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 专题：加快社会建设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编者按：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既是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体现新时代社会工作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的把握。本期“调查研究”探讨营商环境与社区治理、社会企业和城市建设的关联。

目录

吴芸：探寻新时代青年的社会创业之路

梁晨：社区商业嵌入社区治理的城市案例

张庆鹏：跨境流动商贸区域的营商心理环境

吴芸：探寻新时代青年的社会创业之路

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已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持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一项重要工作。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社会需求和治理问题，全国各地就市域社会治理进行了多层面的创新探索。其中，推动社会企业（以下简称“社企”）发展就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多元化、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

社企是以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社会使命、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据联合国《2020年世界青年报告：青年社会企业家精神与2030年议程》，在全球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社会企业家在青年群体中不断涌现，成为青年创新创业的新选择。近十年来，我国社企快速发展，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的调查，39岁以下青年在社企创业群体中占比达56%，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创业最活跃的先锋力量。要进一步推动社企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拓宽青年就业创业渠道，还需深入理解青年社企创业现状，从其体验出发优化支持政策。

青年创业者如何看社会企业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社企发展主要有四种路径：传统社会组织市场化转型、商业企业公益化转向、事业单位向社企转变与自发性社企。但从已认证的社企来看，多数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驱动力，并非青年社企创业的主流方式。例如，在社会创业（以下简称“社创”）核心阵地的社区，有认证的社企大多由社区居委会法人经营。相比之下，青年社创多以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践行公益理念的商业公司起步，具体表现更偏向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社企。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社企的定位和理解不尽相同，且实操层面行业与各地对社企的界定也存在差异，但对社创青年而言，社企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而是介于公益与商业之间的连续体。社创青年普遍认为，兼具社会公益慈善性和经济营利性的企业就是社企，并倾向于以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一般企业家自居。这样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更灵活的运营方式，既能积极投身社会创新、助力社会治理，又能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复杂性，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这种倾向主要源于青年在创业实践中的现实考量。虽然各地都推出扶持政策，但社创青年对将企业转型为符合认证标准的社企时往往表现出较为保守的姿态。由于社企认证存在一定门槛，初创企业需投入额外成本和精力来维持认证社企的各项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寻求社企认定的积极性，削弱了青年对于社会企业家的身份认同。

社创青年面临的现实挑战

青年对社企的认知和认证发展的保守态度，反映的是青年在社创之路上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发展规模有限。当前青年社创多以小规模自发性社企为主，尤其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青年明显偏好小而美的运营模式。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成都）拥有类型多样、人口规模巨大、空间规模各异的社区。庞杂的社区与人口规模意味着多样的居民需求和生活方式，也意味着复杂的社区问题和发展挑战。青年们创造性地将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看作新的商业机会，在“城市主理人”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以不同业态和风格的社区主理人或营造师形象出现。但由于其自我造血能力较弱，这类社创青年大多还保持“斜杠青年”身份，靠其他兼职来支撑自己的社创事业。

第二，初创社企市场竞争力不强。尽管社企的业务多集中在传统企业认为市场潜力有限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企不需要面对市场竞争。与传统企业一样，社企也需要通过开拓市场、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以实现可持续运转。虽然社会创新是青年的核心竞争力，但社企的生存环境本就比传统企业更为严峻，那些新的商业模式能否在同行推出同质化项目时保持竞争力，并实现“义利兼顾”是社创青年面临的重要考验。

第三，社企生命周期与青年个人生命周期的冲突。社创初期，青年们多是在观察到社会问题后，受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驱动，投身社企发展的。在这一阶段，他们普遍认同为社会带来价值的成就感高于金钱与收入提升带来的满足感，愿意承担更高的试错成本，即使失败也倾向于再次创业。但随着年龄增长，社创青年难免会面临来自社会时钟的压力（如婚姻、生育等），可能导致他们放弃社企运营，转而寻求更加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

