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高临阳：为了活下去，我主持过婚礼，也开过网约车

垂直入戏是一档由故事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对创作者的访谈，以及安利给你一部我们喜爱的作品。

爱哲按：

今年的春节档，《哪吒2》超百亿的票房神话，让全国人民都 high 了。但这个神话的背后，是2024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同比下降近四分之一。哪个最能代表中国电影市场的真实情况，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但不争的事实是，电影业，成为一个风险越来越高的行业。动辄上亿的投资，可能上映后一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而青年导演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处境。缺少资源、机会少、收入不稳定、面临新技术和消费习惯的冲击，在前后夹击中，青年导演们焦虑地各自摸索自己的路。

电影，是导演给观众造的一个梦，让我们在原本的生活轨迹之外，在影院里过两个小时另外的人生。

造梦的人如果没有梦想了，电影也就消失了。

我和青年导演高临阳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活动上认识的，他听过我的节目，我看过他编剧的电影，好像一下子就熟悉起来了。我原本以为，像高临阳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导演，应该是状态极好的，跟他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经历过的坎坷，而这些，也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中考作文满分的倒数第一

大家好，我叫高临阳，是一名电影导演和编剧。最近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把空气冲破一下》。

我妈妈是中学政治老师，那个学校的初中和小学是合并在一起的。我小学在她学校，属于教工子弟。班主任跟我妈妈是同事，所以我必须是个好学生，对我的要求格外严格。因此，我做了六年的班长。

小时候我很调皮，妈妈可能为了按住我的心性，让我学了书法，甚至所有的奖励机制都来自书法。比如我想要个遥控赛车，妈妈就说写够 200 张书法就给你买。写完之后，妈妈真的给我买了遥控赛车。所以，我当时的书法获得了国内和山西省的很多奖牌，一筐一筐的像奥运金牌一样，金的、银的、铜的都特别多。

内心而言，我是不喜欢书法的，但没想到书法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一天，妈妈突然让我去参加一个考试，说我被山西省最好的中学山西省实验中学录取了。原来她拿着我所有的书法成绩去报名，学校以特长生的身份把我招了。我们的学校就在山西省政府对面，省政府领导只要过马路就能进我们学校。学校有四套校服，包括春秋装、夏天短袖、冬天棉袄，还有一身正装西服，如果有领导过来视察，我们就统一穿制服。

甚至，学校还有研究性学习，跟大学写论文一样，对课题要做开题报告，初中的孩子就沿街做问卷调查。这是一所极其开放、包容的学校，初中部所有学生的梦想就是直接进到学校的高中部。但我的成绩在班里非常一般，结果很意外的是，我中考时超常发挥，作文得了满分，就考到了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中部的实验班。

■图 / 高临阳母校——山西省实验中学‍‍

可能我更喜欢文科，但我们学校没有文科实验班。我父母也很意外我能考上高中部，我一下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放松警惕了，所以，心思就完全不在学习上了。

然而高中的第一次大考，我就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这件事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是，高中部比初中还要先进，高中有了学生会。有文艺部、宣传部，甚至还有外联部。我当时就成了宣传部部长，管校刊、广播站，根本没有时间学习。

内因是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全省各地的尖子生，大家中午甚至可以不吃饭，一直学习，互相竞争，非常卷。我中午也不怎么吃饭，学校门口有书店，我就开始读一些小说，把省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

但我没有想到，在第一次大考中居然考了倒数第一名。班主任也蒙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叫了家长，妈妈被叫到我们学校，被老师训斥。然后我妈拉着我出了学校，一句话都没有说。回了家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也没跟我爸说这个事。它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极其努力，具有特别强的内疚感。当时我决定了，肯定要学文了。到了文科班以后就没有倒数第一了，但成绩还是挺一般的。

我想当主持人

因为我是学校广播站的，那段时间突然对做主持人这件事产生了很强的兴趣。一方面，在广播站时我可以每天把想分享的故事、小说、诗歌念给大家听，这是表达的一个通道，而且它特别秘密；第二，每天早晨学校会放一个电视节目，白岩松的《新闻周刊》，他会把过去一周的事情分享出来，包括康辉做的《世界周刊》。我突然觉得主持人好厉害，可以有那么强的能力去总结、归纳、筛选、评论。我特别被打动，所以就跟妈妈说「我想学主持，想当主持人」。

