的理念基础和制度保障
浙江省的“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乡村生态整治为基础，过去二十年来对全省农村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本，将“千万工程”的演进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文件的回顾揭示了从环境整治到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发展阶段，以良好生态为基础，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理念与实践始终贯穿于“千万工程”的全过程。
良好生态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浙江省“千万工程”通过深化和提升，不仅实现了农村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其成功经验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持和宝贵启示。2023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311元；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此外，浙江省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浙江省“千万工程”在推动生态共富方面有四个关键：一是以生态空间正义价值为导向，确保乡村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实现“两化”后资源效益的公正共享。二是多元业态融合与协同，推动了乡村的综合发展，构建了互补互促的经济生态圈，促进了产业的多元化和协同发展。三是农民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化提升，通过整合合作社、供销社和信用社资源，增强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四是生态共富制度保障，为乡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化支持和保护，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浙江省的实践表明，“千万工程”不仅在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实效，更在推动生态共富和乡村振兴方面提供了创新思路和成功模式。
（一）生态空间正义价值观的导向性作用
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空间布局，指出这些因素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空间布局不仅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结构，还加剧了社会阶级分化。资产阶级的公平与正义是其法权内的公平与正义，以排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爱德华·索贾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认为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空间正义涉及社会资源在空间上的公平分配及其使用机会。戴维·哈维从地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压迫关系的形成，关注生态后果对未来世代和不同地域人们的影响。
实现生态空间正义对于平衡不同区域间的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及区域发展差距至关重要。这要求政府在国土空间和生态资源的政策制定与资源分配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将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红利部分转移至生态脆弱地区，提升其生态保护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区域间的和谐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生态化的共同富裕，需要对我国扶贫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三生合一”（生产、生活、生态）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命共同体进行整体性、立体性和综合性的开发。这一举措将推动群众共享生态红利，逐步构建生态化、在地化的共同富裕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因此，在生态资源重新定价的过程中，应以生态空间正义的价值观为指导，推动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切实保障环境权益。这不仅能够有效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推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公平公正”内涵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实现生态共富的核心保障。
（二）多元业态融合与城乡空间融合协同机制的构建
在“两山”理念的指导下，“生态共富”的实践将乡村生态空间资源的多元性作为发展的核心载体，致力于整体系统性的业态开发和价值增值。这种发展模式超越了传统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劳动排斥和资本增密问题，转而注重生态空间资源在开发中的多功能性，能够实现在同一生态空间下“业态容积率≥1”的多元业态和谐共存，避免产业间的“挤出效应”。由此，乡村的生态产业化模式将进一步建构起融合地方性知识的多元业态体系，发挥乡村生态多样性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转化生态文化资源为富民动力，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构建多元业态融合与城乡空间融合的协同机制，旨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这包括促进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确保城乡资本要素的有效流通，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多元业态繁荣，使农民能够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发展收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具体而言，生态空间资源作为推动“三产融合”和“六产化”开发的载体和新兴业态的价值来源，其空间拓展性超越了传统产权分割的限制。这使得不同业态要素和城乡要素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内实现充分的整合与融合，构建起一个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产业链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整体收益。
此外，生态空间资源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赋予了其高度的政策协同性。在这一机制下，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当地的生态资源和产业结构特点，采取跨周期调节、耐心资本引入等多样化政策手段，在同一空间内有针对性地实施。这将确保农业的多元立体开发、农村的宜居宜业美化、农民共享县域产业的收益，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三）以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社为枢纽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
在生态共富的背景下，“三产融合”的立体循环绿色生产方式和相关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社作为多元主体协作的核心枢纽，不仅在构建多领域结构性合约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凭借其多重博弈特点和内部化功能，实现对村社全体成员的普惠覆盖。这一枢纽作用有效降低了空间资源开发中的交易成本与外部性风险，夯实了多元化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为实现生态共富目标注入了坚实动力。
第一，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基层农民经济合作社应转向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核心。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农民经济合作社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集体经济形式，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了市场风险。集中采购和销售农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统一推广农业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生态产品认证和推广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第二，过去十几年，政府在农村的大量投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设施性资产，但这些资产的价值并未完全实现，长期作为“沉淀成本”存在。在生态共富框架下，将政府投资形成的设施性资产作股交给村集体，带动村集体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以生产、供销和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社为枢纽进行整合和运作。村集体内部形成信用合作，组织分购联销的供销合作，带动公共服务，从而实现资源的更高效配置和利用，使生态资源成为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双重改善的关键驱动力。
浙江省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改革的相关文件。例如，《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明确了乡村资产经营的范围及权限的变革。此举旨在通过强化基层经济合作组织的功能，提升乡村资源的开发能力与价值显化水平，为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四）以法规制度保障生态共富的持续性
法治保障和制度创新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必须依托于法治的结合，使立法工作成为其持续推进的根本保障，提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法治建设应更深入地融入生态环境保护之中，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所有社会单位和个人保护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责任。生态化路径下的共同富裕同样依赖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框架的健全，这反映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内在一致性。