助力青年社创之路 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截至2024年，我国已有超大、特大城市22座，这意味着各城市区域面临的风险与社会治理需求愈加复杂多元。社企的创新模式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以低成本代价验证创新方案对解决不同社会需求和问题有效性的途径。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他们积极参与社创对促进自身成长和城市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助力青年社企创业值得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一要推进资源整合，给予创业初、中期的社企更多支持。尽管青年在创业初期普遍能获得政策支持，但要将企业推进到下一阶段仍面临诸多挑战。由于社企服务的对象多为弱势群体，其产品或服务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方式获得投资；同时，青年又多从经济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的小微企业起步，而政府和投资机构更关注规模大、影响力强的项目，导致公益创投资本相对匮乏。这使得初创社企在维持日常运营和扩张的资金流上时常捉襟见肘，在实现使命与保持活命的天平上摇摆不定。因此，助力青年社创事业，应从政府层面进一步整合各地区资源，在产业、环境等方面为创业初、中期的青年提供更多必要资源，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提供适配的创业服务。

二要营造社区和民间主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氛围，提升民众对社企的认知度。当前我国公益事业基础初具，但社企在公众视野的曝光度仍显不足。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助力青年的社创之路，还应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全媒体多渠道推广创新性强、受民众认可的社企案例，定期举办论坛和展览，分享成功经验，普及社会创新理念。通过这些举措，提升社企能见度、认可度和公信力，增进公众对其商业模式、运营方式、社会使命的理解，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由社区和民间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的良好氛围。

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社企发展能力与竞争力。要克服青年在社创过程中面临的资金、人力资源和企业能力不足等发展限制，需强化以社企为核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社企、大学与科研院所应发挥各自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要素重组。例如，社企在乡镇难以立足的主因往往是产品服务不匹配当地需求。因此，社企可联合多方建立研发平台，深入分析不同居民群体的实际需求与不同城乡社区的资源特点、治理困境和发展重点，确保产品服务精准匹配需求。同时，社企可与高校建立战略合作，为学生提供社会创新实践机会，激发创业兴趣，引导他们以公益创业创造就业；高校则通过将社会发展与治理理念融入专业教育，为社企输送更多专业人才，提升青年社创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社会心态特征与演变趋势”（23ASH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梁晨：社区商业嵌入社区治理的城市案例

2021年5月，《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发布，反映出未来社区商业必将走上统一规划、定位、布局、运营、管理的道路，业态及功能趋于合理。北京市等多个省、市、区也对未来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作规划。这些规划的实施增强了社区商业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共生共荣的社区优质生活服务圈，让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实现就近配套，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蓬勃发展中的社区商业背后反映出社区治理体系中多元化主体的力量与贡献。在社区经济中，社区既是空间又是载体，社区与商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探究社区与商业的互动过程，对于未来如何持续优化社区营商环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优质生活服务圈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商业是一种以社区范围内的居民为服务对象，以便民、利民，满足和促进居民综合消费为目标的属地型商业，具有周边消费需求稳定、涉及民生建设、与所在社区关系紧密互动频繁等特点。

社区与商业的互动关系需要充分的政策前提。以成都市为例，成都市于2020年10月发布《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2022年5月发布《成都市“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成都市在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发挥传统社区治理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探索引入新的社区治理途径，特别是发展培育“社会企业”这一重要的社区治理主体，逐步建构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在积极发展社会企业方面，成都市在市、区两层面相继推出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社会企业打造蓬勃发展的赋能政策环境，为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奠定了优越的政策基础。可以说社会企业的“成都实践”是以社区为基础，积极发展社区市场主体的实践经验。

完整居住社区是指在居民适宜的步行范围内，具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管理和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且居民归属感、认同感较强的居住社区。完整居住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在完整居住社区的构成要素中，商业主体在服务设施、活动空间、物业管理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与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建立起积极的互动关系，在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

以社会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具有差异化、多样化的特征，这些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还能增强社区商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以成都市为例，可以发现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机制。

第一，推广“社区合伙人”模式。成都市积极推广“社区合伙人”这一模式，鼓励进入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市场主体发挥重要力量。2023年成都市出台的《支持城乡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区合伙人的主体形式，明确支持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合作机制。社区合伙人并不特指某类人群，而是指不同社会主体通过与城乡社区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机制，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场域，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城乡社区与多元社会主体间的团结、信任、互助、协同。其中，市场主体作为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与社区共同开展公益项目、志愿服务等活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更加优质的社区环境。

