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费二十年之久，普京终于要靠自己，组装完成俄罗斯的“超级稳压器”了。
日前，俄罗斯国家杜马就宣布，《地方自治组织原则法》正式通过。通过这项法案，俄方将从法律层面，对国家的治理制度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让俄罗斯从叶利钦时代的“地方诸侯欢乐大乱斗”，升级到整齐划一的“联邦管区连连看”。
（普京和卡德罗夫）
从俄方公布内容来看，这部新法案的核心调整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是行政层级简化：保留联邦主体如自治共和国、州等至市级的自治机构，维持联邦主体与市级政府的直接联系。取消区、镇、村等基层自治机构，将原属这些层级的职能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上收至州一级或市级政府。
其次是人事权集中：基层官员原区、镇、村负责人的任免权，由联邦主体（州级）政府掌控，削弱地方民众或社区对基层治理的参与。
最后是职能整合：基层事务由州级政府统一规划，例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配直接由州或市统筹，减少基层自主决策空间。
俄方表示，这一法案预计在本月中旬就会由联邦委员会进行表决，之后普京总统将亲自签署，若是没有特殊情况，今年6月左右就能正式施行了。
对于普京而言，推动治理结构改革，并不是最近的事情，而是从25年前就开始谋划了。
在叶利钦时代，联邦制几乎是溃散的。1993年宪法虽确立了联邦制，但第73条赋予联邦主体“保留权力”，导致车臣、鞑靼斯坦等21个共和国以“主权国家”自居。1994—1996年车臣战争期间，巴萨耶夫武装甚至建立了“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
（俄前总统叶利钦）
为了换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曾与46个联邦主体签署双边条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获得独立税收权，萨哈林地方截留90%能源收入，形成“经济割据”。1998年数据显示，地方截留联邦税收比例高达52%。
别列佐夫斯基等七大寡头通过资助地方选举，培植出鞑靼斯坦总统沙伊米耶夫、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等“地方沙皇”。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地方势力控制着三分之一的议席。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普京接手的时候，为了避免重蹈恩师覆辙。普京就开始逐步，使出自己的“削藩组合拳”。
2000年5月，普京赋予总统解散地方议会和撤换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随后，在2004年的别斯兰事件后，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为由总统提名并由地方议会确认。这一变革不仅使地方领导人更依赖中央政府，同时也减少了地方自治对中央政策推行的掣肘。
空间管理上，普京更是设立7大联邦管区，后增至8个，派驻总统全权代表。2003年再次合并联邦主体，将89个主体减至85个。
财政问题上，他建立财政垂直体系，将地方税种从15个减至5个。近几年来其更是扶植国有企业，把大批资源开发权收归中央，切断了地方的独立财政来源。
而如今推动的改革，则是要深入最基层，从制度下手，彻底巩固俄罗斯的垂直权力体系。
对普京而言，在这一模式下，俄罗斯“朝令夕不出莫斯科”的治理困境将彻底终结。重构后的垂直权力体系，将帮助俄罗斯在未来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
（车臣部队）
然而，普京的这招削藩大计，对其小迷弟卡德罗夫，就不算是什么好消息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车臣过去一直被允许保留部分基层自治架构，卡德罗夫也因此有权直接控制村镇武装和宗教网络，这也成为了普京和卡德罗夫“效忠换自治”默契的体现。
但之后中央集权再次加强后，卡德罗夫不仅安全控制权将被渗透，所谓“卡家军”的生存空间遭到压缩，财政命脉还有被掐断的风险，在联邦财政部强化对地方预算的审查后，车臣的“黑箱拨款”可能被要求公开用途。再加上车臣缺乏自主经济能力，若中央削减拨款，卡德罗夫难以通过本地产业填补财政缺口，维稳能力将受冲击。
对于普京而言，其对车臣的容忍，本质是出于维稳成本的考量。在俄乌冲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保持高加索的稳定确实是优先事项。
但是这一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毕竟车臣的“例外情况”，与中央集权的大方向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所以一旦乌克兰战事缓和或俄内部稳定，莫斯科大概率会逐步收紧对车臣的控制，最终将卡德罗夫家族纳入联邦垂直体系。届时，车臣或成为普京“削藩”工程的终极试炼场，而卡德罗夫将成为这一进程中最大的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