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城隍庙

黎云昆/文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神国家。天地间有一物，则有一神。土地有土地神，山林有山神，江河有水神，城市则有城隍之神。

城隍神当从土地神繁衍而来。先有土地神，慢慢城市出现了，便有了城隍神。土地神在先，城隍神在后。应该是土地神大，而城隍神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心逐渐由农村迁移至城市，城市的城隍庙越建越大，土地神逐渐退出城市，转而为乡村之神，城隍之神反尊于土地之神。

城隍神与很多神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

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神并不特指某一位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神。

中国的神庙供奉的神都是固定的，如文庙供的是孔子，武庙供的是关公，三清观供奉的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财神庙供奉的是赵公元帅、关公，比干、范蠡，土地庙供的是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惟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五花八门，各色人鬼，不胜枚举。

清钱泳《履园丛话》载：“城隍神之灵显，且各立名字，如汉之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之类，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也。”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的，均可成为城隍神。

明谈迁《枣林杂俎》载：“城隍神：南京城隍神孙策，北京城隍神于谦，杭州城隍神周新。”

孙策对于南京城的建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被南京人奉为城隍神。于谦在保卫北京城，抵御蒙古也先部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被北京人奉为城隍神。周新任浙江按察使期间为民伸冤、执政为民，广受百姓称颂，杭州百姓便开始供奉周新为城隍神。此三人所以被奉为城隍神，都是对城市建设立有大功的。

各地的城隍神大多如此。每个城市都会找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对民生福祉的改善起到重大作用，将此人奉为城隍神。

湖州府庙所供城隍神是明成化年间的知府劳钺。劳钺，江西德化人，在湖州任上四年，因平盗有功，并积劳成疾，死于任所，死后被湖州百姓奉为城隍神。

以上所列城隍神均有名有姓，史有记载。有的城隍神则很难说出其来历。

宋赵与时《宾退录》载：“（城隍神称谓）温州富俗侯，处州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安邑侯，临安县霸国侯王，兴国军（兴国军，治永兴县，今湖北阳新县）高陵王，筠州新昌盐城王，浑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兴元安平将军，汉州彭州安福将军，邛州大邑县安静神，广州羊城使者之类，皆莫究其所以也。”

按说每个城市有一个城隍神就可以了。但很多城市的城隍神非止一人。

上海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前殿为金山神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神主（图1），正殿为诰封四品显祐伯城隍神明待制秦裕伯御史。到了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江南提督陈化成为抵御英军战死吴淞口，他的塑像文革前曾供奉于城隍庙霍光神背壁之后，故有上海“一庙三城隍”之说。

图1

三位城隍神中，真正为上海做过贡献的是陈化成（图2），但陈的塑像在动乱的十年中不知去向，以后也未能恢复起来。

图2

将霍光立为上海的城隍神有些牵强，上海的建城，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不是没有道理。霍光站在皇帝背后，能让皇帝背若芒刺，他的威力一定可以嚇退海风、海潮。

将秦裕伯立为上海的城隍神也有些牵强。秦裕伯本为元臣，朱元璋三次征召而不受。后受胁迫不得不入朝，也只是“受事不受职”。秦裕伯去世后，朱元璋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亲自敕封秦裕伯为“显祐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秦裕伯是江南的著名人物，对大元朝忠贞不二。朱元璋希望江南的士绅都能像他忠于元朝一样，忠于大明。

城隍之名，并不固定，常因时而易。

清钱泳《履园丛话》载：“据苏州府城隍而言，向闻神是汤文正公斌，继又改陈榕门先生宏谋，既又改巡抚吴公坛继，又改观察顾公光旭。今闻只改陈稽亭主政鹤矣。三四十年中，屡易其神，岂阴阳亦一体耶？”

清时苏州府的城隍神，先是汤斌，后又改为陈宏谋，再后又改为吴坛，再改为顾光旭，最后改为陈鹤。三、四十年中换了五任城隍神，平均任期不到五年。

五位苏州府城隍神的简介如下：

汤斌，河南睢州人，曾任江苏巡抚，官至工部尚书。清初理学名臣。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汤斌的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

陈宏谋，广西临桂（今属桂林）人，未见苏州任职记录，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吴坛，山东海丰人，曾任江苏按察使，官至刑部侍郎；

顾光旭，江苏无锡人，未见苏州任职记录，官至甘肃干凉道、署四川按察司使；

陈鹤，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未见苏州任职记录，官至工部主事。

这些人中，不都是对苏州有贡献的人士，他们有的是苏州人，有的虽不是苏州人，也未见在苏任职，但或功勋卓著，或文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在民间影响很大，因此成为苏州府的城隍神。

