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演义》中引人注目的一节，它甚至被作为一句俗语流传下来，该书在第九十六回中有很精彩的描写：
“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丁宁告诚：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后，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予禄粮，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
马谡遭斩的直接原因是他丢掉了战略要地街亭，陷蜀军全局于不利的境地，致使诸葛亮北伐失败。此系历史铁案，没有必要再说三道四。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其中还有一些应弄清楚的问题。
街亭之失到底该由谁负责？马谡该不该斩？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杀马谡？甚至马谡到底斩了没有？
一、街亭之失，谁应负主要责任？
诸葛亮为何十分重视街亭？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街亭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从方志记载看，在今陕西的略阳、凤县和甘肃的天水、庄浪等七个县市，都有关于古街亭的文字。而且有关地形的描述和罗贯中小说中的说法均极相似。
其中比较可信的位置是：街亭古战场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陇城镇附近。《辞海》称：“（街亭)故址在今甘肃省庄浪东南陇城镇。”其实这是同一个地方。
据《太平寰宇记》：“街泉亭，俗名汉街城，即马谡败绩处。”从《汉书·地理志》来看，西汉初期就在这里设置了“街泉县”，因街中有泉而得其名。到东汉末年，此处降县为亭（管辖区域约十里范围），简称为“街亭”。
这里有一条清水河，两侧群山土岭连绵，看起来地形虽然并不险峻，但在东汉时期却是关中通往陇右天水的一条必经之路，土山可为塞阻，控扼秦陇古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兵北伐，势头锐不可挡，魏明帝惊恐不已，命大将曹真、张郃领军前往抵挡，他自己则坐镇长安，密切关注这场战事。诸葛亮选派参军马谡为先锋，以王平为副将；带领二万五千精兵镇守街亭。
临行前夜，又再三叮嘱马谡：街亭为冲要之地，只要牢牢守住，就是攻取长安的第一功劳。马谡自恃熟知兵法，违背诸葛亮的节制，不在山下扎寨，却到山上安营。王平再三劝阻，马谡不为所动，只分五千兵士到王平帐下，想居高临下，大败魏军。
不想张郃很快赶来，切断水源，沿山放火，蜀军大乱，局面失控。马谡不得已带上几个残兵，匆匆向山西逃奔。王平兵少将寡，无力救援，只能眼睁睁看着街亭丧失。此役一败，诸葛亮北伐失去了有利据点，陇右三郡得而复失，一出祁山宣告失败。这位神机妙算的蜀相，只好挥泪斩了马谡，他自己也上表请求自贬三等，垂头丧气地退回汉中。
马谡丢掉街亭，关系重大，罪在不赦，作为败军之将，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有人认为，不能只把责怪的眼光停留在一个先锋官身上，应从更深层次去分析失败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
第一，他违背先帝意旨，错误重用马谡。刘备早就察知此人志大才疏，难当大任。临终前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受戒而不在意，明知不堪大用而偏用。不仅忘记了刘备的告诫，也不听群众意见。
《三国演义》对此记载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廷、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结果一着走错，满盘皆输，诸葛亮误用大将；难辞其咎。他本人在《街亭自贬疏》中也认识到了这点：“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尖，咎皆在臣授任无方。”
第二，马谡抢占有利地形，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又分兵五千给副手王平，形成互为犄角之态，以便互相接应。这从兵法理论上来说，并无大的不妥。而诸葛亮的大军并不遥远，他只算稳胜，不计意外，忽视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变化情况。当马谡独力难支时应尽快派兵接应，相反，他稳坐大账，滞留祁山，坐看马谡失败。诸葛亮难逃其咎。
第三，诸葛亮不善于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犯了军事家之大忌。当时，魏军以曹真抵御赵云以救眉城，以张颌领兵五万西拒孔明，主要任务就是抢占街亭。
从表面看，张颌的兵力无法与诸葛亮的主力抗衡，但在街亭方面却对马谡形成绝对优势，即便他在山下扎寨，也难守住阵地。因此，街亭之失从表面上看是马谡打了败仗，但致败的根源却在诸葛亮身上，他应负主要责任。
二、马谡该不该被杀？
诸葛亮北伐，是关系蜀国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当时形势看，建立蜀汉政权的几个元老都已谢世，新生力量尚未成长起来，蜀国已现走下坡路的趋势。
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主动，诸葛亮不得不倾全蜀兵力北上伐魏，并一度出现了“反魏应亮”的大好形势，顺利占领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战争再向纵深发展，街亭决战成为关键：成则据此长驱，陷魏军于被动；败则难出祁山，全军退回汉中。
马谡作为蜀军大将，当然明白这一仗的分量。为此，他抱着必胜的决心，特地向诸葛亮立下军令状，表示如果失败“乞斩全家”，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决心并不一定等于胜利，马谡只是纸上谈兵的好手，他死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条，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很快就打了败仗。
追究他的失误，一不服从诸葛亮的节度，二不听信王平的劝阻，三在危急关头弃阵逃跑。如此丧师误国的弥天大罪，理当明令以诛。
虽然马谡尽管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情有可原，罪不当杀。其理由是：
马谡只当过县令、太守和参军一类的官职，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更无打大仗的实践，猛然让他“统大众在前”，担子过重，又恰恰遇上兵力倍于自己的强敌，难免要打败仗。此其一也。