当时我妈就找了太原电视台的一位老师教我学播音主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考全中国最好的播音主持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到了高三之后，我开始考学。父母陪着我来北京住地下室，我记得地下室旁边是一个拉二胡的学生，每天拉着特别丧的音乐，我觉得我肯定考不上了。最后也真的就没考上，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考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的时候，教我播音的老师建议再多考一个专业，叫戏剧影视文学。结果我播音一试就被刷下来了，但戏剧影视文学的一试、二试、三试都过了，所以拿到了戏剧影视文学的合格证，这意味着我只要高考过了一本线，就可以去读这个专业了。所以我又觉得有戏了，自以为考上一本很容易。

落榜

交志愿表的时候，我一本填了中国传媒大学，二本填了浙江传媒学院。我的班主任让我再填一个志愿，于是我翻着志愿册，报了杭州的一个学校，叫中国计量学院，填了法学专业。

等到出分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脑前输入准考证号查结果，屏幕显示「恭喜你被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录取了！」

这个结果对整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落榜，对于父母的期待，自己的期待，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包括我作为学校这么器重的一个苗子，居然考到这个成绩。

与电影结缘

2010 年，记得我去计量学院报道的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隐隐绰绰地看见一个学校，没想到那学校就是浙传，就在计量学院的旁边。

在计量学院可以选修其他学校的课，所以我就选修了浙传电视编导的一门课。听课的时候有教室在放电影，五彩斑斓的，我就去蹭课。他们讲外国电影，讲欧洲电影，讲日本电影，那些放的片子都是平时不可能看到的电影。蹭课的时候我就找浙传同学要课表，想办法混到他们各个讲座。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处于一个挺失败的环境里面，特别需要一个东西去逃离。对于我来讲，电影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逃到里面去，而那个地方离我太遥远了。

那时候杭州的影展还挺繁荣的，我得从下沙大学城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去看影展，包括后来我认识了《路边野餐》的制片人单佐龙，他是杭州影展的负责人。

我记得看过一个艺术片叫《都灵之马》，没有任何对话，就是那个人跟马。看的时候也看不懂，但是会被那种力量和坚韧所吸引，特别心疼他，觉得好像那是自己的一种分身。

■图 / 电影《都灵之马》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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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终于回归正轨

记得那会儿我在浙传听课，下课之后好多人走掉了，我就坐在教室里面，好想在这多待一会儿，特别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就想，我现在是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的学生，怎么才能学电影？唯一能让我离电影更近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手册里面写了，只要考到法学院的第一名，就可以转专业了。没办法，我就开始疯狂地学习法律，最后考到了法学院第一名，转到了文学院。

到了文学院以后，就继续去蹭课，也接受了文学训练。那个阶段其实我就没有再怎么去写过小说了，高中时候还会写一点小作文，就是一些随笔，我会发在《儿童文学》上。

当时《儿童文学》也邀请所谓的一些「小作家们」来北京参加培训座谈。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那东西很不成熟。到了文学院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写了，因为要阅读大量的经典文学，那些名家写得太好了，好像我写什么都离文学特别远。反过来讲，我对电影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电影，就开始想去学电影。

后来我也比较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院的研究生。2014 年，我终于到了北京，当时雾霾特别严重，但我觉得那雾霾都是提拉米苏味的，太美妙了。我的人生好像开始回到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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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赚钱拍电影

到了传媒大学，我就开始去修他们大一的戏剧影视文学课，看着前面那些学弟学妹们，就好像是看到四年前的自己一样。那会儿还去北京电影学院蹭课，去标放厅去看电影，听大师班。

但是真的学电影时，会发现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东西特别费钱，我们开始要拍学生作品，每拍一个作业都需要花钱，少则一两千，多则上万，就看想拍什么规格的电影了。关键还是毕业的时候，要拍一个毕业作品，要花更多钱，有的人要十几万，有的三四十万。

作为导演，要请好的团队、好的演员，用好的设备。有朋友的话，可以来帮你，但是有些硬件的钱、场地的费用，都是要花钱的。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青年编剧的比赛，奖金是两万块钱，我就瞄上这事了。为了挣钱，我开始学习写长篇剧本。我的第一个剧本写的比较稚嫩，讲一个三流高中的高中生，他是家开澡堂的，偶然之间就拿到了一个一流学校学生的校服。他就披上这个校服，跟人家学校里面的学生谈恋爱，混在重点高中里。

