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严文明
作者|山南 出品|夹馍星球
1981年8月8日，一架苏联造小型飞机从西安西关机场起飞，飞往延安。机上坐的有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巩启明和馆员魏世刚、高耀成。飞机到达延安后，他们又换乘车辆去往榆林神木县。
距离神木县城西南方40多公里，是高家堡公社（现为镇），从其东边沿一条小路往上爬，走上三四公里到了一处山峁，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峁读mǎo，可理解为馒头形状的山丘。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带着手铲、罗盘、卷尺等工具，在山的周围转悠，随时俯身去捡地上的骨头、陶片，甚至玉器，细细观察。
别看这地方位于穷乡僻壤，地面沟壑纵横，但在之前的考古调查中，发现它是一处史前时代的大规模城池，城墙由石头垒砌，命名为“石峁遗址”。
这次半坡博物馆就是对遗址进行试掘，最终确认它的确属于距今4000多年的城池，但受交通、资金等条件所限，更深的研究并未展开。
△石峁遗址所在的位置和地形
30年后，2011年，考古工作者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工作，它的重要价值终于显现——面积达425万平方米（相当于6个故宫大小），是目前所知中国规模最大的古文明遗址，有可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石峁遗址结构复杂、建筑宏大、出土文物多而精美，在2012年、2019年两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21年又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被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课题。
上个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第一期全国共有36个遗址上榜，陕西省上榜五个，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前主任李伯谦教授为石峁遗址题词——“中华圣城”。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华文明发源变迁的秘密正在被揭开。
先大概了解下石峁遗址的形态和价值。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被认为是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山西省南部一带，这是早期王朝夏、商的核心统治区，因此有了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概念。
但近现代考古发现，在夏之前，其他地方已有文明要素的出现，比如浙江的良渚遗址、辽宁的牛梁河遗址、甘肃的大地湾遗址、湖北的屈家岭遗址等。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因而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的。他的学生严文明进一步提出“重瓣花朵说”，中原地区为花心，周围地区文明为花瓣，呈多元一体格局。
石峁遗址的发掘，证实并丰富了这些理论，使位于西北的河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严文明的中国古文化分区
根据研究，石峁遗址约建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
什么是龙山文化？1928年，考古学者在山东济南龙山镇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多年，以黑陶为主要特色，并开始出现铜器，后来学界便将同时期类似的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石峁遗址存在的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处于向夏文化过渡阶段，而夏又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国家，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所以，研究石峁遗址对于确定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是重大的。
△石峁遗址处于史前时期向历史时期过渡阶段
史书上没有关于石峁遗址的确切加载，对于它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石峁所在的高家堡镇，是明代时设置的边关军堡，为延绥镇下辖的三十七堡之一。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延绥镇志》第一次将这处废墟记入史册，但认为它是唐代幽陵都督府遗址——唐玄宗时期为少数民族拔野古部建立的羁縻政权。
到了近代，石峁再次因为玉器受到关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美籍德国人在北京遇到来自榆林府的农民售卖玉器，他买下了一块长53.4厘米的黑玉牙璋。同时期，很多榆林的玉器流散到欧美，后来证明都是出自石峁遗址。
△流失在西方各博物馆的玉牙璋
1927年7月16日，天津《大公报》曾刊发一则讯息《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四边隐有朽腐石墙，中有乱石陶片、牛马朽败骨片……”
这是关于石峁的最早报道，当时认为是汉朝匈奴的垒寨。
报道中提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委派一名来自神木的学生回乡调查，但并没有相关结果。因为此处离明长城比较近，还有人以为是长城的城墙。
△《大公报》的报道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四位文物普查队员在此发现了古城遗址，初步划定了范围，认为它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并将其命名为“石峁山遗址”。
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这一发现没有引起重视。队员们所写的《遗址调查记录》被放在神木市档案馆，长期无人关注，直到2015年编撰《高家堡镇志》时才被发现。
△高家堡古镇
