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人群有组织地施行种族灭绝，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黑暗的一页，而作为主要的事件发生地，奥斯维辛集中营俨然成为了大屠杀的象征，也是人间炼狱字面意义上的现实存在。正因如此， 英文里有个说法，“ The Birds Don’t Sing at Auschwitz”，在奥斯维辛连鸟儿都不再歌唱。
然而，奥斯维辛及其周边不仅有鸟儿的鸣叫，该集中营的一个党卫队看守还曾对当地的鸟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甚至由此得到了绰号——“奥斯维辛鸟人”（ Birdman of Auschwitz ）。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个营区
展开下文之前，请先允许介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悍然对波兰发起了闪击战（也标志着二战的正式爆发），至10月初即大致占领该国全境。随着纳粹暴力机构在波兰占领区上抓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已有的拘禁场所也变得愈发不堪重负。1940年4月27日，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 einrich Himmler ）下令开始建造奥斯维辛集中营，地点选择了位于第三帝国所控制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波兰西南部小镇 奥斯维西姆（O święcim ） ，而随着纳粹的侵占，当地地名也德语化成为了日后令人谈之色变的奥斯维辛（ Auschwitz ）。
奥斯维辛集中营地理位置示意，黑色指第三帝国及其仆从国（含法西斯轴心国之一意大利），灰色则指纳粹占领区，引自 Państwowe Muzeum Auschwitz-Birkenau 2010
奥斯维西姆镇及周围八个村庄的居民被党卫队全部强制驱逐，约占当地人口总数60%的犹太人有很多被押送至德国境内参与强制劳动，还有三百人被押往附近参与建设集中营。很快，依托 奥斯维西姆原有的波兰军营就建立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号营区），并在1940年6月14日接收了第一批728名波兰囚犯。随着纳粹德国东部战线的不断推进，送到奥斯维辛的囚犯数量迅速增加，1号营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
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以确立了所谓“最终解决方案”，大屠杀机器无情的齿轮开始徐徐转动。当年3月，希姆莱亲自划定在距奥斯维辛两公里之外的布热津卡镇（B rzezinka ）建立第二座集中营，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号营区（地名也已德语化为Birkenau，比克瑙）。这是个纯为大屠杀而建的灭绝营，因此该人间炼狱也常常被合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 - Birkenau ）。
1942年，纳粹又在不远处的莫诺维茨（M onowitz ）建起了3号营区，该区域由当时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IG法本（IG Farben）掌控，主要强迫囚犯进行水泥、橡胶等生产工作。
从1940年6月1号营区启用，至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解放，据估计先后有约130万男女老幼受迫害者被关押于奥斯维辛的三个营区（奥斯维辛、比克瑙和 莫诺维茨）及其附属区域，至少有110万人在此罹难，包括100万犹太人、7~7.5万波兰人、2.1万罗姆人（吉普赛人）、1.4万苏军战俘和1~1.5万其他欧洲国家人士。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建立的规模最大、杀害人数最多的一个，是罪孽深重的种族灭绝计划里重要的一环，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其中，灭绝营比克瑙尤为令人发指，这里的四座毒气室实行工业化流水作业，每座毒气室每天能以 齐克隆B （Zyklon B，氰化物毒剂）屠杀6000人之多，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工厂” 。读到这里，看到这些冷酷的令人齿寒的数字，相信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在奥斯维辛连鸟儿都不再歌唱”的说法。
“劳动带来自由”（A rbeit macht frei ），许多纳粹集中营入口上方都有这句话，引自 Państwowe Muzeum Auschwitz-Birkenau 2010
鸟类学家
接下来，该 “奥斯维辛鸟人”登场了。1908年9月28日，德国萨克森州沃尔德海姆的一个造纸商家庭迎来了第八个孩子—— 京特·尼特哈默尔（ Günther Niethammer）。少年京特在州府德累斯顿（Dresden）上学期间发展出了对于鸟类和哺乳类的浓厚兴趣，尤其喜好通过手里的猎枪和望远镜去认识自然世界。18岁时，他就只身前往德国在非洲西南部的殖民地（今纳米比亚），并完成了骑摩托车穿越卡拉哈里沙漠观鸟旅行的壮举。
