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奚佑

编辑 | 阿树



又是靳东

连续两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靳东都提交了有关AI技术与网络平台立法的建议。

3月5日,在政协小组讨论上,靳东回应称:“一些喜欢我影视剧的观众,被AI换脸视频骗得很惨,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希望能建立更好的规则。”



靳东回应AI换脸导致的诈骗问题

靳东所指的,让人们联想到了去年11月,江西宜春,一位老人来到银行,扬言要贷款200万,给网恋男友“靳东”拍戏。她的材料不全,银行没给办,但坚持不肯离开。好在民警赶来劝阻,才知所谓靳东是AI换脸视频。一场骗局险些成真。

这不是孤立案件。“AI假靳东”登上热搜后,一些网友纷纷讲起在家帮老人和AI“斗法”的过程。老人们沉迷刷AI靳东,无法自拔。帮他们破除AI迷障,成了家庭生活的日常。

考虑到靳东在中老年群体中的观众基础,即便类似诈骗近年来屡见报端,但“假靳东”依然在互联网的隐秘处招摇。

2020年秋天,江西都市频道报道了当地一则轶闻,一名61岁女子,因与“假靳东”网恋数年,离家出走。“假靳东”至此广为人知,但大都是演员靳东的影视片段,配上腔调生硬的机械男声,有的甚至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破绽百出。



五年过去,骗术套路未变,技术却愈发逼真了。有了AI换脸和AI拟声技术的加持,“假靳东”在方寸屏幕之间愈发栩栩如生、真假难辨起来。

换脸技术不新鲜。只是,如今AI技术以假乱真,互联网空间AI信息泛滥成灾。年轻一代网友“冲浪”经验丰富,练就了“火眼金睛”,依然难免被骗,何况中老年和未成年群体,对AI技术不甚了解,所以存在巨大认知盲区。

因此,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规范和治理,也成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个委员代表的关注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建议,加强“AI换脸拟声”违法侵权重灾区治理——去年国庆期间,“AI雷军”那句“开小米Su7创死你们”,就让他本人深受其扰。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则称,应当加快制定针对AI生成虚假信息的专项法律法规。



雷军深受AI拟声恶搞视频所扰

甘华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AI生成的虚假信息“已严重干扰公众判断、损害社会公信力和稳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洪磊告诉南风窗,如果对AI谣言放任自流,很可能会对社会的信心和稳定在造成巨大冲击。

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战争。”



真与假的边缘

一个看起来不过周岁左右的婴儿,左手端握着瓷碗,右手熟练地使用筷子,把沾满辣椒酱的面条喂进嘴中、咀嚼吞下。



光是文字描述,大多数人都能立刻意识到上述场景违反常理之处,如果进一步仔细辨认其中的细节,人们会发现,面条在被夹起以后骤然变得稀疏,与婴儿吞咽的节奏并不一致——显然,这是AI生成的“杰作”。

但仅凭这样粗糙的完成度,就足以令一部分中老年用户蒙在鼓中。在AI生成的婴幼儿短视频的评论区,鲜花、爱心和大拇指的表情包,被“人海沉浮”“上善若水”们反复敲下,堆砌成一片热烈的海洋。

一则广为流传的AI视频中,一群胖嘟嘟的婴儿,抱着硕大的金元宝,迎面走来。评论区清一色是“爷爷(或奶奶)接住了。”



春节期间,有网友回家过年,发现家中老人对着这样一段短短几秒的视频,反复观看了一个小时,笑得合不拢嘴,“老人沉迷假孙子”现象,这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让AI假信息在老年群体中的泛滥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部分AI短视频底部,会附以一行半透明的小字:“作者提示:内容为AI技术制作,虚构内容请谨慎甄别。”先不论这行不起眼的小字能否被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睛看清,“AI”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他们或许都不甚清晰,只怀抱着一副朴素的心态浏览互联网上的种种奇观:“视频怎么会骗人呢?”

被AI蒙骗,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上个月,正值壮年的“80后”也被AI谣言玩弄于股掌之中:一则“中国80后累计死亡率为5.20%”的信息在网络上肆意蔓延,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婷对此公开辟谣时称,这一虚假数据很有可能“来源于AI大模型的错误”。

甚至股市也会被AI谣言操纵。2023年5月,一网友利用某生成式AI撰写信息发表于某股市平台,造成科大讯飞当日午后遭遇股价跳水,盘中一度跌超9%。



AI生成的信息导致股价跳水

陆洪磊告诉南风窗,AI谣言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与新闻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传统谣言更像一则模糊的信息,模糊之中存在大量逻辑漏洞,普通人很容易辨别。而AI可以赋予谣言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是信源和图片,“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更像一则真实发布的新闻信息。