城隍神与武庙的关公、财神庙的财神不同，这些神庙不供神夫人。城隍神都是配享城隍夫人的。

城隍神的夫人与城隍神大都并非原配，一般是先有城隍神，再为他选配一位年轻美貌的夫人。

城隍夫人的选配比城隍神的确定更为荒诞不经。

如海南琼海乐城（原县治）城隍夫人，据说是日本人占领期间确定的。当年琼海日军司令到城隍庙看戏，游击队冲了进来，扔进一枚炸弹，但没有爆炸。后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枪战，游击队随即撤退，只是一爬到树上年轻女子中弹而死。当地人非常庆幸，如炸死日军司令，会遭至日军的报复。虽发生了枪战，但双方又均无伤亡，只是死了一个年轻女子。于是人们便传，这是城隍老爷的保佑。死了一位美貌女子，是因为城隍神看上了她，就为此女子塑像，选配给城隍神作夫人。

城隍神是有爵位的。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载：“（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此为最早为城隍神封爵的记载。

据《元史·本纪第三十三》记载，元文宗在天历二年（1329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元朝为蒙古人所建，元朝皇帝不仅封了城隍神，连城隍夫人也封了，其对汉文化的重视，还是可圈可点的。

都城隍神指京城城隍神，“都”有总揽、总管之意，即统领各府、州、县城隍之神。

城隍本来各不相属，没有统一的体系。但蒙古人不这么想，他们希望天下的城隍也要归并到他们的旗下，于是就有了“都城隍”，后来，明清两朝都沿用了这种称谓。

明何孟春《余冬序录》载：“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

城隍神的爵位因其所处的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爵位。在应天府，即京城者，封以帝位。开封，临濠（今之凤阳），太平府（府治位于当涂县，其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日安徽省的马鞍山市及芜湖市辖境），和州、滁州城隍，封以王爵。这些地方大多与朱元璋发迹有关。除此之外，府城隍封公爵；州城隍封侯爵；县城隍封伯爵。当时府为省下的二级单位，府下设州，州下设县。

各级城隍所封的爵位，均有爵号。

《明集礼》载：“元封燕京城隍为护国王，至治中尝加封溧水城隍为灵佑广惠侯。国朝初循旧制，尝封城隍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统神昇福大帝，各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各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祐侯，各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祐伯。”

各级城隍神除有爵位以外，还有官级与专享的服饰与冕冠。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载：“洪武二年。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应天衮冕，十有二章。开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县七旒七章。”

应天府城隍，封帝位，可以享受属于天子的冕冠，即十二旒冕。十二旒冕是天子（皇帝）专用的礼冠，冕上悬挂有12排玉石，每排12块。还可以享受属于天子的上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图案的衮袍。封以王爵、公爵、侯爵伯爵的城隍则依次降等，享受相应级别的衣冠。

城隍庙有保护国家政权的安稳的作用。

城隍神首先要保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所以，作为国家的元首皇帝，也要祭拜城隍神。

天子祭拜城隍神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载：“《记》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注》曰：伊耆氏，尧也。盖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

伊耆氏即尧帝（一说为炎帝），尧时天子在腊月祭祀八位神灵，城隍神位居第七。就是说，至少在尧时代就已经开始对城隍神的祭祀了。

后世天子祭祀城隍庙，首见于正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史·礼志》载：“（建隆元年）六月,太祖平泽潞（今晋冀一带），仍祀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

明太祖朱元璋也亲祭过城隍神。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载：“（洪武九年二月）京都城隍，（山川坛）正殿，帝亲行礼。”

皇帝不能亲祀城隍神，则派遣官吏代为祭祀。

《明史·志第二十六》载：“京师都城隍之神者，旧在顺天府西南，以五月十一日为神诞辰，故是日及节令皆遣官祀。”

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也是年年派代表祭祀城隍神。

根据《大清宣统政纪》记载，宣统帝最后一次遣官祭都城隍之神是1916年，那时大清国已经亡国六年了。但根据清朝政府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拟定的《优待清室条件》，清朝皇帝依旧享有皇帝的名号。毕竟，大清给我们带来了广袤的领土。

保护城市的安宁是城隍的神主要作用。

保护所在城市地方的安宁，是城隍庙的又一大功能。

明曹安《谰言长语》载：“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诏天下：止称府州县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无预城隍之名，肇于古史之造字其用着于周易之系爻。城隍之有庙，殆亦以栖配食者之灵祭。城隍于配食之庙，犹明堂之祀。”