第二，直接提供社区服务与产品。除了特定的政策体系支持外，市场主体还可以通过提供社区服务与产品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社会企业通常贴近社区与居民的需求，提供养老、助餐、儿童、环境保护等多样化的服务。同时，市场主体还积极参与“社区美空间”“金角银边营造”等项目，提升社区的环境品质和文化氛围。

第三，参与社区规划与设计，开创多元商业活力。社区规划与设计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在成都的社区规划中，市场主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成都首创“三级社区规划师”方案，邀请市场主体中的专业人士参与社区规划设计节、开展“众创培力”等规划赋能活动。市场主体通过提供专业的规划建议和设计方案，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金牛区创新了“共策共建、共治共享”的片区运维机制，坚持以项目化思维、市场化运营理念积极进行社区综合治理。通过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和商业主体如美容保健、咖啡酒吧等，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前来消费，带动了片区的商业活力。这种专业的规划设计对于提升社区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市场空间。通过上述措施，成都的营商环境政策体系不断升级发展，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三个方面持续支持营商环境从“营商”向“宜商”的生态转变。

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社区商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体系，能够从多个层面优化提升城市营商环境。

首先，优化社区经济发展环境，提升营商环境的经济基础。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引入先进的市场化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能够提升社区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如智能化、便捷化的服务设施。市场主体与社区合作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新领域，为社区带来更加多元的经济收益。市场主体开设便利店、餐饮店、文化娱乐设施等，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社区居民的消费和就业。有的社区通过文化引领和打造特色商业街区等措施，促进了社区内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这不仅为社区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也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更加多元化、高品质的生活服务。社区环境和市场主体可以实现双赢。

其次，增强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改善营商环境的群众基础。市场主体通过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与志愿服务等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和谐的社区氛围，这种氛围不仅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企业与人才入驻社区，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社区发展。

最后，积极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沟通协作，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能够进一步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更好地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和服务方向。同时，市场主体有充足的条件可以与政府部门沟通协作，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如优化审批流程、降低税费负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各个商业主体建立了对社区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感和归属感，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向主动寻求共赢机制，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在社区治理、社区环境维护、社区建设等领域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庆鹏：跨境流动商贸区域的营商心理环境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跨境流动商贸区域不仅是商品流通的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营商心理环境是影响商业行为与合作关系的心理和社区因素的集合，包括信任、文化理解、沟通习惯、社会规范和心理安全等。此类心理环境是跨境营商环境不断复杂化发展形成的自然需要，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的补充，更是区域内商贸活动顺畅开展的心理支撑，既影响贸易行为与合作效率，也影响文化包容和情感联结。

在构建营商心理环境的视角下，本地群体如何看待外国客商？文化心态结构如何塑造社区心理氛围？商贸实践如何促进互信？探讨这些营商环境的认知基础、心态结构与互动实践，优化跨境营商心理环境，有助于提升区域和谐与文化互鉴，推动商贸区长期繁荣。

传统的“跨境流动商贸区域”指边境经济节点，通过贸易设施和政策支持促进跨境商品流通与区域联结。随着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跨境商贸已超越边境限制，一些商贸中心城市凭借物流体系、供应链管理和电商平台，成为跨境商贸枢纽，通过展会、专业商贸城和仓储体系吸引国际采购商和企业。

跨境流动区域的营商环境有三大特征，一是叠加的物理空间特征，商贸活动与生活空间融合，高密度人流和动态场景支撑经济活力和商贸需求；二是多族群共处的跨文化空间特征，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通过频繁接触推动共生与互鉴，对心理环境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三是多语言符号空间特征，多语言标识与文本降低跨文化沟通难度，体现从区隔到融合的包容性。上述特征交织，构建了多维营商生态，为文化互动与经济活力的结合提供支持，并为心理环境优化奠定基础。