这种高度的逼真性,让谣言的威力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陆洪磊打了个比方,如果说互联网的诞生让谣言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那么AI谣言的破坏力就是“核武器”。



“良心活”

据《法治在线》报道,去年1月,一则“西安突然响起巨大爆炸声”的谣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后经查证,该谣言的发布账号,隶属江西一家MCN机构,“从文本到图片都是AI生成”。

其基本的操作逻辑是,将关键词指令输入AI,它便会自动生成几百至上千字的文本,配上几幅貌似与事件有关的图片,编造成一篇煞有介事的谣言。



经警方调查,该账户负责人王某发布该谣言,目的就是为了推高账户阅读量,以换取平台的流量激励。他所经营的MCN机构,最高一天可以生成4000至7000篇文章,其中流量最高的一篇文章收入达700元。初步估算,其每天收入在一万元以上。

每天数千篇文章,远远超出全世界任何一家媒体的单日产能,从中足以看到,AI生成信息,正以何种爆炸式的速度,挤占整个互联网空间。

这股浪潮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的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低成本、高利润,伴随着生成式大模型技术的突飞猛进,制造谣言的门槛大大降低,催生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灰黑产业。

对此追查却十分不易。郑州市公安局负责人在相关媒体采访中称,AI书写段落的语言能力很高,还可以随机插入素材和图片,这要求他们必须对每一处信息要素都加以印证,事实核查的成本大大提高。



输入关键词,AI软件会自动在网络上抓取信息,生成文本及配图

于是,辟谣的速度被迫放缓。而在“传谣”与“辟谣”速度逐渐拉开的时间差之中,AI谣言对公共舆论空间的破坏性,就此肆意放大和显现。

那么,我们是否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运用AI去治理AI谣言呢?

一个技术性的客观现实是,AI生成图像检测技术的发展,目前依然落后于生成模型技术的发展速度,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始终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困境。

另一重挑战则来源于跨平台协作。

我国自2023年1月10日起实行《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然而在实践中,限于各平台技术水平、内容特性和标准化的各项差异,当一则AI生成内容被下载或截屏,再上传至另一平台,“原先的水印有可能就消失了”。

陆洪磊说,高水平的水印和图像检测技术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目前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去承担其成本。“一些中小型平台检测技术依赖开源工具,且往往难以承担计算资源和维护成本,准确率较低”。

更何况,单纯基于商业角度考虑,对水印和检测技术的庞大投入收益究竟如何,“需要打一个问号”。在陆洪磊看来,在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状况下,平台对AI生成内容的规范治理并无严格约束,“更像个良心活”。



“人机对齐”

AI生成的图像和影像,人们尚且可以通过它的光影变化规则、边缘物理规律的异常去细心辨别。比如今年1月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合成视频,“西藏地震小男孩被废墟掩埋”,只要细心观察,男孩的左手由六根手指组成,肉眼就能“检测”出来——至少,目前还不难,未来却不好说。

而对AI文字谣言的甄别,却几乎无从下手。

“当前AI生成文本语义一致性之高,已经到了专家学者都难以区分的水平。”陆洪磊说。当下,对AI文字谣言的检测,“更多时候需要深入其意义表达去判别,目前尚无特别有效的手段攻克”。

就比如上文所述那则“中国80后累计死亡率为5.20%”的谣言,若非长期研究人口的学者公开辟谣,对统计学和人口普查专业知识知之甚少的普罗大众,很容易便会信以为真。



对于文字信息的治理,平台目前的普遍做法,集中于对同质化内容的识别和处理。个别MCN机构利用AI批量生成相似内容大规模投放,而平台通过对文字相似性的比对,可以及时发现异常、实时整治。尽管卓有成效,“但在同质化内容与谣言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概念差异。”有学者向南风窗表示。

技术条件日新月异,行业秩序尚未建立,繁芜丛杂之中,亟盼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规范。

而这也正是今年两会期间数位委员代表共同关注的焦点。

我国于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如今形成了以此暂行办法为核心,辅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单行法的人工智能规范。



2023年7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在媒体采访中介绍,目前依然缺乏高位阶的专门立法,现有管理体系覆盖范围较为有限,尚且难以应对快速的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也在《关于加强AI深度伪造欺诈管理的建议》中写道:我国相关立法虽有关注这一议题,“但已出台的规章制度尚不成体系,还不具备可操作的细则和明确的处罚标准”。

陆洪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人机对齐”。即AI的内容创造,应当受到人类伦理规范的约束,“人类造谣会面临的结果,AI造谣应该一视同仁”。

只是,落实这一原则的过程中,责任应该指向哪个主体、细化至怎样的程度,还需视具体情况共同商定。

而无论如何,陆洪磊相信,人类的智慧与经验,不光可以体现在大模型技术的飞速迭代之上,它们同样可以体现在对规范和管理机制的动态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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