陕北贫瘠，生活本就困难，当地农民把从遗址里捡到的、挖出的玉器，卖了换粮食。后来“文革”爆发，文物保护更成为空谈，有人把城墙的石头搬回去盖房子、垒猪圈。
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干部戴应新到石峁调查，从当地征集到120多件玉器和陶器，研究之后，他撰写了文章《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发表在《考古》杂志1977年第3期。
这是“石峁遗址”几个字首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物上，开始引起学界注意，当时被认为是研究夏文华的重要入口。
△《考古》杂志1977年第3期的文章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受陕西文物局委托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试掘工作，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讲述的情景。
工作人员撰写了调查简报，认为遗址范围约5万平方米。显然，受条件所限，关于遗址规模、性质等诸多问题，评估还不到位。
也是从那开始，石峁遗址受到保护，但级别并不高。1982年被评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直到2006年才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陕西省文物局接到神木县文物部门的报告，说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量流落民间，当地一位收藏家手上就有几百件。
看来，再不保护不行了，陕西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请求对石峁遗址进行主动地调查和发掘，并获得批准。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
2011年起，由省市县等文保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队，对石峁遗址正式进行全面发掘。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担任项目领队，后升任院长，现为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此时考古技术已有显著提高，运用数字化测绘技术，历时45天，确认遗址范围达400多万平方米，大于良渚（300万平方米）、陶寺（280万平方米）等遗址，刷新古文明遗址规模纪录。
考古界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发现——石破天惊。
石峁遗址南临黄河的一级支流秃尾河，西临秃尾河的支流洞川沟，符合古人依水而居的习惯，且位于两河交汇处，显然是特意选择。
整个城池由外到内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重结构，是有设计规划、有权力结构、有防御意识的城市聚落。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国家（地区）的都城。
△石峁遗址的位置和城墙分布图
外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2012年开始发掘时首先动工的地方就是外城东门。这里是石峁城的制高点，门址由瓮城、墩台、门塾等组成，结构复杂而成熟，安全性高，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城门外有一道U形城墙，将城门遮蔽住，这便是瓮城。此前学界认为瓮城建筑起源于汉，到宋朝时才成熟，而石峁遗址的发现，将这种设计提前了2000多年。
同时，进入城门的道路并非直线，而是呈两段拐尺形状，延长了进入城内的时间，让敌人没法轻易突破，可见石峁城的防守意识很强。
△外城东门现状和俯视图
在城墙体内发现了不少的玉器，是在筑墙时有意放进去的，昭示了石峁人的一种信仰：以玉石来辟邪御敌，增强城门的防护能力。
上古神话和文献中所说的“玉门”，很可能就是这种。
△墙体内的玉器
城门外墙上还有几百块残存的几何图形壁画，以白灰为底，图形为红黑黄颜色，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壁画，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石峁遗址发现的壁画残片
内城面积约210万平方米，石墙随山的走势蜿蜒曲折，构成了比较封闭的空间。
考古人员在内城发掘了几十处居所、墓葬。居所多为里外间一室一厅的窑洞，室内有明显用火痕迹。墓葬有大有小，并发现有人殉现象，可见当时社会等级已分化。
2016年开始，考古人员重点发掘皇城台，它位于城址中部偏西，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呈金字塔形状。皇城台顶端有夯土台基，很可能是宫殿基址，是石城的政治中心。
△皇城台外观
皇城台区域内出土了4万多件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等珍贵文物，足以显示石峁城当时发达的文明。正因如此，石峁遗址再次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石雕，它们随城而建，是石峁人自己的创作。
这些的石雕大多镶嵌在石墙上，清晰可见，有的是动物造型，栩栩如生，显示出精湛的技术；有的具有叙事性，比如人射马，展示了石峁人的图像记录意识，也是文字的起源。
△动物造型石雕和人射马石雕
其中有一个块巨型神面纹石雕，长2.5米、重1吨，已成为石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有一具雕着双神面的石柱矗立在地上，被认为是石峁人的图腾柱。
△神面纹石雕（上）和双神面石柱
墙面上还有两个龙形石雕，造型类似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朝绿松石龙，两者之间或有关联。
△石峁遗址的龙形石雕（上）。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下）
在皇城台一个双鋬鬲中，发现了一具婴儿尸骨，尸骨外残存着少量纺织品残片。这是中国北方同时代的遗址中首次发现纺织品，材料为苎麻类纤维，说明当时的人已掌握了人工纺织技术。
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形：孩子早夭，父母用布包裹后装于陶器中埋葬。经历了数千年时光，布还没有完全腐烂，成为后人研究文明的密码。
△石峁遗址发现的纺织品残片
皇城台也发现了近两万枚骨针，很是精巧，表明当时出现了手工业生产者，社会阶层有了分化。