对于城隍神的祭祀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固定下来，因此，不仅皇帝要祭祀，各级政府的主官都要把祭祀城隍神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凡有城市的地方，基本都建有城隍庙。

京城有都城隍庙，州府有城隍庙、县城有城隍庙，与府州同城而治的县，甚至会建两座城隍庙，即府城隍庙与县城隍庙。

惟省没有城隍庙，因为省管面积太大，且很大部分是乡村，不能以城隍神统而管之。乡村的地界不归城隍神管。

有的县没有城，就不能设城隍庙，但因对于城隍神的祭祀列入了国家典籍制度，没有城池的县官也要祭祀城隍神，土地庙便成为祭祀城隍神的处所。

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载：“明代于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职方司的长官称职方郎。”城隍神是一座城市的保护神，而保护主要体现在武力上。所以，城隍庙的管理归属兵部。

除了兵燹战火以外，地方上凡遇水旱蝗灾疾疫，必祷于城隍庙。

祭祀城隍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官员祈祷城隍必须恭恭敬敬，而且祭祀以前要斋戒，即祭祀前沐浴更衣，戒除嗜欲，如不饮酒、不吃荤，不得过夫妻生活等，以示诚敬。

清李虹若《都市丛载》载：“光绪十二年岁次丙戌祭祀斋戒日期：都城隍庙七月初一日孟秋时享前期致斋三日，都城隍庙九月十八日祭前期致斋二日。”即每年孟秋祭祀都城隍庙要提前三天斋戒，九月十八日祭前要斋戒二日。

但有的官员却不是这样。

明叶盛《水东日记》载：“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缙云县令李阳冰躬祷于神，与神约曰：‘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而雨，合境告足，县官与耆老群吏人自西谷迁庙于山巅，以答神休。”

唐李阳冰是地道的学者，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他的篆书号称“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当时他以缙云县令的身份为求雨事躬身祭拜城隍神，但却霸气十足，声称如不如期下雨，一把火把城隍庙烧了。

另据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记载：“我邦伯韦公……大水灭郭，洪霖注川，人见忧于鱼鳖，岸不辨于牛马。公乃抗辞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一日雨不歇，吾当伐乔木，焚清祠。’精心感动，其应如响。”

时任鄂州刺史韦良宰也是一个狠人，当时大雨滂沱，水患无穷。他跑到城隍庙大声抗辩，声言，若城隍爷不在一日之内把雨停下来，他便砍伐树木，把城隍庙烧了。

人死之后需到城隍庙报到。

既然城隍神主管阴间事物，所以，旧时城里人死了，一定要到城隍庙去报道，叫做“告庙”。

报到的时间，因地而易。

如清缪荃孙《江苏省通志稿礼俗志》转引《泰州志》载：“死之次日谒土地祠，三日谒城隍庙，多焚楮镪，曰上庙。庶人皆徒跣自往，士族或于听事前拜祝焉。”即人死之后，次日到土地庙报到，因建坟墓需占用土地。第三日要到城隍庙报到。到城隍庙报到特别需要多烧纸钱，而且普通人须赤足步行前往，以示恭敬。士绅阶层，即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族、退居乡里的官员以及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富人，可以不至于“徒跣自往”，他们可以直接到城隍庙大堂“告庙”。

北方的一些农村有“五道庙”（图3），人死后要到去五道庙告庙，这庙实际就是城隍庙派驻乡村的派出所。农村人不可能都跑到城里的城隍庙去告庙，就近办理当然要方便一些。

城隍庙有警示人们多行善事、不可作恶的作用。

图3

中国人是需要有人管的。在阳间，有官府管着，死了，有城隍神管着。正所谓“阳有阳政，阴有阴政”。

所以，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是死是活，总是要被管制的。

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管。

只要人们相信，人死后，需要听从城隍爷的安排，这样才稳妥，才放心。不然，到了那个世界，城隍神不予理睬，就成了孤坟野鬼，那是非常可怕的。

想要得到城隍爷的眷顾，以便死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排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生前不能做坏事，要做好事。于是很多官绅富人便积极行善积德，修桥铺路、办学堂、办慈善、扶危救困。旧时，地方上很多公共事业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属城隍爷管辖。若表现得好，不做恶事，行善积德，死后到了城隍爷那里，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反之，如果一个人胡作非为，坑蒙拐骗，死后就会下地狱，就会上刀山下火海，受永世的折磨，或者转世作牛作马，任人打骂，还得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这样，人们便不会作恶，社会就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执政者的角度看，“若鬼无主以治之，使归于正，则淫邪之妖，各逞其灵，必至啸梁泥屋，为殃为祟于人间。”（《周礼全经释原》）所以，对于死鬼也要由城隍神把他严格地管起来。