浙江省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展现了法规制度在生态共富中的保障作用。在制度设计方面，浙江省注重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全覆盖，形成了系统化的政策支持体系。第一，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灵活运用政策工具，出台了众多法规文本。这些文本覆盖了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并将其他重大战略与“千万工程”相结合，建立了推进工程的长效机制。第二，浙江省在实施“千万工程”时，通过行政法规明确了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责任。通过具体的规定和标准，确保了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执行。例如，在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和村庄绿化等方面，地方性法规对操作步骤、技术标准和责任主体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不仅确保了政策执行效果，而且提升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度，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四、基于“千万工程”案例的生态共富路径机制探索
“千万工程”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程是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更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官方公布的“千万工程”案例，深入探讨生态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以社会化生态农业模式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农民多元增收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承载着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使命，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但是，农业生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已经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当前，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资源日益紧张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双重约束，这迫切要求我们探索新的农业发展路径。
社会化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集体行动和生态保护，减少农业生产中的污染，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共同利益的维护。该模式重点关注循环立体式农业生产，其价值提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循环，通过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过程，促进经济效益的增长；二是内循环，通过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实现资源价值的提升与利用率的提高。此外，基于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创造新的供给和业态，实现农业的综合发展，即“第六产业化”。社会化生态农业通过节省生产要素的使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价值。它倡导城乡互动，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生态农业，构建“消费者即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技术创新，如物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农机的应用，是推动社会化生态农业的重要力量，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控性，拓展农业功能，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结合。因此，需要政府的多样化政策支持，包括补贴、技术推广和市场机制建设等，对于推动绿色认证、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提高生态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消费者信任，增强农村地区生态产品的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
以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的实践为例，该村通过建立数字化乡村模型，利用数据资源制定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实现多产业融合，引入创客中心、众创空间等项目，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推动乡村旅游产品的发展。2022年，村集体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805万元和5.7万元，展示了生态共富路径的有效性。
（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打造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形成乡村的有效共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理念强调，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物质生活的丰富，还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由于多样化的客观差异，社会中的个体在精神富裕程度上会具有差异。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在确保人民拥有充足的物质及精神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样化的方法来实现个体的全方位发展。而生态共富作为一种全新的共富模式，不仅涵盖了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和生态保护，也融入了文化传承的要素，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建设路径中，必须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此为基础打造精神文明。这要求当地政府、企业、群众等多元主体深刻理解本地生态资源的价值，并基于本地的生态与历史文化，发展在地化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教育。同时，通过城乡要素的交换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乡村共治效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双向互动，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通，实现城乡之间的互补与协同，推动市民下乡成为“新村民”，形成与原住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此外，通过本土化的文化传承与生态文明教育，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村内共治能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样板，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生态化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将生态化的共同富裕构筑于坚实的上层建筑支撑之上，打造“宜美宜居和美乡村”。
以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为例，该村通过“四议六步法”建立了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民主协商体系，充分保障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通过民主协商，解决了大量问题，获得了极高的解决率和满意度。此外，通过户主会议协商议事方式，完成庭院围墙的改造，以开放的乡村面貌加强了村民与游客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三乡人的作用，合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2022年，全村接待游客38.2万人次，村旅游公司营收突破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05年的6500元增长到2022年的5万多元，并且通过建立三级联动“矛调中心”和“共享法庭”，实现了村级事务全过程民主协商。
（三）以“就地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就地现代化”作为实现县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其核心在于摒弃传统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代化路径，转而倡导在农村内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旨在避免传统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县域经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增强农村地区的经济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为实现资源与空间的高效配置，该模式注重生态化理念与区域规划的深度融合，探索更加协调的发展路径。在县域空间利用层面，通过空间资源的生态化开发，推动县、镇、村三级规划统筹，实现多规合一。利用乡村生态优势，开发本地资源，通过“三变”改革和“双向转型”升级，实现资源转资产、资金转股金、农民转股东，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使农民更广泛享受生态要素红利以及产业增值收益。在县域经济层面上，实现生态空间资源的全域开发，推进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激活政府多年扶贫投资中形成的设施性资产与空间资源价值化的新战略结合，将产业留在县域，促进要素的自循环。通过县级平台公司推进形成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完成对生态资源的定价过程。城乡融合和县域经济结合的具体形式包括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多业态创新，以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和其他高附加值产业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促进百业兴旺，有效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推动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和产业链的延伸。
