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在一次战斗中全部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多名骨干精英，这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更是敌后斗争中的首例。
收到消息后，中央震惊了，毛泽东更是一夜未眠，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因为这次雪村战斗，一个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牺牲，军分区分崩离析，近乎覆灭，和党的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1929年，确定了党的至高无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重要性，1930年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中包含了一条对军队指挥非常重要的条例：当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长官发生分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后来，这项权利被称为“政委最后决定权”。
红军时期，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还没有彻底确立，“政委最后决定权”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党依旧能够指挥军队，所以在后来井冈山战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军事指挥权都在毛泽东手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很多战绩都是毛泽东指挥打下来的。但不是每一个政委都是毛泽东，“政委最后决定权”开始逐渐成为了军队作战的枷锁。
1941年皖南事变中，军长虽然是叶挺，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却在政委项英手中，这也是为什么，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新四军却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项英毕竟不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但却没有绝对的战场嗅觉。整个皖南事变，叶、项不止一次发生分歧，导致错失了不少突围的机会。后来，叶挺也在电报中说了这一点，他坦诚地承担了皖南事变的责任，但也告诉了中央，政委制度有很大缺陷。
然而，一项政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毛泽东等人不是没有看到“政委最后决定权”的缺陷，但却不敢轻易改变，因为军队始终要由党掌握，直到雪村战斗的发生。
政委大多由知识青年担任，其中很多人都是大学生，他们中不乏良将，但更多的是没有多少战斗经验的书生，可以把握大方向，但在实际战斗中，战斗嗅觉远远不如军事主官。雪村战斗中，第八军分区的政委王远音，曾是北平的一名中学生，七七事变后，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地下党，组建游击队，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干部，一直在做政工工作。
而第八军分区的司令员常德善，6岁当放牛娃，12岁离家，后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29年带着一个班，携带一挺轻机枪加入了红四军，先跟着关向应当勤务员，后当贺龙的警卫员，曾三次将贺龙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后进入作战连队后，从排长一路干到团长，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而他所在的团还曾执行抢渡金沙江的任务，不论是实战经验还是战略眼光都超过了王远音。
1942年，日军对冀中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扫荡，其重点就是第八军分区。扫荡开始后，常德善和王远音就带着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跳出了扫荡中心，进入了饶阳一带。但随后，第八军分区30团和日军遭遇，激战后部队被打散。而这次日军为了防止我军在其走后再次回来，搞了一个“爱护村”，利用一些汉奸，让革命村落变质，冀中军区总部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让各个分区部队跳出扫荡中心，到兄弟部队的防区。
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得到命令后，又想到30团被打散了，就打算先回到根据地，找到30团被打散的部队，然后再撤离。王远音因为实际战斗经验不足，更没有经历过长征，到根据地后，看到群众非常热情，就不想让群众失望，不打算撤离了。
然而常德善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更得到消息，日军三面来袭，打算在6月8日对他们所在的雪村发动袭击。常德善等人在6月7日找到了30团的部队，如果这个时候当机立断，撤到第九军分区根据地，完全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常德善和王远音发生了分歧，产生了争执，最后，王远音动用“政委最后决定权”，将部队留在了雪村。
6月8日，第八军分区连同司令员、政委在内不到一千人的队伍被日军四千多人包围，第八军分区死战不降，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牺牲，政委王远音被俘后自杀，军分区机关以及23团、30团骨干死伤惨重，整个第八军分区近乎全军覆没。
雪村战斗的结果传到中央后，震惊了中央，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牺牲，这是非常罕见的。而这场悲惨的战斗，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深思，政委到底应不应该拥有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定权。
最后，毛泽东痛定思痛，中央在1942年9月宣布，政委不再拥有军史上的最后决定权，一旦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军事上发生了争议，军事行动最后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争议内容要及时向上汇报。
这次政策的改变对我军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委毕竟是秀才出身，在军事的嗅觉远不如军事指挥官，同时，也减少了军事指挥官的掣肘。不过，政委和军事指挥官本就是我军中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一支部队要想获得胜利，政委和军事指挥官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有着正确政治目标的部队，才能在军事指挥官的正确指挥下，获得最终的胜利。
作者：苦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