第二年我就中了，拿到了两万块钱奖金。第二年我又写，第三年又写，连续三年都很幸运地拿到了那笔钱。但我认为钱还不够，于是我开始动别的脑筋。

我住在传媒大学的五号楼，旁边就是一个人工湖，很多人都在那练声。我突然想到我也会，于是重操旧业，干起主持人的活了。我的主要业务是婚庆主持人。

我觉得很多婚庆主持人的稿子都是一套，只是换汤不换药。我主持第一场婚礼时，我就叫新人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融入我的稿子中，既换汤又换药，提供了增值服务。

我接过十年爱情长跑的一对新人，他们是我们传媒大学的一对师哥师姐，求婚的地点就在我每天跑步的操场上。我也接过二婚的，闪过婚的。

■图 / 高临阳主持十年爱情长跑的一对新人‍

有一对新人认识只有半个月就结婚了，我约他们出来聊天时，男孩出去上厕所，女孩就看着我，说她其实不爱他。

后来我的婚庆业务干得风生水起，因为一场活动有两千元的收入，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一点，拍片子的时候也稍微宽松一点，作为素材的补给，可以看到爱情的很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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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处女作——《吞剑者》

2016 年夏天，我路过太原火车站时，一个女性吞剑者的形象突然闯入我的脑海中。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太原火车站附近有很多耍猴卖艺的，所以对流浪艺人的印象很深。但随着太原的改造，那些人都消失了。

所以当我重新回到太原，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很陌生时，我想到了一个吞剑者的形象。我没有看过吞剑的表演，也没有见过吞剑者，但我就开始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吞剑者》。讲的是一个女性吞剑者来到了一个小镇，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活。小男孩想去学习吞剑这门技术。这个小说大概用了一周时间写完。写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会写小说了。

但它不是我的必要事情。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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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我来啦！

2017 年毕业时，我感觉学电影、做导演就是我的出路。所以毕业以后，我在家里继续改剧本、写小说。然后就跟着我同一个导师的同学魏书钧，一块去延边拍摄完成了他的毕业短片《延边少年》。2017 年 9 月份，在我们去延边的前两天，朝鲜核试验了。魏导在我们的群里面说「咱们还去吗？」因为觉得核试验之后空气肯定都是有毒的，但我们年轻，不怕，就去了。

■图 / 《延边少年》电影海报

我们到了之后，坐出租车都不敢开窗户，觉得空气特别诡异，其实没什么事。但当时边境上有特别多的警察，我们开着车在中朝边境晃，动不动就有警察把我们拦下来查身份证。我身份证上写的是中国传媒大学，警察以为我是记者。我说「我不是记者，是学生，过来玩的。」那段经历还挺奇妙的。

2018 年，我跟魏书钧导演合作，作为他的编剧和执行导演完成了《延边少年》。拍完这个片子后，我们就投了戛纳电影节参赛。

有一天，我们正在他家楼下附近打球，突然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的短片被戛纳电影节选上了。我们一开始以为这是诈骗电话，刚毕业 28 岁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后来确认电话确实是法国的，这事是真的。我当时跟他还有摄影指导三个人就故作镇定，说「去吃饭吧，继续聊剧本。」但没有一个人能聊得进去剧本，都想的是去戛纳穿什么。定西装后，就开始想怎么去玩了，没有人再聊剧本了。

到戛纳以后，我感觉就像穷小子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切都是新鲜的，太好玩了。疯狂地看电影，当时看了俄罗斯的一个非常棒的摇滚乐片子叫《盛夏》。印象特别深，电影里有个男二号是韩国人，男一号是俄罗斯人。

戛纳有一个宴客厅，你可以进去免费喝酒喝咖啡。没事我们就去待着，能看风景，能喝点酒。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男二号在，就想去跟他合影。但是找谁拍呢？旁边有一男的，我找他拍。合影出来之后，我们突然就觉得不对劲，说「刚才给咱拍照的是不是男一？」