非洲之行过后，京特于1927年到大学城 图宾根（ Tübingen）学习动物学，两年后又转到了离家更近的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业。1932年，年仅24岁的京特就在莱比锡通过对鸟类肌胃结构的解剖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加入了德国鸟类学会（ Deutsche Ornithologen-Gesellschaft，DO-G），并被引荐给了时任主席 （ Erwin Stresemann 1889-1972 ）。 施特雷泽曼正在为计划之中，且已经为一战所拖延许久的煌煌巨著《德国鸟类学手册》（
Handbuch der Deutschen Vogelkunde）寻找合适的主编人选，他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所需经费也早就到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一个合适的人来挑大梁了。
参加在慕尼黑举办的第68届德国鸟类学会年会时的施特雷泽曼（居中右 手持烟者） ，他后方抱着外套的就是京特，引自 Nowak 2018
年轻且勤奋的京特显然给 施特雷泽曼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量，1934年学界大佬正式向还不到30岁的京特抛出了橄榄枝。他邀请京特到柏林自然博物馆来参与编写工作，并允诺京特将会是署名第一的著者。天赐良机不容错过，京特受宠若惊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更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身繁杂的工作。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不负众望的京特完成第一卷的编撰和出版，该书得到了国内外鸟类学界的广泛好评。
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京特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就在首卷出版的同一年，他受聘成为了波恩柯尼希动物博物馆的鸟类研究馆员。也是在这一年，他申请并获准加入了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对于29岁的年轻鸟类学家来说，稳定的工作，继续参与编写重要的鸟类学著作，幸福的小家庭， 前途看起来就是一片光明呐。
然而，1937年的世界早已危机四伏。深度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纳粹德国空军在4月26日摧毁了格尔尼卡，空袭后的惨状刺激毕加索创作出同名的不朽名画。而在遥远的东方，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则挫败了侵华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这一年，距离空前血腥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只有两年之遥。
《格尔尼卡》，毕加索
林雕记录
当京特正在踌躇满志地为 《德国鸟类学手册》第三卷而努力的时候，战争爆发了。不过，他的事业非但没受到影响，反而还向前更进了一步，1940年4月1日被任命为历史悠久的维也纳自然博物馆鸟类研究馆员。大战元年的他笔耕不辍，甚至还跟人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福建鸟类的论文，报道了由 柯尼希动物博物馆的昆虫学家约翰·克拉佩里希（ Johann F. Klapperich）自福建采回的标本。
文中记载1938年5月7日在武夷山北端挂墩采集到的1只林雕，也即后来郑作新先生在《中国鸟类分布目录·1. 非雀形目》（1955）所引述的文献出处。1938年的这笔记录之前，国内只在海南岛中部（1899年4月8日）和台湾岛西南部嘉义（1935年8月）有过两笔标本记录，换句话说，挂墩的林雕标本不仅是福建，也是大陆地区的该种首次记录。
Waffen-SS
然而，没人能假装如火如荼的战事并不存在，或是出于爱国热情，但更像是看到了到被征服土地上拓展事业的可能，京特自愿报名参军。尽管持有飞行执照，他却先后被陆军和空军以年龄原因拒之门外。后来的分析认为，这些决定更可能是出于德意志军队不大愿意征召学者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的传统。“报国无门”的京特最终于1940年5月申请加入了武装党卫队（Waffen-SS）。
武装党卫队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由他亲自下令成立的卫队，在当年9月被正式称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其本质上就是直接听命、服务于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每个新加入者都必须宣誓效忠于元首，京特自然也不例外。
出于对其教育背景和年龄的综合考虑，京特博士没有被编入投入前线的战斗部队，而是担负驻扎后方的守备任务。1940年9月底，他被分派到了波兰西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看守营区大门。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 Rudolf F. F. Höss）。
