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和康生在历史上的关系如何？简单来说，毛岸英对康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印象不错”到“印象很坏”的过程。
1930年，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被带到上海，进入我党地下组织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
“大同幼稚园”，是一所经周恩来提议，中国革命互济会筹办，董健吾负责的，专门照顾烈士遗孤的幼儿园。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变节，和顾顺章相熟的董健吾被迫转移。不久后，幼稚园中的一个名叫桂荷英的保育员外出失踪，为安全起见，大同幼稚园立即解散，孩子们分散转移。
此后，毛岸英兄弟被董健吾转移到他前妻家中，后因中央从上海迁往瑞金，资助中断，毛岸英兄弟一度流落街头，一年后才被找回。
1936年6月，董健吾委托李杜将军把岸英兄弟带到苏联。李杜将军是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当时东北已经沦陷，他想回到东北领导抗联工作，但国内路途已断，于是准备以出洋考察为名，转道法国、苏联然后进入东北。
谁知道法国后，日本向苏联提出抗议，不许李杜进入苏联，苏联迫于压力没有给李杜签证，李杜只能无奈返回上海。李杜离开法国后，岸英兄弟就滞留在了法国，需要有人把他们接到苏联，而康生在当时就负责了这个工作。
据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中回忆：
“当康生获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滞留在巴黎已经有近半年还未获准入境后，便找了个借口赶到巴黎……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
（注：岸英出生于1922年，1936年的时候，他只有14岁。此前康生从未见过毛主席，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决议早就经由陈云等同志传到了苏联。）
1937年11月底，康生离开苏联回到了延安，而岸英在留在苏联学习和生活，先后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学习，直到1946年，他才乘坐飞机回到延安。
也就是说，从1936年到1936年，岸英在苏联生活了整10年，度过了他的14岁到24岁。
岸英回到延安后，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去“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在解放区参加劳动，“康生提出要毛岸英到社会部并参加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到了1947年，国军发起了对延安的进攻，毛岸英随康生一起转移到了山西临县，之后又去了山东。
来到山东后，康生负责山东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违反中央政策，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还称之为“搬石头”，此举引起了毛岸英的高度不满。
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中回忆，在康生的打击下，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等同志都遭到了撤职、降职。为此，毛岸英对康生心有不满，“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
林浩当时是胶东党委的书记、胶东军区的政委，职务比大名鼎鼎的许世友还要高，但在康生的打击下，他被错误撤职，到1955年仅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特别可惜。
康生因为他在土地改革中的错误政策，受到了中央的批评。1949年后，他对自己只出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的安排不满意，尤其不愿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当副手，于是称病数年。在1956年的八大上，他从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段时期是康生政治生涯中的低谷，其根源就是他在延安、山东时期犯了错误，引起了党内同志的普遍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