在戛纳电影节需要穿西装，但我的西装裤子露了一点点脚踝，走戛纳闭幕式红毯的时候，工作人员不让我进。我说「我是电影制作人」，他们指着我露脚踝的裤子说「不行」。当时导演还有摄影指导都进去了，然后我说「怎么办」？工作人员就指了对面的 ZARA。

■图 / 高临阳在戛纳

然后我去 ZARA 买了一条西裤，回来就往红毯上走。关键是我本来那条裤子怎么办？我只能夹在腋下，夹着这条裤子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戛纳红毯。

走在我前面的应该是《幸福的拉扎罗》的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我非常喜欢那个电影，她离我特别近。所有人走戛纳红毯的时候都要享受那一时刻，但我是想着赶紧过去，我要进去。

颁奖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我们也不知道会得奖，《延边少年》得了戛纳特别提及，一上来就宣布魏书钧导演的名字，然后魏导站起来，我们太开心了。

那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拿的金棕榈最佳影片，第一次看到一位导演从你身边走过去。在那个地方真的属于电影，所有的尊重给到的不是明星，而是真正的电影工作人员。所以反过来看，当我真正进到行业内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是电影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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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处女作——《再团圆》

当时我已经有了第一个电影剧本《再团圆》，是我在 2017 年写的参加剧本比赛的第三个作品，也是最想拍的。

电影讲的是一对半路夫妻，老人跟老太太各自有前夫和前妻，但他们已经很早去世了。然而有一天，老人听到他山西老家前妻的坟地要拆迁了。他就跟现在的老伴说「有没有可能你跟我还有我的前妻，我们三个人埋在一起？」这个想法让家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波澜。

这个故事的源头来自我的朋友，他的姥姥跟姥爷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姥爷是他的后姥爷，有一天姥爷提出了这个想法，家里人没有同意。我突然对那个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好奇他跟前妻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自己来讲，真正的原因是我姥爷遭到过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老将领，我们家就从太原被赶到了山西的孝义。我姥爷带着我妈妈、我姥姥从太原离开。姥爷坐在卡车上面一直挺着腰，没有低头，树枝刮破了他的头，流着血。

等姥爷被平反后，重新回到太原，事情好像就过去了。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姥爷嗜酒如命，突然之间就疯了。他站在家门口，说他国民党的老部下要给他送钱。他曾经遭受的那些际遇，就像一个怪兽在折磨着他。一个人的过去深切地影响着他的今天，所以当我听到合葬的时候，把回忆给勾动起来了，我就要写这个剧本。

■图 / 高临阳的姥爷与家人合影

写剧本的过程中，我一开始把它当做老人题材，好像我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就混迹于北京的老年相亲公园，坐在那儿一下午听他们在聊什么。我发现他们的交流方式与年轻人差距不大，慢慢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去想写一个老人了，而就是写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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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计划

《再团圆》是比较幸运的，因为 2018 年导演协会有一个青葱计划，奖金很诱人，有 100 万，可以拍电影。我在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天报名，之后居然被选中了。

整个青青葱计划是个很漫长的培训。从 30 强进到 20 强、10 强之后，他们会给一笔钱，可以拍摄两个短片，一个是围绕着你想拍的电影，拍一个五分钟先导片；另一笔钱是拍一个命题短片，围绕一个题目，十个导演各拍一个短片。整个完成周期，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像上了一次学。编剧有编剧的工坊，导演有导演的工坊，和真正的电影人有一对一的交流。

在青葱计划当中，最后我的电影就被选中了。选中后，管虎导演跟梁静女士就决定帮我完成这部电影。他们就是青葱计划的资方，会有创投进行一对一的洽谈，了解为什么要拍这样的故事，想把它呈现成什么样子。

■图 / 高临阳参加青葱计划合影

之后开始筹备《再团圆》，听他们的意见调整剧本。因为要拍这个电影，梁静女士也有点不放心，就让我去《鬼吹灯》的剧组看工业戏怎么拍。同时我是《野马分鬃》的编剧，在《野马分鬃》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都在现场。所以，在《野马分鬃》拍完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自己的电影的勘景路程，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后面我就找到了李雪健老师来出演这部电影。很多人问你为什么选择了李雪健老师？我说「这不是我选的，是李雪健老师选的这个电影。」我就是把剧本给到他，李雪健老师看了剧本之后很喜欢，就决定来帮我，就是这么简单。

