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邓公复出工作，担任总参一职。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他肩负着众多重要职务，工作十分繁忙，难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总参部的事务中。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中央为他配备了八位得力助手，他们分别担任副总参，共同协助邓公处理军事要务。这八位副总参个个都不简单，其中有三位上将、三位中将，还有党内资历深厚的老同志，以及一位年仅 48 岁却潜力巨大的年轻将领。
三位上将中，杨勇作为常务副总参，负责总参部的具体工作。在战争年代，杨勇就是邓公麾下的得力干部，跟随邓公南征北战，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他们之间不仅有上下级的情谊，更有着深厚的朋友之情。在邓公受难之际，杨勇四处奔走，为邓公平反，这份情谊邓公铭记于心。因此，邓公复出后，毫不犹豫地让杨勇担任自己的助手，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李达同样是邓公在战争年代的亲密搭档，作为刘邓大军的参谋长，他为刘邓大军的辉煌战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例，这一战略行动意义重大且充满风险。李达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精心策划行军路线，巧妙安排兵力部署，为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奠定了坚实基础。
彭绍辉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独臂英雄。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为国家和人民战斗的脚步。他在彭老总手下任职时，英勇无畏，多次在战场上立下奇功。建国后，凭借卓越的能力和累累战功，他担任副总参，继续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三位中将里，王尚荣自 1952 年就进入总参工作，从作战部副部长做起，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出色的能力，一步步晋升为副总参。张才千此前在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九一三事件” 后，被调到北京担任副总参。当时总参工作亟需有人主持，他勇挑重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王铮虽从未上过战场指挥作战，但他在电台建设方面成就斐然，连毛主席都对他称赞有加，肯定他的大功。正是凭借这一专长，他成为副总参，为军队的通信建设贡献力量。
伍修权是众人中资历最高的，他曾是我党的翻译，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丰富的经历和卓越的能力，使他在之后担任副总参，为国家的军事决策提供重要支持。
而迟浩田在这八位副总参中显得尤为特殊。他资历尚浅，战功也相对较少，大授衔时仅为大校。但邓公独具慧眼，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副总参。迟浩田起初得知任命时，深感震惊，他自认为能力和资历不足，难以胜任这份工作，便向邓公辞让。邓公却鼓励他，告诉他有老同志在背后支持，让他大胆去做，不懂就学。就像当年毛主席鼓励年轻干部一样，在延安时期，许多年轻干部在毛主席的鼓励下，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迟浩田在邓公的鼓励下，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新工作中。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很快就适应了新岗位，并且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邓公的眼光。
这八位副总参，各自凭借独特的经历和能力，在邓公的领导下，共同为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历程，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生动写照 。
