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有人发文举报称，南京玄奘寺供奉着四块日本战犯牌位。而这其中，便有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东京审判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既是“中国通”，也是“边缘人”
1878年，松井石根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松井武国是一位汉学家，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受此影响，松井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积极学习汉语、汉诗和书法。陆军大学毕业后，他还立刻申请驻外任务，希望自己能被派往中国任职。
一开始，参谋本部没有理会松井的期望，将他派遣到了法国，直到31岁时，松井才如愿来到中国，进行情报工作。因职务所需，他往返中国各地，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的朋友。他曾与孙中山结下深厚情谊，也曾担任过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在来中国之前，他还帮助过蒋介石租房子，资助他完成革命事业。
松井断断续续在中国工作了十余年，拥有着丰富的阅历，这让他在军中被公认为“日本陆军最重要的中国通之一”。
1925年，已晋升少将的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主导情报工作。在职期间，松井一直对蒋介石的理念支持有加，他也迫切希望通过蒋让中国与日本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
然而，在蒋“北伐”期间，蛮横的日军以“革命军抢劫、屠杀12位日本侨民”为由，与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该事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等六千余人被杀害。山东交涉公署的职员们，不仅被日军剥光衣服鞭打，还被拖到院子用机枪扫射。署内23名职员中，仅有6人侥幸逃脱，其余17人均惨遭虐杀。
事后，日方拒口否认屠杀行为，并反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随后还攻占济南，对济南城进行大规模放火和无差别屠杀。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放弃济南。1928年5月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5月28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联盟提交济南惨案说明书，依旧声称事件责任为中方。同时，松井石根也就此事来中国尝试调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列车经过皇姑屯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军官河本大作暗杀，作为曾经的合作伙伴，松井又立刻前往东北三省，要求严惩河本，之后却没了下文。一路看下来，松井石根在明面上几乎都扮演的是“边缘角色”。
1928年12月，松井离职，开始前往法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不再直接参与中日交流。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直线下滑，国民政府还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抗日阵线，已升为大将的松井，对蒋失望透顶，认为自己“被他所背叛”。
“亚洲主义”狂热信徒
虽然松井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中日关系的观念上，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松井一直是荒尾精的狂热崇拜者。而荒尾精主张，“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应领导中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关系，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这个理念则是“亚洲主义”，或者说“大东亚共荣”的原型。
最初的亚洲主义以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为主，可到了后来，亚洲主义就被“修正”为：日本应成为亚洲国家发展的导师，应参与东亚政局，积极左右大陆国家发展。与日本隔海相望，土地广阔的中国，自然就成为日本的首要“扶持”目标。
深受亚洲主义影响的松井，在九一八事变后，便以“促进亚洲统一、解放和独立”为主张，于东京创立“大亚细亚协会”，开始大肆宣传亚洲主义。
1933年8月，松井被派往台湾指挥“台湾军”（驻扎台湾的日本陆军），这段时间里，他成功晋升大将，并建立“大亚细亚协会”支部。同时，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松井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疏远，在协会的第一版公报中，他还批判中国政府，称其亲西方的态度是“出卖中国，背叛亚洲”。
1935年8月，因陆军内部派系斗争，松井被迫退出现役，编入预备役。他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宣传“亚洲主义”的机会。同年冬季，松井游历中国各大都市，不断向各路名流宣传亚洲主义，他还在天津设立了新的“大亚细亚协会”支部。
1936年春，在政府的资助下，松井前往中国会见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等领导人，旨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但是，其协商的内容却非常“亲日”。比如，在和蒋会面时，松井竟直接提出，要中国承认满洲国，蒋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者