京特抵达奥斯维辛不久拍摄的照片，引自 Nowak 2018
两个纳粹
跟京特相比，赫斯无疑是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忠实拥趸，他将掌管奥斯维辛视为向元首效忠、为纳粹事业尽力的良机，发自内心地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赫斯竟被他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上级认为是软弱之人，在赫斯亲手枪杀了奥古斯特·迪克曼（ August Dickmann 1910-1939）之后不久，便被上级推荐到筹建中的奥斯维辛去工作。
奥古斯特·迪克曼出于良知和宗教信仰，拒绝参军服役而被捕，成为纳粹德国杀害的第一位拒服兵役者和殉道者，引自Wiki
根据此前在其他集中营的经历，赫斯暗下决心要将奥斯维辛打造成一个更好更具效率的地方。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手下跟心中的宏愿并不相匹配。他将集中营的看守和工作人员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在他看来就是纯粹的恶人，社会渣滓，以对囚犯施暴为乐；第二类，也是为数最多的，则是些碌碌无为，唯命是从的庸人；第三类，赫斯给予的评价最高，认为是品德优良，富有教养的人，但也觉得这样的人容易对囚犯狠不下心来。
赫斯的观察不无道理，他在奥斯维辛的同事从前期的700多人，扩张到后期的超过3000，这当中的多数都没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唯唯诺诺，缺乏使命感，难有共同语言。而那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基本又集中在医务部门，跟赫斯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算太多。
初到奥斯维辛的京特也被眼前所见感到震撼，跟他过去所结交的那些学界精英迥然不同，同事们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粗鲁、野蛮和对囚犯肆意妄为的暴行。战争的残酷，叠加阶层差异，以一种另类而怪诞的方式冷冰冰地怼到了京特的脸上。
周围的自然环境，却与人世间的荒诞形成了强烈的鲜明对比。奥斯维辛处在一片水草丰茂的平原，北面和西面还有着成片的森林。夏天的繁殖季，水塘边的茂密芦苇丛当中有跳上跳下的大苇莺（
Acrocephalus arundinaceus）和水栖苇莺（
A.
paludicola），水面的浮巢里则是凤头 䴙䴘（
Podiceps cristatus）和黑颈 䴙䴘（
P.
nigricollis）忙忙碌碌的地方，森林里则活跃着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好几种啄木鸟和苍鹰（
Astur gentilis）。若非远处若隐若现的高大（焚尸炉）烟囱和空气中时不时弥漫的不祥气味，这里跟其他中欧的湿润草地并无二致。
郁闷的指挥官，格格不入的鸟类学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却对所处环境同样有着种种抱怨的赫斯与京特，最终结成了一种微妙的集中营友谊，甚至可以说有那么些惺惺相惜的意味。1941年3月末，赫斯批准了京特提出调换工作职责的申请，准许他开始对奥斯维辛地区的鸟儿开展研究，并为当地的德国子女学校收集鸟类标本。
献给赫斯
京特在奥斯维辛的鸟类研究并没持续太久，1941年末他提出申请并被批准调离,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下属的科研部门，再被派驻至希腊开展工作（也算圆了他最初想要参军时的愿望吧）。1942年，他发表了论文《奥斯维辛鸟类区系观察》（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Vogelwelt von Auschwitz (Ost-Oberschlesien)），在论文的开头表达了对于赫斯的感谢。他在文中共记载了在当地方圆约4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125种鸟，其中非雀形目67种，雀形目58种。
他记录到了11种猛禽，包括2种鸮（短耳鸮
Asio flammeus和就生活在营区内的纵纹腹小鸮
Athene noctua）、3种隼（游隼
Falco peregrinus、燕隼
F. subbuteo和红隼
F. tinnunculus）、2种鵟（欧亚鵟
Buteo buteo和）、2种鹞（和白尾鹞
C. cyaneus），以及2种鹰（苍鹰和雀鹰
Accipiter nisus），还专门提及当地记录的繁殖猛禽很少，可能是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奥斯维辛附近的池塘，京特记述 凤 头 䴙䴘 、黑颈 䴙䴘和红头潜鸭等水鸟在此繁殖，引自 Niethammer 1942