以浙江省嘉兴桐乡乌镇为例，该地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综合开发产业，为周边群众创造了大量就业创业机会，成为推动就业增收、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乌镇以生态保护为基础，恢复古镇面貌，首创“管线地埋”等高标准建设保护模式，整体开发旅游资源产权，不同区域错位发展，融入互联网、红色、戏剧等新元素。将旅游与城镇化融合，投入约8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5G全覆盖，并通过“乌镇管家”服务提升旅游体验。打造“乌镇人家”民宿品牌，吸引高端酒店入驻，带动周边地区劳动力就业。截至2022年“乌镇模式”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直接带动就业超过2万人，并被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23年，乌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586元，较上年增长6.6%。
（四）新质生产力有效嵌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济基础实现共同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经过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形成的生产力新质态，它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以及城乡深度融合的改革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为生态资源作为新生产要素推动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强调了生态空间资源要素的价值增量路径和价值量累积模式，展现了因创新动能和“比较优势集合”设置不同而出现的质效同步增长和几何级数增量积累的“跃迁”可能性。目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已成为科技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及应用的重点，为生态空间资源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成果。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导向，结合高新技术，创新性地配置生态空间资源，将其转化为新的先进生产力要素，可以呈现出与传统开发方式不同的几何倍增长收益；同时，通过科学赋能和技术驱动，显化生态产品价值，提升生态产品的自然增长率和价值转化效率，将创造出“先进技术+生态资源”的新质生态产品，有利于借助现代生态经济学原理与接口技术延展生态产品的全产业链，促进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与逐级增值，使乡村产业发展嵌入乡村生态系统、产品营销融入乡村社会系统，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农户发展利益的相互嵌入。
以衢州常山县“两山银行”实践为例，该县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整合生态资源，提升资源价值，对接市场主体，构建“资源整合、定价交易、价值转换”的生态价值实现平台，推动城乡共同富裕。通过“浙里办”平台，上线了“常山生态云脑”应用，整合12个部门的869项数据，实现生态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同时推出金融创新产品，优化抵押和质押的担保流程，突破农业产业链瓶颈，提升支撑力和竞争力。通过股权投资和品牌运作，培育本土品牌，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为实现生态化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两山银行成立至2022年，已经为17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收入1701万元。2023年，常山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266元，较上一年增长7.8%。
五、政策启示与讨论
浙江省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重要借鉴。然而，部分地区在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时，存在机械化模仿和脱离实际的问题，导致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表明，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不能简单复制，而需在深刻理解其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生态本底条件和发展阶段，探索实施路径。
第一，完善耐心资本投入机制，筑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同富裕经济基础。耐心资本（PatientCapital）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超越短期利益导向，注重长期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益。从理论内涵来看，它不仅是一种金融工具，更是一种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表达，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它要求投资者具备对自然生态修复周期的耐心、对产业培育周期的耐心和对社会价值实现周期的耐心。在农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耐心资本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其能够有效弥合市场失灵。由于生态产业具有正外部性强、投资回报周期长（通常需要10-15年）、风险收益不对称等特征，传统逐利性资本往往表现出“市场冷漠”。因此，构建系统化的耐心资本投入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创新财政金融工具（如生态信托基金、绿色债券等），发挥杠杆效应；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资本信心；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形成“资本耐心”；构建跨周期考核体系，确保投资连续性。这种耐心资本的投入机制，本质上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协调。通过耐心资本的持续投入，不仅能够夯实生态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第二，优化空间生态资源的资本管理。空间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形态，其资本化管理与传统可移动资源（如木材、稀土等）存在本质区别。空间生态资源是生态资源与地理边界、产权边界相结合的产物，其功能高度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特性决定了其价值实现无法通过物理转移或市场交易直接完成，而必须依托于资本运作的创新模式。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空间生态资源在地化特征使其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但其价值形成机制与传统商品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商品的价值通常由供需关系调节，而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则更多地体现为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积累和释放。这种价值特性赋予了空间生态资源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长期收益保障，使其成为资本运作的理想标的。但在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其价值显化的同时，还需要确保资本运作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性以避免因短视行为导致生态退化。为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资本管控与公益模式的有效结合。
第三，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化途径。生态共富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转型的统一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显化生态产品的多元价值，构建坚实的生态经济基础。这一过程需要实现“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GDP的双向高质量转化和扩增”，即在生态保护中创造经济价值，在经济发展中提升生态效益。生态共富的关键在于通过“两化”（即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化，并依托业态创新和技术赋能推动其价值显化。具体而言，政府应引导社会多元主体探索多元转化途径，包括生态产品认证、生态标签、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以及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融合模式。同时，需建立配套制度，将政府投资形成的生态资产价值显化为生态产品价值，并纳入经济大循环体系。这种转化不仅能够激活存量生态资产，还能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阶段转型，最终构建起可持续的“缩差共富”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
第四，关注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推进生态共富。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呈现显著的“三级台阶”特征，加之五大气候带并存交错，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本底条件。这种空间异质性决定了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推动生态共富必须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揭示了不同地区都可以立足自身生态禀赋，探索符合区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从而实现区域性共同富裕。各地政府需基于生态本底状况，科学选择生态化的共富路径。
【作者： 温铁军、逯浩、李海涛。其中温铁军系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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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骅琛；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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