正常来讲，大多数电影史上我们学习到的，或者我们听说的导演都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拍自己的电影。所以说当时整个影视行业比较好，对我这类青年导演特别的友善。我那年是 28 岁，我认为这就是幸运，甚至是多少有点意外。

■图 / 电影《再团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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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

2019 年的冬天，我完成了这个电影剧本的拍摄。2020 年要进入到后期制作时，赶上了疫情，就没办法工作了。这时，我又回到那个问题：怎么生活下去？

其实在毕业到疫情来临之前，我的工作主要是靠接一些特别零散的编剧工作来生活，比如写广播剧，接一些有头没尾的电视剧，接这种与电影完全无关的工作来补给。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一个师哥突然找到我，说有个电影找我去写。制片人把我约到朝阳公园，我以为是在咖啡厅，结果让我到足球场去。我去了足球场，看到好多足球宝贝在场边呐喊，而场上是中年男人在踢球。

我懵了，问制片人「来这里干嘛？」制片人说「资方在场上踢球，稍微等等。」

我在旁边看着他们踢球。过了一会资方下来了，喝杯水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又上去踢球了。我等了半天，看了半场球，然后问制片人「我们到底是要干嘛？要不你先跟我聊聊，他踢得挺忙的。」

制片人说电影是关于足球的，准确说是关于足球宝贝的。导演已经拍完了，但拍得不太好，想请我作为编剧看下拍摄素材，不重拍，而是根据已有素材再写一个剧本，再按照剧本重新剪一遍。

这就是当时行业的混乱和荒诞，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就靠这种活儿维持日常生活和开销。

到了 2020 年，我开始进入电影后期制作。结果疫情来了，影视公司所有地方都瘫痪了。我就在家待着，也没有人找我干编剧了，也没有人结婚了，婚庆也干不了。

正好我家里有辆车，我觉得能干的就只有开出租车了，必须要活下去。那会疫情很严重，大家不想坐公共交通，坐出租车就成了首选。

但我也不敢跟家人说，因为父母肯定会担心，所以我就瞒着他们每天出去跑。我接的第一单是一个公务员，公务员说单位不能报销，但还是得打网约车。

聊天时我故意问「听说影视行业也停工了？」她说「没事，反正也不是什么必要行业，这两天热搜清净多了。」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行业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必要的工种。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世贸天阶，那个车道只有一个车能通过。我到的时候乘客还没到，我不能停，必须往前开，绕了一大圈，五分钟就过去了，等我再回来，乘客已经在那了。

她一上车就开始骂，污言秽语，我也没办法反驳。但特别有意思，那是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像搞体育的少年，这明显是一种被包养的关系，我当时就想看看这俩人会怎么样。

一路上听两个人在后座含情脉脉地交谈，交谈结束后，我就把他们送到酒店，看着他们离开。在开车时我突然意识到，倒车镜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就像电影银幕一样，可以通过倒车镜观察后面那些人，听他们交谈，观察他们的表情，可以了解很多艰难或有趣的事情。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有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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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风暴

复工后，我开始进入电影的后期工作，但有时间我就继续跑网约车。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接了一单，被调度到了八宝山。乘客是个女孩，上了车也不说话，只开着一点小缝，看着窗外。我突然想到上次来八宝山，是参加了胡波的葬礼。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很喜欢他的小说和电影，当时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的讣告，特别想去送他一程。

当时我告诉女朋友，我出去开会了，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就去了八宝山。所以当我再次来到八宝山，整个记忆就完全回来了。而且我觉得当时经济上的困境，电影后期遇到了很多不顺的事情。包括爱情关系里面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突然就陷入到了一个很抑郁的状态当中，睡不着觉，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往里面撞，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接触。跨年时所有人叫我出去，我都不愿意出门。

然后我就去六院问诊，后来确诊了中度抑郁，开了睡眠药和抑郁药。确诊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事，阅读大量的书、有关的材料、分析抑郁症到底怎么回事，包括听故事FM ，这样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我能了解到大家最后是如何从风暴中走出来的。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受挫，还有一个期待的问题。对我来讲，电影拍完了以后要调整、要修改，一直没有办法面对大家的期待，剧组的期待、公司的期待，还有自我的期待。那些东西太重了。