明周楫《西湖二集》载：“今之城隍，昔之崔府。”此话道出了城隍庙的真谛。

崔府，即崔府君，是在冥府辅佐十殿阎王，掌生死薄的判官。神兵鬼卒，牛头马面，均为他的下属，他有秉生死之权操，断生老病死之苦趣，阎王爷也得听他的。

几乎所有的城隍庙都供奉阎王爷与崔判官。

城隍是阴间的地方官，类似于阳间的地方行政长官，主要负责管理城池内的鬼魂事务，包括监督亡魂、记录生前善恶、决定寿命长短等。阎王爷与崔判官又构成了阴间的司法体系。

这一阴间的管理体系，彻底征服了中国人，谁都逃脱不掉。

清梁章鉅《浪迹续谈》载：“赏善罚恶杭州吴山上城隍庙头门外有墙，四面甚高广，慈溪盛小坨（本）以大颖书作‘赏善罚恶’四大字，极奇伟，此庙不毁，此字亦当不磨也。”

“赏善罚恶”，这大约是历朝历代城隍庙设置的本意了。

对统治者而言，城隍庙也是用来监察老百姓的。

老百姓在家，有灶王爷管着，在城，有城隍神管着，不可以胡说八道，不可以胡作非为。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把监督老百姓的行为作为重要的工作。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録》载：“（洪武）三十年，改建庙，诏刘三吾（翰林学士）曰：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即城隍庙的设置在于“监察民之善恶”。

城隍神有监察老百姓的功能。因为城隍神能够根据老百姓的善恶之举来决定他们的将来。

明吕毖《明朝小史》载：“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眷此郡邑。灵祗所司，宜封曰“监察司民城隍显祐公”。”

从朱元璋所封的各级城隍神的称号看，城隍神的职责也是“监察司民”。

老百姓的行为不仅有官府管着，还得有城隍神监督着。而且城隍神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比官府的作用更大。

城隍神不仅对百姓有监察之责，对官员也有纠察之责。

清柳堂《宰惠纪略》载“夫县之有城隍，犹家之有灶神也。灶神一家依之，城隍一县依之者也。城隍治幽，县官治明，幽与明恒相助。为理春秋之祀典、庙宇之修除、皆惟官是赖，而县有疑狱，求诸神；县有水旱灾祲，求诸神；诚之所至，无不应焉。……知县官之祀城隍，一如家人之祀灶神则得矣。”

知县官祀城隍，如同老百姓祭祀灶王爷。老百姓祭奠灶王爷，就知道灶王爷每天都在盯着自己，看是不是做了坏事。知县官吏祭祀城隍庙，也是因为城隍老爷在看着他们是不是在做着坑害老百姓的坏事。

这样，地方官员就不敢对老百姓故作非为了。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载：“（洪武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旨各处城隍庙屏去闲杂神道越二日又降命：……今国初诏封其神为“鉴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欤！制词有云：明有礼乐，幽有鬼神。盖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际，设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而加之以鉴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特与神誓。盖又付之鉴视纠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礼厉吾民也。”

所以，新官上任是一定要到城隍庙报到的，其目的是不让为官者欺负老百姓。这个理由真可谓冠冕堂皇。

官员到任后祭拜城隍庙文，写得最好的是刘衡。

道光五年（1825年）刘衡调任巴县后，即到县城隍庙发表到《到任谒城隍神誓》：维神聪明，维神正直，以祐我民，以福我国。惟小子衡，自慨凉德，今来作宰，行不敢墨。除原用旧章之不病民者，未便遽革，此外一切词讼案件：傥敢受百姓一文，维神其殛；吃百姓一饭，维神其殛；故纵书差索扰，维神其殛；或遇事不肯尽心，任其延宕，以致拖累，维神其殛。敬陈誓文，用表我心，用尽我职。神鉴昭昭，尚其来格。敢告。（清刘衡《庸吏庸言》）

刘衡在祭文中向城隍神保证，如受百姓一文，吃百姓一饭，纵书差人勒索，遇事敷衍了事，不尽心尽力，天打雷劈。

官员离任也需向城隍神辞行。

到城隍庙祷告文写得好的是明代信阳(今河南)知州胡守安，在卸任到城隍庙谒城隍，向神辞行后，便草一诗于壁上，诗云：“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离时还似到时贫。”（明胡守安《任满偈城隍》）