中日全面战争后，松井决心与蒋敌对。1937年8月17日，他向裕仁天皇提出，“必须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在他受命前往上海指挥“上海派遣军”之前，他甚至还把这个建议，给前来送行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又讲了一遍。
至于为什么如此想拿下南京，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松井已经快59岁了，服役以来，他一直没有拿到过显赫的战功，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的军史印迹，所以他才对攻占南京如此积极。
11月17日，松井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任“上海派遣军”指挥。由于松井在战时罹患疟疾，所以后者很快被日本皇族成员朝香宫鸠彦王所接管。
朝香宫鸠彦王
12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批准攻取南京，考虑到军队在上海征战多日，十分疲倦，松井打算采取谨慎作战，用两个月时间缓慢攻打南京。但是，他的部下认为，松井只是个即将退役的混子老兵，所以也不愿听他的命令。这群心急的年轻军官们，反倒竞相角逐起谁能攻抵南京起来。
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很快就把辎重部队抛在了身后。为了维持军队补给，司令部还下发了“给养就地征发”命令，一路烧杀抢掠，大量妇女被日军强奸。松井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但对此无动于衷，只是继续修改着自己的作战计划。
12月5日，松井疟疾发作，卧床不起，但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指挥。7日，松井发布《攻克南京城纲要》，上面写道：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团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12月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这套军令，让日军能以“扫荡”的名义，“铲除”所有抵抗的中国人。但一些学者认为，松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实际下发屠杀命令的，可能是朝香宫鸠彦王。
正在“欢迎”日本军队的南京市民
12月8日，松井石根下令，让飞行部队在南京上空洒下劝降书，不过，国军方面早已决定保卫南京，所以没有回应松井的劝降。9日，松井下令，向南京发起全面进攻。
秦淮河岸的大屠杀受难者尸体
进攻期间，松井还做了一件事：他命令火炮部队禁止攻击南京南面山区，以保护当地历史遗迹——中山陵和明孝陵。这个命令导致华中方面军伤亡惨重，但也让这两块遗址得以留存。
在日军不断猛攻之下，南京的国军守备军队很快崩溃，但国军士兵并没有投降，他们抛下军服和武器，混入南京市民中，随时偷袭着落单的日本人。
南京战役获胜后，日军生擒了大量战俘，由于忌惮国军残余（又称“便衣队”），加上《攻克南京城纲要》并没有提及处理战俘的问题，日军决定，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的方针，即——将战俘全部处死！
南京战役后，松井骑马检阅士兵
南京被占领后的几周里，日军不仅收缴大量粮食，放火烧毁房屋，还肆意强奸、杀害平民。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调查显示，因日军暴行而被屠杀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20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抛江、掩埋等方式处死的人们。
1937年12月18日左右，中国南京，长谷川清和松井岩根的照片
对于日本兵的大屠杀行为，指挥官松井一清二楚，在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些话：
“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牌回于各处的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
“有一段时间，我将士中出现少数掠夺（主要是家具等）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在南京发生了我军士兵戗劫各国大使馆的汽车等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无知和粗暴令我大为震惊，专门以此类事件败坏皇军的声誉，真是遗憾至极。在派遣中山参谋速往南京采取善后措施的同时，还下令不仅要处罚当事人，而且要处罚负责人。特别是上海派遣军，考虑到该军系殿下所辖，事件必有损殿下的仁德，所以决计严加处理。”
然而，松井的“决计”并没有实行，日军照旧杀人无数，恶行不止。作为一军将领、战场指挥，松井对暴行的消极、不作为态度，也成为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大的罪证。
1937年12月18日，中国南京，松井岩根在阵亡日本士兵纪念碑上
1946年4月，“东京审判”开庭，在长达7个月的审判中，松井石根毫无悔意，并坚持声称，自己只应负“道德责任”，不应负“法律责任”，所有罪责应由各师团宪兵队负责。最终，在多方讨论之下，法庭仅以第55条罪状（即“故意和鲁莽地无视他们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暴行的责任”）判处松井死刑。该判决也被称为是“国际法史上最早的指挥责任案例”。
1948年12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执行死刑，松井作为当中最年长的人，被其它犯人要求带头向皇居方向行礼，大喊三声“万岁”，接着，众人便前往绞刑架，接受绞刑。
罪恶之人，终将迎来惩罚，当他提刀携枪，踏入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他的结局，便已注定。倘若松井以个人、和平的方式与中国交往，他或许能够成为促进中日交流的伟人，然而，历史已定，他也不可能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