罪恶滔天的第三帝国注定不会长久。1943年2月，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军兵败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在东线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差不多又一整年之后，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挽救幸存者的生命，波兰解放区内的医务工作者被紧急征调前往奥斯维辛。当中有位叫安德热· 扎奥尔斯基（ Andrzej Zaorski）的年轻医学生被自己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一是集中营内屡见不鲜的巢箱，看起来是为了给生活在营区内的雀形目洞巢鸟准备的；二是在赫斯的指挥官办公室内，他在打开的保险柜当中找到了一份讲奥斯维辛鸟类的论文（即上面提的），还有作者签赠给赫斯的字迹。与集中营内比比皆是的惨绝人寰形成的鲜明对照，让这两个跟鸟相关的点给安德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京特想必对赫斯的支持心怀感激，论文里的感谢和纸质版上的题签即是明证。他又是如何看待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呢？虽说并非直接参与施暴的看守，但他每天耳濡目染的必定有看守及囚犯头子对其他人的恶行。虽说 比克瑙是在京特离开之后才开始建设运营，但早在1941年就有人在奥斯维辛被用毒气杀害，他对已经和即将的惨祸很难充耳不闻。
遗憾的是，战后京特对自己当年那段经历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或许接下面的这个片段，留下了窥见他当时心理活动的蛛丝马迹。在1941年或1942年，京特曾拜访过住在附近的医生 奥托·纳托普（Otto Natorp），一位对鸟类抱有浓厚兴趣的同好和技艺精湛的标本师。据奥托的女儿回忆，京特在进屋之后的起初半个小时内一言不发，显得不安而哀伤。
奥托一生制作了约3000号鸟类标本，大多数都采集自跟奥斯维辛同处一个区域的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引自Schulze-Hagen K. 1997
不要忘记
战争的末期，京特被编入战斗部队参与了在萨克森州的行动，1945年5月，他在鸟类学同行理查德·海德尔（Richard Heyder）的帮助下，脱下制服换上便装，骑着辆自行车开始逃往德国西部，远离苏军推进的阵线。
1946年2月初，京特最终决定向驻扎在波恩的英军安全部门自首，在被羁押审查数月之后，当年的11月22日被遣送到波兰。1947年11月11日，在被关押了近一年之后，京特跟其他一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看守等来了正式审判，他受到三项指控：1. 身为武装党卫队成员；2. 在集中营担任了持枪守卫；3. 对集中营内发生的状况有清楚认知。1948年3月4日，克拉科夫地区法院判处京特入狱8年，受审的奥斯维辛同僚最轻者被判了5年，最高则被判10年刑期。
京特被英军羁押时的记录照，他的编号为410448， 引自 Nowak 2018
京特及家人都认为量刑过重，开始了上诉，他专门提请法庭找寻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扬·格伦贝茨基（ Jan Grębecki 1908-1945？），指出自己曾请扬做助手，帮忙制作鸟类标本，也对扬多有照顾。若能请到扬来作证，应该能得到有利于京特的证词。然而，波兰方面并未对此请求做出回应。据后来研究者的考证，扬的记录到1944年就戛然而止，他很有可能是在盟军于1945年5月3日空袭吕贝克港的时候，在被击沉的商船
Cap Arcona
Thielbeck号上遇难。
1948年秋上诉被获准，波兰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了案件，京特在1941年末主动申请调离奥斯维辛被视为重要的证据，法官认为此举表明京特在清楚知晓集中营的所作所为之后，寻求离开是个积极的举措。当年12月7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减刑至3年，并且将京特从1946年9月29日被羁押开始的时间都计入刑期。1949年11月14日，重获自由的京特抵达汉诺威，回到了德国。第二年初，他返回柯尼希博物馆工作。
然而，奥斯维辛的经历终成京特相伴余生的梦魇，论资历和能力他完全够格出任博物馆的馆长，但这一天永远没有来到。1967年，他被推举为德国鸟类学会的主席，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有要他辞任的声音响起（原因自然不言而喻）。大概在同一时间段，他接受了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奥地利作家 赫尔曼·兰贝因（Hermann Langbein 1912-1995）的采访。之后，赫尔曼在自己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据英译本翻译）：
“那些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牵连不大的人的反应，与那些跟奥斯维辛深度绑定的人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京特·尼特哈默尔教授在当时被赋予了一项非常特别的任务。作为一名鸟类学家，他成了被派驻奥斯维辛的党卫队，以便观察周围沼泽地中生活的鸟类。他并不否认自己知晓囚犯们的遭遇，但他后来即声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他还宣称只要有机会就给囚犯们分发面包和烟草，并且转到了看不见囚犯的哨位。尼特哈默尔教授就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奥斯维辛问题。战争结束之后，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再不去关心奥斯维辛‘轶事’。”