一个地方官，到任时是穷人，离任时还是穷人。真真不易！

城隍庙也是三教合一的场所。

城隍庙应属于中国道教的范畴，但很多城隍庙的设置都揉入了佛教和儒教的内容。

如城隍庙会在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举行祀孤活动，即为孤魂野鬼度荐亡魂。这一习俗与佛教的盂兰节为无人祭祀的死者超度亡灵有关。所不同之处在于，佛教的超度，在于积累功德；道教的超度主要是为防止这些孤魂野鬼为祸人间。

湖州的城隍庙是把三教合一工作做得最好的。

湖州城隍庙主殿供奉了五位大神。正中自然是城隍神，神的两侧还分别供奉的是老子和孔子，两外侧还供奉了财神比干和观世音菩萨（图4）。神像巍峨高大、并排站立，笑对八方香客，实为湖州一大景观。

图4

湖州人把释道儒三教归一于城隍庙，并以城隍神为中心，这在其他地方是想也不敢想的。就便是劳钺，湖州城隍神，活至今日，恐怕也不敢让老子、孔子站在他的两边。

但湖州人就这么做了。

这样的安排对湖州百姓而言，也的确带来了诸多便利。不管你信什么教，城隍庙都会对你敞开大门，而且不劳你东奔西跑，只要进了城隍殿，点上一炷香，拜上一拜，释道儒三教就都拜到了，而且财神爷可以保佑你发财，菩萨还可以帮助你消灾解厄，何乐而不为？

举办各类慈善事业是城隍庙的一大功能

城隍庙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也具有一定的慈善作用。

城隍庙在灾荒和战乱期间会为灾民施粥、施药、施衣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

城隍庙也会向政府、富商发起组织赈灾活动，募集发放粮食、衣物等，帮助弱势群体渡过难关。

一些城隍庙还设有孤儿院，收留并抚养孤儿。

一些城隍庙会邀请医生为贫困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在疫病流行时，城隍庙会发放药物，帮助控制疫情。

一些城隍庙会资助贫困学生，或设立学堂，提供免费教育。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传播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

城隍庙也会举办各类庙会活动。

城隍庙是阴间的政府，因此城隍庙在清明节、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寒衣节（阴历十月一日）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迎赛，即把城隍神像抬出庙来游行，也称城隍出巡活动。出巡队伍浩浩荡荡，包括仪仗队、城隍神像等，巡游过程中会经过主要街道，象征着驱邪避灾。并举行祭会，以求消灾赐福。有的地方出巡队伍前有锣鼓开道，后有各色大旗，沿途有善男信女跟随。此外，还有歌舞、舞狮、舞龙、高跷、武术、标旗锣鼓等民俗表演。有的地方还请来戏班子唱戏。

这些活动均含有对先人的感恩、追思，以及对先人在地府里的生活给以财物上的支持，如烧纸钱、寄送寒衣等等。清明节、中元节一些地方的城隍庙还会祭无主孤魂，这种活动被称作祀孤。旧时北京的城隍庙还在清明节举办赦孤活动，此时的慈善机构收殓无主尸骸、度荐亡魂。

此外，每逢年节以及城隍老爷、城隍夫人生日，也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由此形成了城隍庙庙会活动。

庙会期间，各地商贩云集，形成热闹的集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还有各地特色小吃。

各地的城隍庙在春节期间也会举办各种活动。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

明代城隍庙于阴历每月的初一、十五及二十五开市。所售卖的物品包括源自云南、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的古玩、珍宝、书画等，规模宏达，延绵三里。

清时的城隍庙庙会也是十分热闹。

时人有《都城隍庙》一诗“西城五月城隍庙，滥贱纱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归。”（《都市丛载》）

清钱泳《履园丛话》载：“今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各县城隍庙俱有园亭，亦颇不俗。每当春秋令节，乡佣村妇，估客（商人）狂生，杂沓欢呼，说书弹唱，而亦可谓之名园乎？”这些城市的城隍庙已经成为著名的游览休憩所在。

城隍出巡也是一种独立的活动。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四月二十二，宛平县城隍出巡。五月初一日，大兴县城隍出巡。出巡之时，皆以八人肩舆，舁藤像而行。有舍身为马僮者，有舍身为打扇者，有臂穿铁钩悬灯而导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人者。神舆之旁，又扮有判官鬼卒之类，彳亍而行。亦无非神道设教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