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王毅外长最近提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和会上发言，以公理抗强权，声震寰宇，106年之后仍然在国际间回响。
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888年生，出席巴黎和会时只有31岁。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历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公使、大使，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退出外交界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1985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8岁。
1915年，一战正酣，日本帝国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日本驻华公使以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勒索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山东省、东北南部、内蒙东部、长江流域和福建省的权益，勒令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日本侵华野心暴露无遗，袁世凯最终签字承认。当年山东被德国霸占。北洋政府认为山东问题要等战后召开和会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对德宣战后，北洋政府开始具体谋划。1918年一战结束。翌年初（1月18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出席和会。这是中国外交第一次非比寻常的划时代大事。
顾维钧还在美国留学时（攻读国际法律）就已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欺骗性。他的研究论文指出言行不一是日本外交的特征，曾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在启程前往巴黎出席和会前，顾维钧向美国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地阐明对和会的期望和要求，得到美国的承诺支持中国。但在和会期间，美国突然变卦。原因是意大利代表团因为领土要求未获满足，宣布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因山东问题也退出，和会将走向失败。为了让和会进行下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首要目标是成立国际联盟），美国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
中国代表团提出三种选择：一是依照意大利的办法全体离会回国，二是在和约上签字，三是签字但不承认山东问题条款。具体如何选择，代表团内部分歧严重，于是请示北洋政府。当时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通过“和会民间考察团”（由梁启超率领）已经传到国内（北京大学），于是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民众群情激昂，民间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优柔寡断，但迫于压力，最初主张不签字，后来又指示可在对山东条款采保留态度的前提下签字，再后来又指示先争取保留签字，如保留不成那就签字。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横行，对世界大势有自己的判断。他发言时雄辩滔滔，以公理抗强权，“强权者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尽显弱国亦有外交、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风骨。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抗强权。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杰出的年轻外交家、是中国大学生的模范人物。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是和约签字时刻。这天清晨，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尽最后努力，中国的要求最终仍被明确拒绝。顾维钧表示中国已经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天下午，中国代表团集体退会，并发表了不签字的声明。顾维钧当天说：“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在中国历史上”。现在回顾起来，这一天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天，因为从此巨龙苏醒，中国进入全民觉醒的年代，30年后（1949）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自1842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主要表现在领土掠夺，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要求的最惠国待遇，租界，在中国领土驻絷军警，设置邮政及电报局等方面）。
1919当年，中国的合理要求被无理拒绝，显然是一个悲痛的日子。但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维护了国家尊严，顺应了国内民意，打破了自从1842年以来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犬儒膝跪的惯例。1919年的拒签行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拍案而起、向列强说《不！》、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之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顾维钧当年雄姿英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先后提交了四个重要文件：山东问题说帖、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中日民国四年（1915）条约》说帖、中国希望条件。顾维钧主持起草了前两份文件和最后一份文件接近50％的内容，在代表团中的作用可见一斑。顾维钧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美外交。代表团刚到巴黎时，为了更好地和美国沟通，他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开列了7个问题，让大家分头准备。他自己承担了其中的4项，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和会的最后关头，由于他出色的表现，顾维钧担负起代表团的重任，先后与和会秘书长、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法国外交部长等会面，对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他在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按代表团成员资历，初期原本轮不到最年轻的顾维钧，但其他人要么没有准备，要么临阵退缩，顾维钧因为对中日问题早有研究，兼且英语异常流利，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
1912年1月，顾维钧当年24岁，正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年初突然接到中国驻美国使馆通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英文秘书。后来才知道是唐绍仪向袁世凯推荐。唐绍仪1906年访美时（44岁）曾见过顾维钧（18岁），对他印象深刻。1912当年，顾维钧毫无心理准备，打算以还未完成学业为由婉拒。他的导师穆尔告诉他，读国际法和外交的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促成此事，穆尔特准顾维钧的博士论文答辩可以推迟。顾维钧于是回国，其后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顾维钧回国后（24岁），负责袁世凯会见外国高官和使节的翻译，起草在外文报纸刊登的政府声明和公告，处理总统府的英文函件。他同时进入外交部，翌年担任参事，负责与英美使馆的联系。顾维钧建议外交部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为民国初期外交部的专业化作出贡献。
回头再说顾维钧的早年经历。他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赴美留学，1905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关系。1906年唐绍仪奉清廷圣旨出洋到美国官式访问时，顾维钧作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陪同清廷代表团参观哥伦比亚大学，在辩论会上发表演讲被唐绍仪赏识。唐绍仪是晚清留美幼童第三批，留美9年，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无独有偶，两人的字都是“少川”。1914年，顾维钧和唐绍仅的女儿唐宝玥结婚。顾维钧回国3年后，27岁任中国驻美国公使，31岁出席巴黎和会，34岁任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界极速升迁。当年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外交专业人才。那时候诞生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大多是留学生。顾维钧不仅掌握外语，还是国际法博士。顾维钧以27岁、无驻外经历而出任驻外公使，十分罕见；在中国外交史上前无古人，或将后无来者。
最为难得的是，顾维钧一贯站稳国家民族立场，捍卫中国的主权、尊严、安全和利益；铮铮傲骨，难能可贵。和现时台湾岛内一小撮民进党“台独”团伙倚美谋独、奴颜婢膝、背叛国家、出卖人民如赖清德之流两相比较，如天壤之差、如云泥之别。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后，翌年中国代表团藉出席联大会议的机会，中国高层领导指示章含之与退休后移居纽约的顾维钧见面，希望能够邀请他回国走走看看。可惜当年顾维钧已经84岁，因为健康问题未能成行，相当遗憾。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在三藩市正式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英美法苏）。为了表扬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中国获得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荣誉。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率先签字，随即发表华语演说。其他代表团成员依序签字的包括来自代表解放区的董必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