2022 年春天，我去新疆伊宁采风。在一个破旧的旅馆里，早上起来突然就刷到一个视频，讲一个妈妈和她的孩子。孩子把牛奶打翻了，他妈妈就说「没事」哄了那个孩子一下，然后又倒了牛奶。那个孩子特别不小心，又把牛奶打翻了，他妈妈还是说「没事」。我当时突然就有点不行了，想到我考倒数第一名的时候，我妈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责备我。

到了 2022 年，那两年工作陷入很大的停滞当中，整个电影中的所有小伙伴都是第一次拍电影，拿着很低的酬劳，极其信任我地来完成一个作品。

但电影没有推进，我无法交代这件事情。电影从一个创意到最后的完成时刻，剧本很多时候会和想象不太一样，要听资方、策划的意见。对我来讲，有的时候电影工作其实挺疲惫的。

真正能够想通的时候，是我看到前面提到的短视频，我觉得家里或者妈妈是可以接住我的。再怎么样，大不了就回山西，继续开我们家的超市，我不干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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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世界

经历过抑郁，经历过与自己内心的博弈，好在结果还算圆满。高临阳第一部自己执导的电影《再团圆》将会在今年和大家见面。主演李雪健老师曾经在青葱计划影展中说《再团圆》「这部电影表现的是老年人生活的常态，年轻人拍这样的片子还是需要胆量的」这也许就是他选择出演这部电影的原因。除了电影，高临阳刚才提到以 2016 年回家为契机，写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吞剑者》，而后的七年时间他又陆续完成了六篇，把它们组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去年这本小说集《把空气冲破一下》也出版了。

这个小说叫《把空气冲破一下》，我去路演的时候好多人问「空气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讲，写那篇小说的时候，空气就是当时抑郁的情绪，是环境，甚至是里面的某种规范。

■图 / 小说集《把空气冲破一下》封面

2016 年写了《吞剑者》这篇小说以后，虽然我日常都从事电影工作，但是我会把所有有限的休息时间用来写小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秘密行动，一篇一篇地写完之后就开始去投稿。这次我投了这个杂志，记录下投稿日期，三个月以后没有消息，再投另外一个杂志。因为杂志必须得三个月以后才能一稿两投。

应该是 2017 年或 2018 年，《吞剑者》发表在《创作与评论》上，现在叫《湘江文艺》。当时让我非常兴奋，因为正常发表是需要排期的，但他们很喜欢《吞剑者》就迅速发出来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只有写小说才能抓到一点生活的主动性，可以在小说里构建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世界。可以把真的写假，把假的写真，藏在里面完全不用考虑人情世故。只有在小说里，我是自由的，那个世界是属于我的。

写剧本特别需要结构，似乎没有结构就很难继续工作。但写小说时，结构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实情感、真实的细节或一个人物，必须与我的生命体验有关系。

比如《把空气冲破一下》写的是一对父女的关系，我一直很想写我的爸爸。我与爸爸的关系挺微妙，我似乎跟妈妈更亲近一点。比如每次打电话，也不太会跟爸爸多说什么，他总是在外面看电视，或者喝多了酒后在电话里凑来打招呼。

我爸是老师，也曾做过生意，开过饭馆，但没开得特别明白。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想和生活搏斗，但他重情重义，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负别人。他平时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但有时候喝多了就歪在那说「爸爸也没挣到钱」。这时候的他又好可怜，我很想抱一抱他，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生活里抱过他。我觉得小说的故事离我太近了，所以就换了一个女性的视角，完成这次拥抱。

所以很多时候，当小说里的真假融到一起时，我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那些真的发生在我生命里的事情写下来，回过头来看时像假的。写完之后，它似乎从身体里剥离了出去。很多虚构出来的东西，想很长时间才会落笔去写，但那些虚构的东西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

所以当我再看这个小说，或者有人跟我聊里面的情节，我真的要想一下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像假的，假的像真的。真的跟假的编织到一起时，有时挺恍惚的。

我最近的文学密度比较高，认识很多作家。我觉得他们每天要写东西，就像我要写剧本一样，有要求，会对自己有期待，让我觉得痛苦。

我现在的状态挺好的，我一定不会把写小说作为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所以希望能够保持一种时刻的饥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