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到天津的宝贝，讲述故宫文物的流失故事

文博时空/文宋燕/文清朝宫廷热衷收藏，青铜器、古玉、书画等收藏到乾隆朝蔚为大观，为前朝各代所不及。加之内务府造办处在各代制作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使得清代宫廷留下了海量的珍宝、文物。百年前天津被辟作租界，使这里成为军阀政要、皇族贵胄等各派政治势力的寓居之所，他们携来大量珍贵的传世文物，把天津变作北方最大的文物流通集散中心，其中尤以末代皇帝溥仪散逸的最多。 1949 年后，天津地区收藏家纷纷将大量的家藏文物和古籍图书捐献国家。

近日，天津博物馆开幕了新展《紫禁遗珍——京津冀宫廷文物展》，联合首都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展出了在那段战乱年代流失又找回的部分故宫文物，这些文物，讲述了这个流失过程的一些片段。

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天津市文化局征购

溥仪带到天津多少文物？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按照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清帝退位后暂居紫禁城，保留尊号，宫廷内务府机构和官员照常存在。在这段产权未明确的岁月里，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以国宝向银行抵押贷款，还以“赏赐”为名，将国宝转移宫外。

从 1922 年 9 月 4 日至 1923 年 1 月 28 日，溥仪几乎每天都调阅书画，一饱眼福之后就钤印“宣统御览之宝”，然后塞入两个黄包袱中，通过其弟溥杰之手偷运到宫外，这就是所谓“赏溥杰”。开始时几天赏一次，每次 10 卷或10 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赏赐数量也逐日增多。如此持续了约五个月之久，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稀世书画珍品共 1353 件被偷运出宫。

国宝出宫后，暂时囤积在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醇亲王府，然后秘密被分 6 批运至天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宝《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怀素、欧阳询、赵孟頫等人的书法真迹都在其列。

1924 年 11 月，溥仪等人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赴天津居住。方兆麟在《溥仪与清宫珍宝》中说，为了填补在津的吃穿用度，溥仪多次将带来的宝贝卖给了天津北门外锅店街的万昌古玩店，究竟卖出多少书法名画已无案可稽。他还经常将宝贝赏赐给帮他做事的人，陈宝琛的外甥当年是溥仪的一位经手人，就得到一批“御赏”，其中有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步辇图》、《阆苑女仙图》和故宫“三希堂”的书法作品《中秋帖》和《伯远帖》等极为珍贵的文物。《历代帝王像图卷》最终流入美国，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幸购藏《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没有转售洋人， 1949 年后捐给国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溥仪的侍从李国雄回忆：溥仪在天津时期还曾用文物抵押贷款。

1932 年 3 月，溥仪辗转由天津经旅顺到长春，之后几年间，分多次从天津通过海路秘运书画、册页、宋版书以及金玉制品等国宝到长春。据当时在津专门管理这批珍宝的严振文 1952 年初回忆，溥仪从天津陆续运往长春的文物包括：书法名画手卷约 30 箱，内装 1300 件；书法名画册页 4 箱，内装计 40 件；书画挂轴一箱，内装 21 件；宋、元版书 31 箱，内装 200 部；殿版书 3 箱，内装部册不详。严振文还曾回忆说，从天津带来的 18 个手提金库存放在伪满皇宫缉熙楼溥仪的客厅内，其中 6 个装汉玉等 100 多件，其他金库内装各种古玩、金饰品，每个所装 10 件、 20 件、 30 件不等。还有 1 个手提小金库，也是从天津带来的，内装各国的金币 60 多枚。

流散天津的文物，是怎么找回的？

溥仪带往长春的文物几经波折，在他被前苏联扣留后，由前苏联向中国政府移交了一批，溥仪回国后上交了一批，其余有相当大量在他的伪满宫廷前后通过赏赐、丢失等方式遗散。

在天津失散的文物，找回的情形比较分散。

祺皇贵太妃之宝银印印文中所及祺皇贵太妃为清威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原为天津藏家陈大有、徐国联夫妇所藏，后出给天津文化主管部门。

1922 年溥仪大婚的时候，为了筹集婚礼费用，将一批咸丰、同治时期的文物珠宝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贷款，其中最昂贵的当数 16 只金编钟，这组编钟是为祝贺乾隆皇帝 80 大寿，由各省督抚聚敛呈献的 13647.2 两黄金铸造而成，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后因清室未能赎回，金编钟归属北京盐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唯恐北京不保，将金编钟秘密运到天津法租界，存入“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库房。 1949 年 1 月 18 日，“四行储蓄会”分会经理胡仲文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金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政府。 1953 年金编钟运至北京，由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院。

溥仪在天津期间分散变卖的文物，流入普通买家手中，其中一些在 1949 年后被捐献给了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的由文物部门征购。目前天博镇馆之宝之一，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就是由天津文化局征购的。

1949 年后，天津文博部门通过多方渠道，广泛征集珍贵文物。上世纪中叶，天津从市内及河北、河南、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调进大批废旧杂铜作为炼铜原料。这些废杂铜中掺杂着许多古代铜器，文博工作人员在炼铜厂拣选抢救出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使它们免遭焚毁。

据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介绍，收藏家向天津博物馆捐献家藏文物共出现三次热潮，第一次是 1950 年至 1954 年间。这时期捐献文物的有周叔弢、杨石先、徐世章后人等。第二次出现在 1958 年至 60 年代初期。天津市指工业生产建设资金短缺，当时收藏家聚居的新华区政协首先发动收藏家把家藏文物交售给国家，把得到的钱存入银行，由银行贷给工业生产部门。天津的爱国收藏家纷纷应，文物部门和外贸部门设在黄家花园人民银行的临时文物收购点。许多人踊跃交售文物、古籍，还有不少收藏家无偿捐献了珍贵的文物。第三次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文革”中被抄家的文物，清退发还物主，物主又自愿捐献给国家。这些收藏家捐献的文物，使天津艺术、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档次有了显著提高。

清仿宣德款洒金铜炉吴雅安捐献

留在天津的宫廷文物

这次展出的清宫文物中，一些具有档案价值的文物很引人注目，如祺皇贵太妃的银印、庆郡王奕劻晋升亲王爵金册、道光还是皇子时矜印的书画等。此外，为同治大婚、慈禧大寿专门烧制的瓷器，慈禧的“大雅斋”专用瓷器，也都是很难得的珍品。这些展品中，有一些标注了来源，也有一些只标注了“天津博物馆藏”字样，未明确显示入藏途径，推测是时间太久，已无法确定是通过哪一条途径征集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