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李玉雯 每经编辑：张益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助力。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及绿色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
截至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超4.1万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转型金融也得到业内认可，但依然需要在标准体系建设、风险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完善。
标准体系需不断完善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走在世界前列，绿色信贷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跃居全球首位。
截至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52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2.25万亿元和12.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5%。
此外，截至2024年末，绿色债券累计发行4.1万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累计发行1.7万亿元，为金融机构投放绿色信贷提供了稳定资金来源。
尽管绿色金融的发展规模世界领先，但当下我国的绿色投融资仍持续存在巨大资金缺口。有权威数据显示，我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从2024年到2060年，需要资金超268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弥补资金缺口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而要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离不开完善的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范小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需要构建并不断完善科学、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此为基础形成绿色金融供给的标准化体系，这将引导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商道融绿研发总监、ESG专家吴艳静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金融标准可以分为多个层面，主要包括绿色分类目录、绿色投资标准、绿色金融产品标准和信息披露标准等。
她指出，在分类目录方面，我国已经发展得较为全面。发改委牵头发布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的良好实践基础上，突出低碳转型的核心方向，全面响应双碳目标。在具体的绿色金融产品方面，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债券已经分别有相应的统计办法或分类目录，《碳金融产品》标准（JR/T 0244—2022）也规定了碳金融产品分类和碳金融产品实施要求。在信息披露方面，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提供了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披露的形式、内容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原则要求。
“但绿色投资标准体系仍处于发展阶段，尚在不断完善。”她进一步表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确立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架构，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并要求推动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此后，围绕绿色基金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标准逐步出台。2018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绿色投资指引（试行）》对绿色基金的界定、信息披露、投资运作等方面均有所涉及。
此外，区域层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在2022年发布的《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要求特定基金管理公司在环境相关报告中披露绿色基金信息，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层面的绿色金融实践。
从激励机制来看，吴艳静表示，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发展快速，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有10个，而地方层面的绿色金融示范区则超过40个，这些地方都为当地的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激励政策，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绿色金融发展。从中央层面来看，碳减排支持工具是货币政策工具中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截至2024年6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5478亿元，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1.1万亿元，覆盖市场主体6000多家，带动年度碳减排量近2亿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向低碳轨道转型。
风险管理面临挑战
《指导意见》提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管理，强化绿色金融数据治理，防范“洗绿”“漂绿”风险。
吴艳静对记者表示，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管理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监控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方法尚未成熟，环境风险复杂性较高，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目前尚未有权威方法进行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以供金融机构参考；
二是环境数据缺乏，由于环境和气候数据复杂性高、不完整、核算标准不一等，制约了金融机构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
三是绿色新兴技术风险高，绿色项目常涉及前沿技术（如清洁能源），技术成熟度低、市场接受度有限，增加投资不确定性；
四是绿色项目周期风险，绿色项目（如生态修复）投资回报期长、盈利能力不确定，易引发融资杠杆过高和流动性风险；
五是系统性风险传导，绿色转型中部分行业（如新能源）快速扩张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或政策转向风险，并通过产业链传导至金融体系；
此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缺乏环境风险评估专业人才，对绿色技术识别能力有限；成本较高，绿色项目监测、评估及管理需投入大量资源；市场认知程度不高，绿色金融产品认知度低，小微企业绿色需求识别困难，基层业务推动意愿弱等风险。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提到，应鼓励银行机构探索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推动典型区域针对气象高敏感行业领域率先开展压力测试。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一些银行机构正在不断推进气候风险管理实践。例如，工商银行在国内大型银行中首个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推进气候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报告、缓释控制和研究分析，不断提升自身气候风险管理能力。
此外，就业内关注的“洗绿”“漂绿”风险，吴艳静对记者表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防范：一是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界定标准，可以防范不同市场参与方对绿色和转型定义的误解；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包括绿色产品的定义、使用的绿色投资策略、募集资金用途、项目环境影响等，并确保披露的持续性和真实性；三是加强第三方评估认证，包括对绿色金融产品使用的绿色定义、绿色投资策略、募集资金用途、项目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认证，增加市场对绿色金融产品的信心。
银行机构也在积极行动规避此类风险。例如，江苏银行自主研发了“苏银绿金”绿色金融专业化系统，实现绿色业务智能认定、环境效益自动测算、绿色客户分层分类，有效防范“漂绿”“洗绿”风险。
转型金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去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要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人民银行也明确将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并正在研制重点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
吴艳静认为，转型金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预计我国市场将逐步建立转型金融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配套更多的市场激励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多年再提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预计将促进绿色贷款等绿色投融资规模的增长，ESG资产规模将继续增长。绿色转型也将有利于碳金融、绿色股权融资、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的发展。”吴艳静对记者表示。
谈及当前转型金融面临的难点，吴艳静认为，存在转型金融标准体系不完善、基础信息不足等风险。另外，高碳项目普遍存在资产负债率高、盈利能力弱的问题，导致转型金融风险控制成本更高。
“目前，激励机制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获得的激励政策还较少，这也与转型金融标准尚未出台有一定关系。金融机构也面临‘假转型’‘碳锁定’风险，即企业借转型名义获取资金却未实质性减排。这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吴艳静说道。
她进一步提到，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发布了地方的转型金融标准，金融机构可以先参考这些内容进行转型金融活动的开展。另外，也可以利用市场已有的成熟工具，如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转型债券等进行投资活动。
记者注意到，多地相继推出了转型金融标准，如《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重庆市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录》等。“转型金融+”形式的跨界合作产品也在陆续推出，例如中国太保与上海农商银行创新落地全国首笔化学工业领域“保险+转型金融贷款”，首次实现银行和保险机构在转型金融领域的跨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