构建良好的营商心理环境需要系统性的框架和路径，它既涉及社会心理基础，也依赖文化心态结构与社区互动实践的协同作用。从群体认知到文化机制，再到具体实践，营商心理环境的优化需整合多层次因素，形成稳定的信任网络和开放包容的商贸氛围。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关注文化群体间态度，构建文化安全基础。本地居民对外来客商的态度及其对本地生活安全感的影响，是构建营商环境的“社会心理基石”，关系着区域文化和心理氛围是否有利于商贸活动的开展。基于对第七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样本数据分析发现，人们对“外来移民影响本国发展”的总体评价越积极，社会安全感知越强烈；而这方面的负面看法则容易引发焦虑，削弱安全感。其中，居民最关注的两个因素是“外来者是否能改善本地生活质量”和“是否会带来治安问题”。调查进一步发现，犯罪率上升、社会冲突等消极预期对安全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文化多样性、经济贡献等积极因素的正面作用。可见，安全和包容的治安环境是构筑跨境流动商贸区域营商心理环境的重要基础。

第二，解析文化心态结构，激发跨文化信任纽带。跨境流动商贸区域的文化心态是人们基于频繁的文化间接触而共同塑造的认知、情感和行动复合体，涵盖了文化适应、沟通策略与心理认知等要素。文化心态影响商贸行为与心理倾向，而跨境商贸实践也会重塑区域文化心态，共同促进文化互鉴与共生。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21年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关跨境流动的数据发现，高流动性区域的文化心态由“作为基石的社会安全感知”“作为底气的文化自信”和“作为后盾的国家实力自信”三要素组成。网络结构分析发现，三要素对应最有影响力的节点分别是“当前社会的人身安全”“中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的水平”。上述节点的内涵反映了文化心态在符号层（文化与身份的认知）、现实层（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判断）与实践层（日常安全感与社区舒适度）的核心信息。三大要素共同支撑起健康的文化心态：既能让本地商户从容应对外来文化冲击，也让外国采购商体验到可靠的投资环境。

第三，优化社区微环境，推动跨文化互动与空间共融。社区微环境是商贸活动的直接载体，其空间布局、跨文化互动和社群关系共同塑造了跨境流动商贸区域的营商心理环境。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社区环境的跨文化互动与空间生产呈现三层机制。首先，在“语义层”，街头文本推动了商贸社区内的跨文化协作与融合。商贸城管理规定、商铺广告和商户自定义文本发挥了信息传递、安全健康互助和商业营销的功能，共同决定了区域内的秩序感和身份认同；并且在跨文化符号互动实践下衍生出空间秩序、价值传播、经济文化适应与共同体意识等心理与社会意义。其次，在“交互层”，商贸城管理者通过身份框架（本地人—外国人）、议题框架（市场规范与安全底线）及区域分块策略，破除了文化区隔并实现“巩固强化—有限再融合”。在商户群、本地居民、外围居民组成的公共舆论场，通过“内销/外销”的商贸叙事，中外商户间形成了规范秩序与灵活贯通相融合、竞争与协商共存的营商心态，推动了符号的跨文化协商和平衡。最后，在“行动层”，跨境流动区域通过“划界实践”构建物理边界和精神边界，进而影响社会关系与空间生产。社区物理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如文化核心区（较少跨文化互动的村中心、祠堂祖庙等）、综合生活区（出租屋、本地餐饮、学校、诊所等有限跨文化互动空间）和流动交易区（商贸活动最具灵活性的档口和摊位等）。上述划界实践形成了三类群体：仅进行单次交易的“过客”、根据外销标准交易取利的“生客”，以及获准进入生活场开展长期合作的“熟客”，进而构建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模式：跨境客商与本地商户之间形成利益共生，与本地居民之间构成平行共生，与官方管理者之间则维持底线共生。这些机制共同塑造了跨境商贸的社会生态，为区域文化融合与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总之，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营商心理环境不仅影响贸易合作效率，也关乎区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建议从文化互动、心理认同和社区管理三方面入手，构建健康与可持续的营商心理环境。首先是改善文化互动体验，化解负面刻板印象和安全焦虑，提升社会安全感；其次通过构建包容理性的商贸环境来提升文化心态的韧性与品质，强化共同体意识；最后是优化社区空间管理和优化公共文本设置，使其成为文化互鉴与合作共赢的优良场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境流动区域的文化心态安全研究”（20BSH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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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余朋翰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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