作为战场上的主将，应有临阵处置之权，完全有理由根据当时的地形、地物和敌人态势决定作战方针，灵活布置兵力。马谡制定的“舍水上山”、“下不据城”等策略是具体应变的做法，不能算是违抗上命，也不是不服从诸葛亮的节度，这是他自己应有的权力。此其二。
街亭失守之后，马谡逃跑不假，但他没有叛变投敌，而是主动跑回大营，并及时承认了错误。他的这种做法，使“十万之众为之垂泣”。如果马谡一定该杀，全军官兵何以不明此理？何来感泣之情？诸葛亮一定要将其斩首，无非是要转移失败情绪，借以弱化责任，一出祁山就杀大将，实在太可惜了。此其三也。
马谡确有言过其实的毛病，但他毕竟是个杰出人才。《三国志》卷三十九说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到诸葛亮南征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计策就是他提出来的。
结果“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看来马谡在战略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不仅如此，他还为蜀国立过一大功劳：曹睿继位以后，“司马懿提督雍、凉等处兵马”，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闻讯忧虑，马谡这时献了反间计，使曹睿罢了司马懿的官。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竟眉飞色舞地说道：“今既中计遣贬，吾有何忧！”可见马谡被诸葛亮器重并不是偶然的。
何况，当时蜀国人才较少，马谡就是犯有大错，也应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不该“戮谡以谢众”，把他轻易杀掉。此其四也。
另外，街亭失守之后，与马谡一同遭斩的还有将军张休和李盛。退一步说，就算马谡其罪当杀，只杀首要分子足矣，何以还要连累马谡以下的将领？可见，他们的被杀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三、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斩马谡？
街亭之败，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追究马谡的责任是必要的。诸葛亮向来谨慎小心，不会意气用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这种痛苦的决心呢？
这就要看马谡是灵活用兵，还是有意抗命？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需要灵活处理。但这种灵活应该很好地加以把握，至少不能导致失败，更不能影响大局。诸葛亮千里用兵，大举北伐，在战略上是作了精心布置的：他自己带领主力部队以马谡为先锋，打出祁山，寻机与魏军决战；以赵云、邓芝为侧翼出箕谷，意在引诱曹真主力就范，然后聚而歼之。这种部署很有战略眼光，是正确决策。
对于街亭防御作战，诸葛亮精心作了安排。虽然没有看到他签发的作战命令，但从《三国志·诸葛亮传》可以看得出来：“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合所破。”
他在给后主上表时也说：“（谡）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乏阙，箕谷不戒之失。”这里的“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以及“违命”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国志·王平传》说到了一些：“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大败于街亭。”
马谡的对手———魏军大将张郃的本传里也说：“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显然，这里的“含水上山”、“下不据城“是导致马谡战败的重要原因。
对于战场上水的重要性，马谡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他的上级诸葛亮在《治军》篇中多次向将领们告诫“渴于躬井，劳于烦扰”是作战行军的大忌，叮嘱他们“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不可频繁调动部队。而马谡明知山下有河，街中有泉，一旦被人控制，就会不战自乱。他自作聪明，公然违抗命令，既非正确的临机处置，也非不可避免之败，因此，诸葛亮不得不将马谡处死。
马谡是主动投案，还是惧罪逃跑？
对于街亭之败，马谡没有推诿责任，向诸葛亮主动作了检讨。但有资料表明，这都是他归案以后的事。作为统兵主将，面对战场溃败，不是主动收拾残局，尽量减少损失，而是弃军潜逃，招致更彻底的失败，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
《三国志》王平本传载：蜀军一败，士兵奔逃，只有王平带领千人鸣鼓自持，稳住阵角。张郃怕有埋伏，没有向前进逼，避免了蜀军覆没的命运。由此看出马谡早已不见踪影。
那么，马谡是否主动投案？事实也非如此。他一个或率几个亲信逃亡，要投奔大营当会更快，可是直到弄清战场情况还是不见马谡归来，说明他未及时投案。
据《三国志·向朗传》载，此人与马谡私交甚厚，“马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罢官还成都”。按《蜀律》规定，战时逃亡捉住也要杀头，马谡作为主将，不听指挥，招致失败，复又逃亡，罪上加罪，焉能不加严厉制裁？
马谡能否原谅，还是罪在必斩？
不能否认，马谡虽然言过其实，好为纸上谈兵，但他长于战略谋划，只能当参谋，不宜为主将。诸葛亮平时对其过分赏识，特别是“违众拨谬”，助长了他的骄傲情绪，以为自己真是无所不能的全才，以至在战斗部署上死守教条，招致本可避免的惨败，造成恶劣影响。
而且从诸葛亮一贯的治军思想来看，要求极严，赏罚分明。他在《斩篇》中曾明确规定：“犯令者斩”、“不从令者诛之”、“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马谡的罪行都该杀头。
当然，杀一大将确实可惜，特别在人才稀少的蜀国更是如此。会不会有人讲情呢？据《三国志》马谡本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当时蜀国的丞相长史兼后勤部长蒋琬就劝诸葛亮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一声长叹，流着泪说：“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结果还是坚持杀了马谡。
作为诸葛亮来说，一则有愧于先帝的重托，错用了不堪大用的马谡；二则他本人”与马谡的关系甚好，马谡死了，诸葛亮同样也要落泪。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珍重这位蜀相的宝贵感情，适当加以渲染，让他挥泪斩了马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