还发现了用骨头打造的上古乐器——口簧。《诗经·小雅·巧言》中所说的：“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簧就是指这种乐器，现在已演变为口弦琴。
△石峁遗址发现的乐器口簧
石峁遗址的城墙长度达10公里，宽度普遍在2.5米，以目前残存的最高城墙5米计算，起码需要石料约12.5万立方米，这些石头多就近取材，城址附近也发现了较为明显的采石坑。
如此庞大的工程量，不是小聚落能完成的，必须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谓是“国家工程”。而在石峁遗址周围也发现了100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很多也是石城，说明这是一个大区域聚落群。
△石峁遗址的城墙
那么，石峁城到底是什么部族或国家的都城？目前还未定论，但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华夏始祖黄帝的都城。黄帝部落曾活跃在黄土高原地区，在南边400多公里处的延安有黄帝陵。
还有人从字面意义上找答案。秦朝在陕北地区设上郡，“上”就是对黄帝的尊称。上郡曾下辖23个县，其中有平都、京室、原都、宜都等县名，含有“京”或“都”字，似乎暗示此地曾是都城。
石峁古城的主人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这里是一处繁华之地，是文明的勃兴之地。
石峁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玉器是一大特色，光是考古发掘的就有2000多件，还不算长期以来流落民间的，整体数量必定极为庞大。
但石峁本地并不产玉石，这些玉器种类繁多，原料庞杂，有来自辽宁的岫岩玉，也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有些体型扁薄，似乎是对原来玉器的再加工。
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多种文化交往交流的中心。
△石峁遗址出土的种类繁多、形体各异的玉器
从位置上看，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中原和内亚地区之间。当时曾出现过玉器工艺的“东工西传”和玉石原料的“西玉东传”现象，石峁相当于中转站，才汇聚了各种形态的玉器。
今天，石峁古城所在的神木市，地处陕晋蒙三省结合部，也暗示了它是各种文化交融之地。
如果不是石油的发现，神木就是陕北一个普通的县城，气候干旱寒冷，地表沟壑纵横，本世纪之前常住人口仅37万。那么在上古时期，先人为什么选择在此筑建如此大的城池呢？
专家对石峁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发现植物种类不少于30种，常见的有松科；动物至少有15个属种，包括扬子鳄（又叫鼍，音tuo）、梅花鹿、中华鼢鼠、狍等如今少见动物。
原来，当时的石峁其实是一片植被茂盛、动物成群之地，并非现在的荒原景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黄土高原的又深又陡的沟壑，当时还是地面河流，因而水源充足。
城墙内也发现了侧柏做的纴(ren)木，相当于现在建筑用的钢筋。柏树生长很慢，能有这么多的木头来筑墙，可见树林面积很大。这也可解释为什么榆林产煤，也是“神木”得名的原因。
△技术还原出的石峁当时景象
石峁人来自哪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古基因组研究，发现石峁人与陕北仰韶文化晚期和黄河流域人群有更近的遗传联系，他们就是来自本地，根就在中国北方。
所以，史前的陕北曾是人口密集区域，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有了国家组织，有了自己的都城。但后来为什么衰败了？
因为城墙保存完整，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尸骨，排除了地震原因和战争原因，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气候原因。
因季风气候发生变化，本地开始变得寒冷干燥，从森林逐渐演变成荒漠草原，不再适合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城池逐渐被废弃，人们纷纷迁徙他处。
△今天的陕北高原景象
石峁人去了哪里？
在石峁遗址南方约400公里处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有一个陶寺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史前文明遗址。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建造的时间大体相当，前期两城相似性不多，但陶寺遗址中晚期却呈现出与石峁遗址高度相似的状态，两地人的基因上也有密切关联。
很可能，石峁人因气候变化向南迁徙，融入陶寺遗址，再接着进入中原。但是否有这样的演化过程，还需进一步研究。
△陶寺遗址的位置和1984年发掘现场
目前关于石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接下来的深入考古，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将逐渐显现，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
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出台，石峁遗址得到依法保护。其实，要是能够早几十年就发掘保护，当时损毁程度小，文物流失少，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2023年，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博物馆”开馆，展出了遗址出土的各类珍贵文物688件（组）。对历史和考古感兴趣的人，来博物馆参观，可以直观地感触到石峁古城的伟大。
△位于高家堡镇的石峁博物馆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
今天，当我们震惊于AI的强大时，如果回头看，会发现几千年前的人类也是非常强大的。他们在有限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建造出坚固的房子，打造出精美的器具，同样需要突破的力量。
以古鉴今，人类文明并不全都是进步的，某些层面甚至是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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