或许是直面当年受害者的采访，令京特想起了什么不愿回忆的过往，他在这之后不久有了次心脏病发。不到七年之后，京特在波恩附近的一次独自狩猎旅行中死于心肌梗塞，享年65岁。
赫斯的绞架
对了，别忘了指挥官赫斯。战争结束后，这位曾经心高气傲的集中营刽子手携家人隐姓埋名藏到了德国和丹麦边境附近的 戈特鲁佩尔（ Gottrupel），竟也成功躲避追捕将近一年。1946年，英军安全部门负责追捕纳粹战犯的探员经过数月的缜密调查，最终定位到了赫斯的妻子。六天的审讯攻势之后，她最终交代出了赫斯的藏身之处。当年3月11日晚间，全副武装的英军抓捕人员出现在了赫斯面前。
1946年4月15日，赫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被羁押和等待判决期间，赫斯写了一本回忆录，为人们深入了解奥斯维辛的罪恶留下了详尽史料。不知是不是出于对京特的保护，赫斯在回忆录当中完全没有提及鸟类学家的名字。
赫斯在1947年3月11日被引渡到波兰华沙接受审判，并在当年4月2日被判处死刑。两周之后，赫斯在奥斯维辛被执行绞刑，那副绞架距离指挥官和家人当年的住所不过百米之遥。
今年1月27日，是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的日子。这天，一些当年的幸存者和亲属回到奥斯维辛参加纪念仪式。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然年过九旬，对许多人而言，这大概就是最后一次重返历史现场了吧。
当下，除了铭记世上曾有过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间炼狱，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须 扪心自问，若有一天要去面对那些非人的要求、指标、任务和命令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作何选择？
参考资料
艾仁贵，等. 2022. 奥斯维辛国家纪念馆与战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记忆的争夺. 外国问题研究，(3): 96-106.
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 著[波兰]，毛蕊 译. 2023.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northamptonshire-66875251
Jordans A., Niethammer G. 1940. Eine Vogelausbeute aus Fukien.
Verhandlungen
der Ornithologische Gesellschaft in Bayern, 22 (1): 98 – 136.
Langbein H. 2004 (英译本). People in Auschwitz.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Milton N. 2024. The Birdman of Auschwitz: The Life of Günther Niethammer, the Ornithologist Seduced by the Nazis. Pen & Sword Books Ltd., Barnsley, UK.
Niethammer G . 1942.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Vogelwelt von Auschwitz (Ost-Oberschlesien).
Annalen des Naturhistorischen Museums in Wien, 52: 164-199.
Nowak E. 1998. Erinnerungen an Ornithologen, die ich kannte.
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 139: 325-348.
Nowak E. 2018. Biologists in the Age of Totalitarianism: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Ornithologists and Other Naturalist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Newcastle upon Tyne, UK.
Państwowe Muzeum Auschwitz-Birkenau. 2010. Auschwitz-Birkenau: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ww.auschwitz.org.pl
Schulze-Hagen K. 1997 . Otto Natorp und seine Vogelsammlung: Schicksal und Hintergründe.
Mauritiana (Altenburg), 16 (2): 351-379
Zhu L.
et al. 2014. A re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lack Eagle
Ictinaetus malaiensisin China.
Forktail, 30: 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