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深秋，关牧村紧紧抱着两岁的儿子龙龙，眼眶通红。
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弥漫着压抑的沉默。
丈夫王星军瘫坐在沙发上，啤酒瓶在地板上滚落，酒液混着泪水滑过他布满胡茬的脸庞。
“我们离婚吧。”关牧村的声音颤抖着，却异常坚定。
这个决定，源于三天前那个深夜。
王星军醉酒后，对她拳脚相向，小龙龙蜷缩在角落里发抖，哭声撕碎了所有温情。
这段曾让无数人羡慕的“姐弟恋”，终究在现实的泥沼中，走向破碎。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的两人，各自书写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1959年，王星军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个普通家庭。
八岁那年，父亲因胃癌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改嫁。
然而，继父的冷漠和刻薄，无疑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王星军是家中老大，要照顾年幼的弟妹。
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砍柴、洗衣；放学后，还要在兵团的荒漠里，捡拾羊粪换钱。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73年。
一场话剧《扬帆万里》，点燃了王星军对表演的痴迷。
他拦住老演员的衣角：“爷爷，您看我行吗？”
对方的话，如同一束光：“孩子，只要肯努力，你一定可以。”
1980年，王星军揣着母亲借来的80块钱，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奔赴上海。
尽管文化课差强人意，但他凭借过硬的表演功底，破格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成为班里唯一的新疆学生。
大学期间，王星军主演电影《海上生明月》，与关牧村结缘。
当时，关牧村是家喻户晓的歌唱家，而他却是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学生。
关牧村常把零钱塞进他口袋，甚至收留王星军住在自己家里。
“穷小子与天后”的爱情，像一簇摇曳的火苗。
1984年，两人在天津领证结婚。
关牧村说：“我欣赏他的纯粹，像一块没被打磨的玉石。”
但聚少离多的生活，矛盾很快浮出水面。
王星军因自卑，变得暴躁。他埋怨妻子“吃老本”，甚至酒后对她大打出手。
1990年，这段婚姻在王星军打出一记耳光后，彻底崩塌。
离婚后，王星军转行做导演，他执导的《丝绸之路》获国际大奖。
拍摄了《月圆凉州》，是中国第一部在联合国总部首映的影片。
王星军现在洛杉矶定居，工作室里堆满未完成的剧本。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天道酬勤”四个大字上。
那是关牧村离婚时写给他的。
1953年，关牧村生于河南新乡的满族家庭。父亲是编辑，母亲是音乐老师。
10岁那年，母亲因胃癌去世，父亲被下放农村。
关牧村带着弟弟捡白菜帮子充饥。
初中毕业后，关牧村被分配到天津钢锉厂当车工。
但是，她喜欢唱歌。午休时，她就偷偷躲在工具房练歌。
工友们都记得，那个总穿打补丁裤子的姑娘，嗓音像“流淌的月光”。
1973年，关牧村在职工文艺汇演中，一鸣惊人，被天津歌舞团破格录取。
1983年主演电影《海上升明月》时，她已凭借《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红遍大江南北。
和王星军的这段婚姻中，总是关牧村为了爱情低头。
她偷偷接济丈夫，忍受着聚少离多，甚至为家庭放弃事业。
但是女强男弱的现实，始终像一根刺，扎进王星军敏感的心。
一次争吵中，关牧村看着儿子蜷缩在墙角发抖，终于明白：“爱不能成为伤害的借口。”
离婚时，她净身出户，带着儿子租住在北京地下室。
最困难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却始终没放弃音乐梦想。
1998年，她与江泓再婚，对方不仅支持她的事业，还将儿子视如己出。
再婚后的关牧村，常带儿子回天津故居。
她指着斑驳的墙壁说：“这里曾堆满我们的争吵，现在只剩月光。”
江泓则在一旁默默整理她几十年的演出服。
那些泛黄的海报上，永远印着年轻时关牧村的笑容。
关牧村对儿子关添元说：“你父亲教会我什么是坚韧，而你让我懂得什么是完整。”
如今38岁的关添元，已是某茶叶公司董事长。
他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在练歌间隙，把零钱叠成小船放在他枕边：“这是妈妈唱戏赚的，你要攒着买书。”
反观王星军，关牧村当时毅然决然的离婚态度，让他有所醒悟。
可是，那一巴掌打碎了他和关牧村之间，所有的美好和希望。
离婚后的王星军，总梦见儿子，在雪地里喊“爸爸”。
他试图弥补，却因性格孤僻与儿子疏离。
王星军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
后来又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把艺术和历史融合。
在美国遇到一群华裔学生，听他们唱《海上升明月》，才惊觉自己的作品已跨越国界。
如今的他，在洛杉矶执导中美合拍片。片场常备着关牧村签名的《海上生明月》黑胶唱片。
他说：“当年我们都是追光者，只是我跑错了方向。”
三十多年过去，王星军与关牧村的人生早已渐行渐远。
一个在异国他乡，继续追逐电影梦；一个在故土，守护着音乐初心。
后来，王星军家里也给他介绍了几个女孩，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不想再结婚了，因为每每想到关牧村，心里总会有一种负罪感。
这也许是他心里无法割舍，更无法越过去的东西。
正如人们所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当年爱过，恨过，分开之后，也终于懂了，爱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本文作者 | 柠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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